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纪元11月29日讯】前言

文化是一个民族的灵魂，是与人种和土地这些物质要素同样重要的精神要素。

一个民族的文明史就是其文化发展史，民族文化的彻底摧毁意味著一个民族的消亡。人类历史上那些创造出辉煌文明的古老民族，也许他们的人种依然幸存，但是他们的民族却随其传统文化的消失而灰飞烟灭。而中国作为世界上唯一连续传承5000年的古老文明，对其文化的破坏就更是一种巨大的罪行。

「盘古开天地」、「女娲造人」、「神农尝百草」、「仓颉造字」，奠定了神传文化的初始。「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融入文化的血脉；「大学之道，在明明德，」两千多年前的孔子设馆授徒，把「仁义礼智信」为代表的儒家思想传与社会。公元一世纪，「慈悲普度」的释教佛法东传，中华文化变得更为博大精深。儒、释、道三家思想交相辉映，使盛唐时期达到举世瞩目的辉煌。

虽然中华民族在历史上多次遭到侵略和打击，其传统文化一直表现出极大的融合力与生命力，其精华代代相传。「天人合一」代表著我们祖先的宇宙观；「善恶有报」是社会的常识；「己所不欲，勿施于人」，是为人的起码美德；「忠孝节义」是人生于世的标准；「仁义礼智信」成为规范人和社会的道德基础。在这样一个前提下，中华文化体现出诚（实）、善（良）、和（为贵）、（包）容等优点。「天地君亲师」的牌位，反映出百姓敬神（天地）、忠社稷（君）、重家庭（亲）、尊师道的根深蒂固的文化内涵。中华传统文化追求天人和谐，重视个人的修养，以儒释道的修炼信仰为根，能够包容，能够发展，能够维护人间道德，能够使人有正信。

与法律这种刚性约束不同的是，文化约束是柔性的。法律偏重于犯罪之后的惩罚，而文化对于道德的育化却起著预防犯罪的作用。一个社会的伦理价值观常常是通过文化具体反映出来。

在中国历史上，传统文化达到鼎盛的唐朝恰恰是中华国力鼎盛的时期，科学也因此在世界上独领风骚。当时欧洲、中东、日本等地都派人去长安学习，周边国家则以中国为宗主国，万国来朝，重译款塞。秦朝以后，中国常常被少数民族占领，包括隋、唐、元、清和其他少数民族割据的朝代，但是他们几乎都被汉化，这不能不说是传统文化的巨大同化力所致。恰如孔子所说：「故远人不服，则修文德以来之」。

从中共1949年窃据政权开始，就倾国家之力开始了对我们民族文化的破坏，这绝不是它出于工业化的狂热、或希望靠拢西方文明而干了一些蠢事，而是它在意识形态上与民族的传统文化势如水火，因此它的文化破坏就是有组织、有计划、有系统的，并且是以国家暴力作为后盾的。从建党到现在，中共对中国文化的「革命」从来都没有停过，也确实企图彻底「革」了中国文化的「命」。

更为恶劣的是，中共对传统文化一直采取偷梁换柱的办法，把从古到今，人在背离传统文化后产生的宫廷斗争、权谋诡计、独裁专制等等「发扬光大」，创造出一套它们的善恶标准、思维方式和话语系统，并让人认为这种「党文化」才是传统文化的继承，甚至利用人们对「党文化」的反感而使人进一步抛弃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

这给中国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人心不但失去了道德约束，更被中共强行灌输了其邪恶学说。

一、共产党为甚么要破坏民族文化

（一）、中华文化源远流长──信仰为本道德为尊

中国人真正的文化是五千年前由黄帝开创的，因此把黄帝称为「人文初祖」。实际上黄帝也是中国道家思想（「黄老之学」）的创始人。儒家思想深受道家影响，孔子曰「志于道，据于德，依于仁，游于艺」，「朝闻道，夕死可矣」。记述天地、阴阳、宇宙、社会和人生规律的《周易》被儒家奉为「群经之首」，其中的预测学连现代科学也难望其项背。佛家思想，尤其是禅宗思想对知识份子的影响潜移默化。

