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尽力救你父亲”，我说。“我将尽最大努力。也许我会失败，但如果你能遵照我 的一切指示，如果运气好，并且上帝愿意帮助时，我想我们可以成功。你回到家去，告诉你父亲把头剃光，装扮成苦力，找些苦力衣服穿上。今天是星期五。你回家的路途需要一天。我必须到星期日以后才能离开此地。下星期二，我可以到达你们的村庄。我会骑着脚踏车穿过村子。告诉你父亲骑着脚踏车尾随在我后面，但不准和我交谈──仅能远远随在后面。我们不能逗留。当我离开村子，他就跟在我后面，像是我的佣人，随我返回教会。

我们又谈到其他细节──我到达村庄的确定时间，进南门或是进北门。他的父亲应该知道一些关于教会的事。返途中我们可能遭到盘问。这位青年人向我磕头行礼，高兴得流下眼泪，欣然离去。

星期六和星期日都过去了，星期二天刚破晓，我向该村出发。下午，在村庄的寨子外面 看到一个人扶着脚踏车。天正下 着小雨，当我沿着泥泞道路走过时，我用眼睛斜看了他一下。一切都很顺利地按计划完成。当我俩踏上百里归程时，我们并着肩开始谈 话。

第二天我们回到教会，我领他到我的房间，请他在我的衣柜里选出一件中国式长袍。

“选最好的”，我告诉他。他脱去旅途弄脏的苦力服，穿上他习惯穿的长袍。以后的日子里，他一直记着我为保存他的体面所作的这件小事。几年后，当我从潍县集中营放出时，他正在等着我，拿着两个包裹，里面包满新衣服。那是一九四五年的事。

现在，他忙着在教会里作各种事情。他的学者气度使我和主教都深感愉快。我从李县长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书法家，并且精通法律。

后来共产党县长要没收我们南码教堂财产，我必须辩护时，便是李县长替我拟的辩诉状。他详细研究案件中的一切内容，用最大努力撰就诉状。我对他的诉状极为赏识，不仅文字好，书法也属上乘。但是李县长恳请我另外找人抄写诉状，因为他的书法独具一派，恐被认出而暴露形迹。我当然同意。当那位共产党县长看到辩诉状时，他深为赞叹。“谁作的”？他问。

“我的秘书写的”，我告诉他。“一个天主教青年”，我继续说，事实上抄写的确是一 位天主教友。

“他真有点学问”，那时这位红色县长的瞬时反应像是一个真正中国人，而不像是一个 共产党。

“噢，我们有很多这样的人才”，我不经心地骄做回答。

当我讲过后，我立刻感到悔恨，因为李县长曾对我说，共产党不仅清算富人，同时还压迫其他两种人：一种人是天赋的能力与品质可以成为所谓“天生领袖”，另一种是知识份子。李县长之所以遭忌，因为他可能成为领袖，同时又是知识份子，而且他还有一点财产。我担心我的话已经引起共产 党对教会里的弟兄的注意。

在与共产党接触中，每天都增加些可怕的见识。共产党的胆量，由于力量的增长而壮大，他们一天天把伪装的外壳逐层剥下，直到最后，我看到了他们野蛮狰狞的面孔，赤裸裸曝露出来。阶级斗争中的“追查”这个步骤，亦即追究到底，一无遗漏：他们会对一个人说：“好，你好像已经把所有东西都交出了。但是我们不相信。你还隐藏一些其他东 西。”于是他们开始用刑，迫使这个人招认出他的所有财产，直到确证他一无所有为止。

这种追查的实例我看得很多，一九四五年战争胜利后共产党到达保定南河庄时， 我看到共产党对一个富人的阶级斗争。

那是县里一位有钱的人，叫王昌群。共产党先没收了他的全部田地，财产和房屋。这是在公审──第一步──中完成的。王昌祥被拖到一个广场的高台上面，几个共产党傀儡 自称为被王某“欺骗”和“压迫”的“牺牲者”，他们走到王某面前，用手指着他，控诉他每一种万恶的罪行。广场上的人、好的、坏的、共产党和非共产党都有。谁都不准 不参加。受过训练的共产党，职业煽动者，和乌合的流氓领头。他们有他们鼓动情绪、恐布、和混乱的手段，以造成群众的疯狂愤怒，要求报复。

共产党县长列举王某的其他罪行。控告人开始为了他们在王某手中所遭受的“压迫”而 咒骂痛哭。王昌群──这位茫然不知所错的牺牲品──开始申辩。控告人向他冲去。 县长伸手拦住他们，向群众演讲。

“乡亲们，这个人否认他的罪行。你们相信吗？”

“不相信！”群众一致喊叫。

“我们该怎么办？”

“没收他的土地和财产！”群众喊着。

“我们应不应该对他宽大？应不应该给他留一些土地和房屋？”

“不，不”，人群叫嚷着。 “把他的东西都拿走你们认为残忍不残忍？”

“不，不残忍！”

“他说他没罪。谁是对的？是他还是人民？” “我们是对的！”群众同答。

“乡亲们，谢谢你们相信政府。政府一定满足大家的愿望。我们的最大弱点是过于仁慈 宽大。”

于是群众们狂烈欢呼，并高喊“人民政府万岁！毛主席万岁！”

王某的土地，房屋和财产都被没收了。一年后的一九四六年，他又受到第二次清查。这 一次，所有衣服，家具和个人用品都被没收。次年，一九四七年，共产党又清算他的存 款，他缴出最后的一块钱。一九四八年，他们用毒刑和暴力对他进行第四步追查。他们 把他的拇指和足趾吊起来，使身体成一个Ｕ字形，在他住房的屋楔上吊了一天一夜。在 这种毒刑下，王某熬不住了，他招认出在他以前的一块田地里，埋有两坛子银元，一个 翠玉雕的卷心菜和一个翠玉小篮子。他已经招出最后 的财物。假使他不从实招认，就会被一直吊死。他们饶了他的性命，因为他们晓得他已完 全破产，也许在需要时可以利用他讲述他的经历以震吓其他反抗者招供。

中国的农民，几千百年来便习惯于把财物埋在地下以期保存安全。共产党是中国人，自然 熟知此点，所以到处掘地搜寻埋藏的财宝。在大陆未完全赤化前，人们委托给自由区朋 友代为保管的财产，也在被追查之列。王某所受的一套苦刑，只是共产党迫令农民坦白 的一种方法。许多财富阶级人士都因拒绝坦白而被整死，他们是希望个人的牺牲能保全家人 免于贫穷饥馑。但是到了后来，甚至有些曾经分享清算富人财产的贫苦阶级，也被没收 他们新获到的财富，并被共产党无情地杀死，正像第一批被牺牲者的情形一样，那时他 们自己也曾参加过“人民公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