旁白：朱柯明，喜欢穿白衫配吊带裤，高高大大的北方男子，威武中透着斯文。他爽朗的笑声、敏捷的思维、自信的神情很容易感染周围的人。

主持人：朱柯明先生，1957年生于北京。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毕业，1992年移民香港。他爱好哲学艺术，画过油画、国画，设计过大陆的一流园林别墅，后来成为拥有近百员工、家资千万的成功企业家。可是你可曾想过他就是起诉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的第一人。

观众朋友也许要问，一位成功的企业家，家资千万的富翁，艺术家，为什么要起诉江泽民呢？这个问题，朱柯明他说;他已经答了不知道多少遍，那我们就听一听朱柯明先生细说他的人生和心路历程吧。

朱柯明：我是从香港回到大陆以后才办企业，那时候我是国家干部，在一个国家的外贸公司里边当职员，了解中国社会的人都知道在中国没有什么家财万贯的，都是国家的人，挣的工资也都有限。

世界都是开放的,中国自己是封闭的，但大家都在注意中国的市场，大家都在打中国市场的主意，我想我在中国土生土长我在北京长大，我了解中国社会我了解中国人，我想不如自己回去办企业可能来的更快，但没有资金，家里没有什么存款，中国正规的家庭不是贪官的家庭他没有这么多的资金去办一个企业，那要几十万上百万资金，是我过去在单位里的信用，凑的钱办企业。注册资金是几十万，实际上运转资金不止，是的一百多万，最开始的时候，是这样起的家，然后我又陆陆续续把钱还给人家。开始时我挺喜欢家具的，觉得中国改革开放，现在都换新房子，家具可能很好，我又喜欢设计，做世界一流的家具，办公室设备，都是系列的，有包装，很严格的，做得也不错。

自己在做装饰公司之余研究尾气，没多长时间我研究出来了，是物理性的，当时也讲究北京要绿色要环保，而且也说以后要奥运如何如何。都觉得这很好的，而且当时申请专利的时候，国家专利局的处长也都很激动说，哎呀，这是对国家很有利的一个东西，那个时候一算帐，这个专利如果实现的话，每年的资金盈利是亿万元为计数，多少亿万人民币为计数，很好的，正在活动，正在开发当中，成品都已经有了，正在推广当中，这不就被抓了吗？

被捕以后这些东西要说损失的话，就不止是千万，绝对绝对不止是千万。我有两个专利，一个是吸鼻通，给儿童的。我就发明这个又能止痒，又能把里面黏的液体、不干净的东西都给吸出来。达到这么一个目的，研究出来了，已经做出模具了，经山西的一个军队企业，我做出模具了，准备批量生产了，那一个我想我能赚二十块钱不成问题，纤维橡胶，那也是每年几千万的收入，也都没有了，共产党一抓我都没有了，搞机动车尾气那个，正在推广也没有了，每年亿万元的这个也没有了，那是很有前景的，汽车防撞报警也没有了，测注水肉，还有其他的，我有很多想法。

段巍：我做医生，尤其是在东南亚比较多，以前刚开始在欧美，后来在东南亚接触一些高官。我很喜欢木制家具，看到国外往欧洲走的木制家具非常好，我就进口了很多，中间有些家具运到中国以后嗑碰了需要加工，正好朱柯明有工厂，有企业正好也是做家具的，所以我就跟他接触到，我也是在寻找人，国内现在跟外边不一样，外边的人没有像国内这么复杂，所以你要把这些东西交给一个人的话，必须牢靠，我接触他之后，这小伙子不像的那些吃喝嫖赌娼的那些人，比较有脑子，不像其他人一看就不能接触，一接触还行，事业企业都做的不错，我想学法轮功都是好人，他要能学法轮功肯定不会坑蒙拐骗。所以我讲，好了，你要想跟我合作，你最好能够学法轮功。

朱柯明：我做事情不是要做成我们家的个体户，我那时候企业办得也可以，我说这不是中国大锅饭，也不是个体户也不是夫妻店，它就是一个企业，你要对你的良心负责，你要对你的产品负责。他们每次发工资会说谢谢老板，我说不是我当老板发给你工资，是你用心把产品做好，得到社会的承认，有顾客买这东西了，把钱反馈回来，是顾客承认你的工作，他发给你的工资，不是我发给你的，你一定要对得起你的良心去做事情。

我有很多朋友，过去的同事都办了很大的企业，有集团公司的经理，平时和他们也有接触，我后来发现挣钱也不行，挣那么多钱干什么呢？我看这些人的生活，搞小老婆，玩女人，而且自己在酒楼饭店没有人样的地方消费，什么所为的卡啦ok，我真的是接受不了。

旁白：钱有了，名有了，难道就像这些人一样醉生梦死，就是最后的目的了吗？朱柯明的内心深处充满了迷茫和惆怅。

朱柯明：九八年以前我基本上是无神论者，也是什么都不信的，过去我也知道社会上有很多信仰，比如基督教、天主教、佛教还有道教，因为在中国文化也有这些东西，在国外文化里面也能了解到这些东西，我都了解但是我都没有信过。