儒家思想是传统文化中「入世」的部份，重视家庭伦理，其中「孝」又占了极重的份量，「百善孝为先」。孔子倡导「仁、义、礼、智、信」，但又说「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欤？」

家族伦理可以自然扩展为社会伦理，「孝」向上延伸为大臣对君主的「忠」，所谓「其为人也孝悌，而好犯上者，鲜矣。」「悌」是兄弟之间的关系，可以横向延伸成朋友之间的「义」。儒家倡导在家族中要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其中「慈」可以向下延伸为君主对大臣的「仁」。只要家族中的传统得以保持，社会伦理也就自然得以维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佛家和道家思想则是传统文化中「出世」的部份。佛、道对普通民众生活的影响可以说无处不在，与道家思想渊源甚深的中医、气功、风水、算卦，以及佛家天国地狱、善恶报应等等思想与儒家伦理一起构成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

儒、释、道信仰给中国人建立了一套非常稳定的道德体系，所谓「天不变，道亦不变」。这套道德体系是社会赖以存在、安定和和谐的基础。

属于精神层面的道德常常是抽像的，而文化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道德体系进行通俗化表达。

以四大名著为例，《西游记》本身就是神话；《红楼梦》开篇是大荒山无稽崖上空空大士、渺渺真人和通灵宝玉的对话，这段神话是贯穿《红楼梦》的线索；《水浒传》开篇讲「洪太尉误走妖邪」，这段神话是水泊梁山一百单八将的来历；《三国演义》开始讲天灾示警，以「纷纷世事无穷尽，天数茫茫不可逃」的天命观结尾。余者如《东周列国志》或《说岳全传》也都以类似的故事开头。

这绝非小说家们在创作时的巧合，而是中国知识份子对于自然界以及人生的基本看法。他们的文化作品对于后人存在著深远的影响。以至于中国人谈起「义」的时候往往想到的不是一个概念，而是关羽这个「义薄云天」的人物，和「屯土山约三事」、「白马之围」、「过五关、斩六将」、「华容道」，最后败走麦城，「义不屈节，父子归神」等故事。谈起「忠」的时候会自然想到岳武穆「精忠报国」，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等等。

传统价值观中对「忠义」的赞美就这样通过知识份子创作的精彩纷呈的故事淋漓尽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抽像的道德说教，通过文化的方式具体化，形象化。

道家讲「真」，佛家讲「善」，儒家讲「忠恕」、「仁义」，「外略形迹之异，内证性理之同，……无非欲人同归于善」。这才是「儒释道」信仰为根的传统文化最有价值的地方。

传统文化中贯穿著「天、道、神、佛、命、缘、仁、义、礼、智、信、廉、耻、忠、孝、节」等等，许多人可能一生都不识字，但是对传统戏剧和评书却耳熟能详，这些文化形式都是民间百姓获得传统价值观的重要途径。因此，中共对传统文化的破坏就是直接毁去中国的道德，也是在破坏社会安定祥和的基础。

（二）、共产党邪说与传统文化的对立

共产党的「哲学」可以说和中国真正的传统文化截然相反。传统文化是敬畏天命的，孔子认为「死生有命、富贵在天」，佛家和道家思想都是有神论，相信生死轮回、善恶有报，共产党不但信奉「无神论」而且「无法无天」；儒家重视家庭观念，而《共产党宣言》中明确表示要「消灭家庭」；传统文化「明夷夏之辨」，《共产党宣言》鼓吹「取消民族」；儒家文化重视「仁者爱人」，共产党主张阶级斗争；儒家主张忠君爱国，而《共产党宣言》却倡导「取消祖国」。

共产党要想在中国夺取并巩固政权，就必须要先使其败坏人伦的思想在中国立足，正如毛泽东所说「凡是要推翻一个政权，总是要先造成舆论，总要先做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中共也看到了，共产「学说」这个完全靠枪杆子支撑起来的西方思想垃圾无法和中国五千年博大精深的文化分庭抗礼，乾脆一不做、二不休，把中华文化彻底摧毁，马列「主义」方可在中国登堂入室。

