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文化大革命”开始那年，也就是1966年出生于四川省中江县。父亲就读“文革”前政法大学，毕业后被分配到四川省绵阳市一所中等专科学校教书，文革时被打成“走资派的黑爪牙”，发配到偏远的绵竹县汉旺镇。我跟着父亲到了这个人口只有三万的小镇，度过我的童年和少年。

八十年代初，国家重建文革中被砸烂的“公、检、法”，父亲重新调回绵阳市，在新成立的市司法局工作。我跟随父亲到了绵阳市南山中学读高中。

1984年毕业考入北京大学地质系，大学三年级时成为全班第一个中共党员，1988年大学毕业，因成绩优异而免试录取为本校研究生。

1991年研究生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1997年转调投资顾问公司从事证券投资工作。

我和我先生是在北大武术队认识的。在茫茫人海中，我们互相一眼就看中了对方，很快就双双坠入爱河。1988年我还是研究生时我们就结婚了，婚后我们生活可说幸福美满，朋友们都非常羡慕我们，直到1992年。

那年我分娩时因医疗事故两次大出血，险些跨进鬼门关。两次输血又使我感染医学上尚无法治愈的C型肝炎。从此我开始了漫长的治疗和住院生涯。我吃过各种药，打过昂贵的干扰素，练过气功，都没怎么管用。95年做超音波检查时，医生看出我已有早期肝硬化的迹象。

产后四年我都不能上班，身体虚弱得风一吹就会倒，直到1997年我开始修炼法轮功；我的健康，心灵，世界观从此有了一个全新的开始。

第一部 隔世为人

第一章 信仰的迷雾

典型“五分加绵羊”

我是一个典型“文革”时所批判的那种“五分加绵羊”，也就是学习成绩五分满分，又像绵羊一样乖巧听话。在“知识越多越反动”及“造反有理”的年代，“五分加绵羊”等于落伍与不“革命”的代名词。

在父亲工作的那个小工厂里，我们一家几乎是唯一的“臭老九”，不大能与其他“劳动人民”打成一片。为避免是非，母亲不鼓励我与其他小朋友玩，所以我大部分课余时间都在看我所能搞到的课外书。为了看书，我想尽了一切办法：在被窝里照着手电筒看、盛夏的夜晚躲在密不透风的蚊帐里看、上体育课装病留在教室里看、用竹竿将父亲放得很高的书捅下来看、上课时从课桌的裂缝里偷看、从伙食费里省下钱来租书看……。那个年代可看的书并不多，用“饥不择食”来形容一点也不为过。看书是我那时期最大的快乐。

虽然看了很多书，但一直到高中毕业，我的思想都非常单纯，除了想着好好学习，以后当个科学家，几乎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

进入北京大学这所全国最著名的高等学府，无疑是我生活和思想的新起点。思想的独立、自由和前卫，是北大最大的特点。在这样的环境，我的自我意识自然而然地觉醒了，一如许多北大人，我开始思考许多问题。

长大又变小

千古以来，哲学家一直在试图回答这样的问题：“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去？”北大图书馆丰富的馆藏让我如鱼得水，记得我几乎涉猎了我能接触到的所有中、西方的哲学门派：卢梭、叔本华、尼采、康德、黑格尔、沙特、佛洛以德、苏格拉底、亚里士多德、犬儒主义……每一个门派都剧烈地冲击着我，这些哲学大师将我的思想推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和深度，我似乎明白了好多。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当冲击淡去，我又觉得自己还是一样迷茫，对于“我是谁？我从哪来？我到哪去？”还是未能找到一个满意的答案。

“一天天长大，又一天天变小，永远不明白人为什么活着”这句话，是我大学毕业时写在同学留言本里的赠言，它真实地记录了我当时的思想，和对人生的感觉。

中国气功热

成为一个像居里夫人那样出色的科学家，是我少年时期的理想。进入大学，学到更多的科学知识后，我开始思考：从爱因斯坦以后，科学基本上没有什么实质的飞跃；现今许多进步，都只是技术上的，而非科学上的。在新的世纪，科学如果能有什么进展，应该是在生命科学领域，因为表面上人类虽然可以上天入地，但对于自身的了解还是太少太少。我相信正因这种了解太少，才留给我们发展的空间。

也就在这个时期，中国社会出现了一股人体特异功能和气功热，北大生物系生命科学学院生理学教授、自然科学处处长陈守良和他的同事侯教授，从1979年中国出现耳朵认字的第一例，就开始进行这方面的研究。陈守良教授1979年 8月提出论文《关于人体一种特殊感应机能的调查报告》，发表在《自然杂志》2卷11期、12期。

他们本着严谨的科学态度，潜心研究十几年，搜集大量第一手资料，钻研相关古籍，并合开了一门全校共同选修课“人体特异功能与气功研究”。我在研究生期间选修了这门课。两位教授严谨的治学态度令我印象深刻，我至今还记得，他们谈到气功界出现弄虚作假的败类，败坏气功的名声，在讲台上气得发抖的样子。