段巍：我说最好你能看看这本《法轮功》，看了《法轮功》以后，三天，他突然间夜里头打电话来，哎呀，这本书神了，冒金光！冒金光！

朱柯明：首先从我个人这里讲，我从法轮功受益了，我从过去一个不知道人生目标的人，我从过去一个抽烟喝酒无度的人，我明白了什么叫正信，我通过学法轮功我自己的身体变好了，而且我也知道人为什么活着了，什么叫真正的正信，而且我的家人也受益了，比如我母亲，他生我们六个小孩，我是老三，她浑身的病，类风湿，每年都感冒一次，一感冒就发烧，一发烧就转成肺炎，就打点滴，她通过学法轮功以后，没有得过病，脾气也变了很多。而且我了解很多学法轮功的，我认识的朋友，很多学法轮功的，很多都是企业大老板，因为都是在这个圈里面的朋友，还有我过去的老领导，他们学了法轮功以后全都转变，而且这种转变不是政府人为强制的，法律强制的，人看不到他还要做坏事那种形式，不是，他是真正的主动从内心改变自己，做好人，给国家社会带来了很大好处，每年中国这一亿多人，或者共产党不反对的话更多的人学法轮功，会给中国社会中国政府带来多大的好处，能够节省多少医疗费，这是很大的。

主持人：正如朱柯明先生自己所说，他博览群书，上下求索。他修炼了法轮功以后明白了生命的真正意义，朱柯明按照“真、善、忍”的道理要求自己，作一个真正的好人。很快手下的员工发现老板改变了。原来脾气暴躁，骂人不留情面，现在变的宽容起来了。朱柯明还买了好多的法轮功的书籍，让公司的员工以及家里的亲人也开始学炼法轮功。

朱柯明：1999年720以后，我们开始很惊讶，当时我就哭了，我和段巍和王杰一起看新闻，当时我们就哭了，我觉得这个国家怎么会这样那？这个政府怎么会这样那？这么好的功法，我这么好的师父，为这么多人的某了这么大的福利，为这么多人带来这么大的益处，还有福份，你怎么能够说他不好？这么好的功法，你怎么能去说他是邪的呢？！我当时就哭了。

段巍：我们三个人去公园看，到处都开始已经有些警察了。

朱柯明：当时还拿他当国家主席，写的是拿江泽民当国家主席给去的信，最开始去了四封信，让全国人大转交，让政协转交，让转交，直接寄给江泽民这四封信。没有消息，我们认为它这个国家好像是民主了，那个时候认为中国改变了很多，还是没想到控告他。后来我们就想，既然给江泽民去信不管用，那我们就把这个事情向中国最高权力机关，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全国人民政协，给这两个机关去信。那时候寄就不是几封了，一下就是上百封的给他们寄，而且那个时候信的名字叫，致全国人大政协委员公开信，写得也很厚。写完信以后，我们手写的位址邮政编码，都是几百封几百封的寄。寄完以后，镇压法轮功的情况在社会上还是没有见到改善，而且还变本加厉。

去到中央上访的人，挨打挨关挨扣，还有老人被强制赶出住房，断水断电，越来越厉害。我们发现不行了以后，我们又给其他政府部门去信，比如各大部委，后来又给各大新闻媒体去信，还有给公安部门去信，后来又给世界各地去信，去了很多信，无数封，开始时是几百封几百封的寄，开始贴邮票，后来买了信封就印了邮票那样的信，大批大批的寄，寄完以后还不管用，我们告诉人大政协了，告诉世界各地了，告诉国家政府机关了，告诉新闻媒体了，告诉所有的老百姓了，这个现状还没有改变，最后我们想没有办法了，但也要跟政府讲真相。

想到法律程式，开始我写了一个起诉书，控告政府，起诉书也写得很长，但是没有法律条文的规矩格式，就是按照自己想像写的，纯粹在讲道理、很厚，准备拿出去的时候，其他的也学法轮功的讲，这样不行吧？不符合法律程式，而且法院可能不受理，必须得正式的法律档，法院才能受理。

我也觉得挺神奇，我本身不是学法律，我是学艺术的，我是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毕业的，我是学艺术的。但当时那种环境我觉得很紧迫，如果不把法轮功这个邪教问题及时纠正过来的话，每天每刻每时都有人在遭受迫害，而且对国家政府对百姓都不利，所以说想尽快解决这个问题，心情是这样的。但是想起法律程式又不懂法律怎么办？我们就从技术做起，我们就开车到北京最大的西山图书大厦，选择各种法律书，法律文本，法律汇编，还有起诉申诉的各种写法，我们买了一大堆书，抱回来了以后看了三天，看了三天以后我发现唯独以《申诉状》的形式去申诉，才可以达到真正控告的目的。