（三）、民族文化妨碍中共的独裁

毛泽东曾经说过这样一句话，「我是和尚打伞——无法（发）无天！」民族文化的存在无疑是中共「无法无天」的巨大障碍。

传统文化中的「忠」绝不是「愚忠」。在民众眼中，皇帝是「天子」，上面还有「天」。皇帝并非永远正确，所以才需要设立谏官指出皇帝的过失，同时中国的信史制度使得史官记录皇帝的一言一行。士大夫可以「为帝王师」，皇帝做得好与不好是用儒家经典来衡量的。甚至在昏君无道的时候，人们可以起来去推翻他，一如成汤伐桀、武王伐纣，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看不但不是不忠、不是大逆不道，反而是替天行道。文天祥被俘后，原宋朝皇帝亲自出面劝降，文天祥不肯，因为儒家讲「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

这都是独裁的中共无法接受的，因为它希望「神化首要分子」（即「个人崇拜」），不希望在它之上还有「天」、「道」、「神」等在传统文化中根深蒂固的概念去约束它；它知道用传统文化的标准去衡量它的所作所为都是逆天叛道、罪大恶极的，只要传统文化还存在，人民就不可能称颂它「伟大光荣正确」；知识份子就会保留「文死谏」、「舍生取义」、「君轻民贵」等价值标准，而不会变成它的应声虫儿；全民就无法「统一思想」。

传统文化中对于天地自然的敬畏，是中共「改天换地」、「战天斗地」的障碍；传统文化中「人命关天」式的对生命的珍视，是中共搞「群体灭绝」恐怖统治的障碍；传统文化中「天道」才是道德善恶的最终标准，这等于剥夺中共对于道德的解释权。因此中共认为传统文化是它维持政权的巨大障碍。

（四）、传统文化挑战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传统文化中包含「有神论」和「天命论」。承认「天命」就得证明自己是「有道明君」、「奉天承运」；承认「有神论」，就得承认「君权神授」。而中共的执政理论是「从来就没有甚么救世主，也不靠神仙皇帝，要创造人类的幸福，全靠我们自己」。

中共宣传「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宣扬「共产主义」是「人间天堂」，而通往「人间天堂」之路就是依靠「无产阶级先锋队」即共产党的领导。承认有神论等于直接挑战了中共的执政合法性。

二、共产党如何破坏传统文化

中共的一切都是为其政治服务的。为了攫取、维护和巩固其暴政，中共需要用邪恶的党性取代人性，用「假、恶、斗」的党文化替代中国的传统文化。这种破坏和替代不仅包含著毁坏看得见的文物古迹和古籍，更是从人的行为、思想和生活方式等方方面面，改变人们传统的价值观、人生观和世界观。而在另一方面，却把文化上无关紧要的表象视为「精华」保留下来，再以这些「精华」为门面，将其背后的内涵用党文化偷梁换柱，然后打著「继承和发展」中国传统文化的幌子欺骗人民和国际社会。

（一）、三教齐灭

传统文化既然以儒、释、道思想为根，中共破坏文化的第一步就是清除他们在世间的具体体现——宗教。

三教在历史的不同时期都遭到过破坏。以佛教为例，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四次大的法难，史称「三武一宗」灭佛。但北魏太武帝和唐武宗都是兴道教而灭佛教；北周武帝佛道教一起灭，但却尊崇儒教；周世宗灭佛其实仅仅是为了用佛像铸钱，对于儒教和道教都未触及。

唯有中共，三教齐灭。

中共在建政之初就开始毁寺焚经，强迫僧尼还俗，对其它宗教场所的破坏也从未手软。到了六十年代，中国的宗教场所已经寥寥无几。文革时「破四旧」就更是一场宗教和文化的浩劫。