我与同学一起参与过许多设计得非常严密的实验。这些实验证明人体特异功能不但存在，而且在某个年龄还很容易被诱发。两位教授在北大附小四年级做过诱发手心识字功能的实验，结果60％以上的小学生都能被诱发出这种功能。他们还做过思维传感、意念致动、遥视、催眠等许多其他的实验。

大量的实验证明人体特异功能的客观存在，但在理论上，两位教授却无重大突破，上课讲授的主要是古藉中的记载。我记得他们老实对我们说，现在他们的能力还不足以提出人体特异功能为何存在的理论，所以一直致力搜集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期望为后人继续研究铺路。在科学上，这个阶段称做“唯象阶段”，即只搜集资料，不做解释。

后来出于科学研究的目的，我学练了好几种气功。每一种都很投入，每天都做笔记，记录练功体验。我想学习两位教授，积累一点真实可信的第一手资料。

这些经历让我相信人体的奇妙，更加确信科学的下一次突破，一定是从生命科学领域取得。我也体认现有的科学理论，离真正透彻、圆满地解释这些现象，还太遥远了。

然而，不知从何时，我开始思考科学的社会作用。我认为，人类不应该为了发展科学而发展科学，科学的发展应该是服务人类，为人类谋求更大的幸福。诚然，今天的科技以前所未有的速度蓬勃发展，人类正享受着科技发展带来的舒适和便捷。但一千多年前的诗人陶渊明能写出“采菊东蓠下，悠然见南山”，而今天的流行歌曲在唱什么呢？“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我孤独”“我忧伤”“我寂寞”，古人在文学、音乐、美术作品中流露出的闲适、安宁、和谐、优雅和美好，今人不再拥有；今天人们内心充满了焦虑、不安以及对于未来和世界的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空前地紧张，飞速发展的社会让每个人都拚命往前赶，旧的社会伦理和道德受到强烈的冲击，原有的平衡被打破后，新的平衡还来不及建立，就有新的问题出现……

科学的发展究竟给人类带来了多少相对应的幸福呢？幸福应是人内心深处的感受，而不是人拥有了多少物质或技术。如果科学的发展并没有给人类带来更多幸福，我们还要科学干什么？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对科学产生了深刻的怀疑。

术数死胡同

我第一次接触的佛家著作，是用毛笔正楷手书的《金刚经》。当时借这本书是为了练字。当我一遍遍地临摹这本经书时，“远离颠倒梦想，究竟涅槃”这些话像一团云雾在我的脑里飘来荡去，我试图去抓住这团云雾背后的东西，却总是差那么一点。

后来我又试图徜徉道家的世界，仔细阅读《道德经》等著作，老子、庄子那绝无仅有的东方智慧和圆熟，让我叹为观止。再后来，从上研究生起，我又对《周易》起了兴趣，买了许多参考书，煞有介事地钻研。这种痴迷一直持续到我分娩之前。

怀孕期间我一共起过三次卦，来预卜自己的分娩是否顺利。三次卦象都很凶险，但我并没有太在意，更没想过要怎样去回避，因为那时我怀着半研究半游戏的心情，还不明白应不应该相信世界上的一切都是可以预测的？人的命运是不是出生时就已注定的？这些问题都很大，牵涉到整个宇宙观的问题，我暂时还做不了决定。

后来我分娩时真的出了事，差点命丧黄泉。这时我内心充满了对命运之神的惊怖和臣服，不得不相信冥冥之中一切确有定数。如果人的命运真的存在某种必然性，我们还能不能改变它呢？

困惑之际，我遇到了台湾道教协会理事长。他建议我研究奇门遁甲。我买了很多书照着演练，但很快就颓然而废了。在术数的迷宫钻了好几年后，我对这种繁琐和冗杂，突然感到一种深深的厌倦。

我很早就想过：整个宇宙有规律地运行着，大至星系，小至微观粒子，都有自身的运动轨迹，连烂泥巴我们都能写出它的分子式来，为什么独独就人的这个层次显得那么杂乱无章呢？

我相信宇宙之所以能够维持它的和谐与稳定，一定是因为宇宙中的万事万物在遵循着某种共同规律，也就是说，宇宙中应该存在着一个终极真理，而这个真理应该是简单的。

正如释迦牟尼在苦修六年后，突然发现苦修不是道而决定放弃一样，我也认为想透过术数来认识宇宙的真理是徒劳的，也不是道，所以我也放弃了。我对于宇宙真理的探寻和人生的思考停滞不前，每天忙于应付日常事务，不再想这些不着边际的问题。但总体来说，我的世界观渐向佛家靠拢。我有一种模糊的感觉，觉得宇宙的真理一定是在这里。但那团“迷雾”的后面是什么？不得而知。
（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