申诉必须有具体的人物，所以我们知道这个事情非得告江泽民，和对这件事情有直接关系的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对这个事情是直接有责任的，告他是没有错的。罗干当初是政法委书记，罗干是专门管法院检察院公安还有监狱，他是管这个系统的，迫害法轮功镇压法轮功很多都是罗干亲自下的指示。他的指示是两套，对老百姓是不知道的，暗地里面都是用口传电话的方式传达到个级的工安部门和派出所。当时写完了以后，一共有四十多页，给他列了九大罪状，有迫害法轮功的罪状，而且还有关于法轮功赔偿方面，还有关于他们违反国家宪法和法律这些事情，罗列了无数的罪状，一共是九大类。

旁白：2000年8月25日，第一宗状告前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案启动。两名法轮功学员向中国最高检察院和中国最高法院提交《申诉状》，状告当时的中共国家主席江泽民、中央书记处书记曾庆红与政法委书记罗干迫害法轮功的违宪、违法行为。

朱柯明：列完了以后我们三个人全都签上名了，全都签字了，我想告要以真名实姓去告，我们法轮功修的是真善忍，我们也不怕把自己的名字写上，但知道可能会有危险，我们就真名实姓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上面。但是后来出现的不是三个人的名字，而是两个人的名字，我们担心共产党抓我们的话，留一个人能够照顾我们，能够把我们这个事情在外为界传达出去，就把段巍名字给取消了。

主持人：朱柯明先生意识到用法律途径起诉迫害决策人。正如朱柯明先生所说：这是符合宪法，完全符合一个国家公民的权益的正义之举。那么诉状寄出后，朱柯明和王杰的境遇又是如何呢？

段巍：九月七号晚上10点钟，我正好开会。刚把衣服换上，就听见楼底下咕噜咕噜声响。嘿！怎么这么大声音呢？我就冲出门来，他还在里头呢，因为念完了新稿，还有新的东西要再写，我们楼底下还有九十九封信没寄呢，今天晚上还有再去寄信。就听底下咕噜咕噜，一看，我一出门口，五六个警察已经冲到楼梯了。我就喝斥，下去！警察贴到我身上说，我们是公安局的。我说公安局怎么了？这里是私人住宅，下去！那时候我是挺恨不是别的，我心想上头一大堆东西，我们满屋子都是法律的书，大法的书，还有这么长时间写的东西都在房间里，他们一上来肯定都拿到了，反正怎么样我也是敢冲那个，因为他在屋里还没出来嘛，我说：下去！警察就退下去了，他没敢说就退了，我说谁也不许上楼！我上上厕所。我上楼后，咵咵～摆东西，门啪啪～给带上。把所有他写的东西塞在我沙发底下，他那屋里的门我也蹬上了。

朱柯明：抓我的时候，我正在段巍医生的家里面，在北京西山的别墅里面，它们在抓我们之前就把别墅周围的灯打坏了，院子里一片漆黑。
朱柯明：我还在楼上，就听到楼下比较乱，段巍医生从里屋下来，我问怎么回事啊？一进到厅里以后，一看特务警察已经进到大厅里了，跳过私人院子闯进大堂，他已经进来了，而且他们没有穿制服，没有带搜查令逮捕证，什么都没有，连制服都没有，一切都没有，说你是不是朱柯明啊？我说，是啊。咵！就给我戴上手铐了。

段巍：刚开始还没逮王杰，他们不知道王杰跟他在一室，根本王杰就没有出现，当时问道，你是谁呀？王杰。拷！那警察，拷！

朱柯明：他就给我戴上手铐了，我说我犯什么法律你要抓我？他也不说我犯什么法律，说，你自己知道。然后在屋里就录像，又拍又搬。实际上他就是接到我告状泽民的申诉状以后，按照我们签字的名字来抓我们的。

段巍：可能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写我的名字，他不知道我跟他们是一伙的。因为电脑里我是第一个，后面他一拿电脑，我心里就知道了，我就不管，这点事我要过。我问一个警察说，你们谁是当头的？他说那个是警察局长。我说，你是警察局长？他说，告诉你啊，你出去可别胡说八道。我说谁一胡说八道啊？你是干什么的？旁边说这是我们局长。我说你是局长这么样？我说我医生要胡说八道有你今天能活吗？！他问王杰合朱柯明住在哪？我说什么事？他说要上他们房间看看。其实他们俩是分房间的，我就指他们去同一个房间。我还让王杰藏好了。小小子也不懂，王杰都藏在大衣兜里头，一进去王杰那房间，把大衣柜一打开就看见了。他（朱柯明）那房间全都是东西，我把这个门锁上了，这个门不能进，这是别人的房子，我不让他们进，就了王杰一个房子，是王杰一个人的，但没有他（朱柯明）的地方，他那地方我说锁上了，没让他们进，他们下去后正在找东西，我就上来把所有的东西，咵～放了两大袋子东西，我就赶快放露台了，我就怕他们一定要冲那个房间，我就放露台了，露台正好没灯。

我们没有想到自己什么安危，真的没有想，也没想到他真的来这么一下，但是他们抓走他我也没有一点惊慌，只是为了保护他写的资料，不给他们添上什么东西让共产党抓到把柄，但是电脑拿走以后没办法了。因为我们那时候电脑只会进不会出，所有做的事写的东西都在电脑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