举例来说，中国第一个佛教寺院是东汉初年在洛阳城外营建的白马寺，为中国「释源祖庭」。「破四旧」时它自然难逃洗劫。「寺院旁边有个白马寺生产大队，党支部书记率领农民去革命，乱砸一通，一千多年的辽代泥塑十八罗汉被毁，两千年前一位印度高僧带来的贝叶经被焚。稀世之宝玉马被砸烂。几年后，柬埔寨流亡君主诺罗敦．西哈努克指名要朝拜白马寺，周恩来赶紧下令将北京故宫里的贝叶经和京郊香山碧云寺的清代十八罗汉运到洛阳，来个冒名顶替，才解决了外交难题。」（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1966年5月开始的「文化大革命」确实是在革中国文化的命。从当年八月份开始，「破四旧」的烈火烧遍中华大地。寺院、道观、佛像和名胜古迹、字画、古玩作为「封、资、修」立即成为红卫兵们的主要破坏对象。以佛像为例，北京颐和园万寿山顶有一千尊琉璃浮雕佛像，经「破四旧」，竟然都五官不全，无一完好。首都如此，全国都如此，连偏远的县城也不能幸免，「山西代县有个天台寺，建于一千六百年前的北魏太延年间，塑像、壁画甚为珍贵。虽然地处远离县城的山沟，『破四旧』者不畏艰险，前去将塑像、壁画一扫而空。……陕西周至县境内，有两千五百年前老子讲经授学并留下传世之作《道德经》的楼观台。……以他当年讲经的『说经台』为中心，方圆十里之内，散布著五十多处古迹，包括唐高祖李渊为他修的、迄今已有一千三百多年历史的『宗圣宫』。如今楼观台等古迹被破坏，道士们则全都被迫离开。按教规，道士出家后永不得刮胡子、剃头。现在则被迫剃头、脱下道服，成了人民公社社员，有的还成了当地农家的上门女婿。……山东崂山道家圣地，太平宫、上清宫、下清宫、斗姆宫、华严庵、凝真观、关帝庙等，『神像、供器、经卷、文物、庙碑全被捣毁焚烧。』……吉林市文庙是全国四大孔庙之一，『破四旧』中严重受损。」（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二）、特殊的灭法方式

列宁说「堡垒最容易从内部攻破」。中共作为一群马列子孙，对这句话自然心领神会。

释迦牟尼佛在《大般涅盘经》中预言他涅盘之后，将有魔王转生成和尚、尼姑与男女居士坏乱佛法。我们当然无从考证释迦佛具体所指，然而中共对佛教的破坏确实是从「统战」一些出家人开始的。它甚至派出地下党员，直接打入宗教内部进行破坏。文革的一次批判会上，就有人质问时任中国佛教协会副会长的赵朴初，「你是共产党员，为甚么信佛教？」

释迦佛通过「戒定慧」而修成无上正等正觉，因此在涅盘前，他谆谆教诲弟子要「护持禁戒。勿得亏犯。」并警告说「破戒之人。天龙鬼神。所共憎厌。恶声流布。……死即随业受地狱苦。经历劫数。然后得出。复受饿鬼畜生之身。如是转转无解脱期。」

佛陀的警告成了政治和尚的耳旁风。1952年，大陆成立「中国佛教协会」时，中共派员出席，会中许多教徒，提出佛教的清规戒律应该废除，并说这些典章害死了许多青年男女。更有人主张「信教自由，僧娶尼嫁，饮酒食肉，也都应当自由，谁也不能管。」当时与会的虚云法师看到佛教将因此面临消亡的危险而挺身抗辩，要求保存戒律和佛教服饰。正是这位虚云法师曾被诬为「反革命」，拘禁在方丈室内，绝其饮食，大小便均不许外出，还被勒令交出黄金、白银和枪械。虚云在回答「无有」后，惨遭毒打，头破血流，肋骨折断。当时虚云已经112岁了。军警将他从榻上推倒在地，第二天再来，看见虚云未死，又予毒打。

1952年成立的中国佛教协会与1957年成立的中国道教协会，在其发起书中都明确表示要「在人民政府领导下」，实际上就是在「无神论」的共产党领导之下。同时两教都表示要积极参加生产建设，贯彻政府政策等等。完全成为了一个世俗化的组织。而那些精进持戒的出家人却被扣上反革命分子、会道门的帽子，在「纯净佛道教队伍」的革命口号下被监禁、劳改、乃至处死。即使如西方传入的基督教和天主教也无法幸免，「根据1958年出版之《中共如何迫害基督教》一书统计，仅以书面透露的资料显示，大陆神职人员被冠上『地主』、『恶霸』罪名而杀害的，竟达八千八百四十人，因而遭劳改的达三万九千二百人；被冠上『反革命』罪名而杀害的，达二千四百五十人，因而遭劳改的达两万四千八百人。」（百志《中共打压宗教的理论与实践》）

宗教无疑是出世修行的法门，注重的是「彼岸」和「天国」。释迦牟尼曾是印度王子，为寻求清净寂灭的解脱放弃王位入山林苦修；耶稣成道前，撒旦带他到一座山上，把天下万国的荣华指给他看，并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却不受诱惑。然而被中共统战的政治和尚、政治牧师却编出了「人间佛教」、「宗教是真理，社会主义也是真理」等一系列谎话，和「此岸与彼岸并不矛盾」的说词。鼓励出家人追求现世的幸福与荣华富贵，改变宗教的教义和内涵。

佛教戒杀，中共「镇反」时杀人如麻，政治和尚于是编造出「杀反革命是更大的慈悲」的说法。甚至在「抗美援朝」期间，直接把僧人送上前线杀人。

再以基督教为例，吴耀宗在1950年搞了个「自治自养自传」的「三自」教会，号称要脱离和「帝国主义」的联系，并积极投身「抗美援朝」。他的一个好朋友因为不肯加入「三自」而被关进监狱二十多年，受尽毒打欺凌。这位朋友问吴耀宗，「你怎么看待耶稣所行的神迹呢？」吴耀宗回答「那些都被我扬弃了。」

不承认耶稣的神迹，就是不承认耶稣的天国。连耶稣的天国都不承认，还能算做基督徒吗？但是吴耀宗却作为三自教会的创始人成了政协常委。当他步入人民大会堂时，一定已经完全忘记了耶稣的话「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上帝，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上帝的归于上帝，凯撒的归于凯撒。」

中共「没收庙产、强迫僧尼学习马克思主义，以强化洗脑，更强迫僧尼参与劳动。例如，浙江宁波就有一座『佛教工场』，里面曾有二万五千多名僧尼被榨取劳力。更荒缪的是，中共鼓励僧尼结婚，以瓦解佛教信仰。例如1951年三八节前，湖南长沙妇联会，竟下令全省女尼，必须在几天之内决定结婚！此外，年轻力壮的男僧人被强迫参军，送到战场上当炮灰！」（百志《中共打压宗教的理论与实践》）

中国的各种宗教团体在中共的暴力镇压下瓦解了，佛教界、道教界真正的精英被镇压了，剩下的很多还了俗，还有很多是不公开的共产党员，专门穿著袈裟、道袍和牧师的袍服歪曲佛经、道藏、圣经，从这些经典中为中共的运动找根据。

（三）、破坏文物

对文物的破坏也是中共摧毁传统文化的重要部份。在「破四旧」中，多少知识份子珍藏的孤本书和字画都被付之一炬，或被打成纸浆。章伯钧家藏书超过一万册，被红卫兵头头用来烤火取暖，剩下的则送往造纸厂打成纸浆。「字画裱褙专家洪秋声老人，人称古字画的『神医』，装裱过无数绝世佳作，如宋徽宗的山水、苏东坡的竹子、文征明和唐伯虎的画。几十年间，经他抢救的数百件古代字画，大多属国家一级收藏品。他费尽心血收藏的名字画，如今只落得『四旧』二字，被付之一炬。事后，洪老先生含著眼泪对人说：『一百多斤字画，烧了好长时间啊！』」（丁抒《几多文物付之一炬》）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

现代的中国人如果对历史还稍有记忆的话，吟唱孟浩然的这首诗时恐怕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江山胜迹」也在「破四旧」的狂飙骤雨中被砸碎、消失。王羲之写下流传千古的《兰亭集序》的兰亭不但被毁，连王羲之本人的坟墓也被毁掉，吴承恩的江苏故居被砸了，吴敬梓的安徽故居被砸了，苏东坡亲笔书写的《醉翁亭记》石碑被「革命小将」推倒，石碑上的字被刮去……

这些中华文化之精华经过数千年的承传积淀，一旦毁去即无法还原，但中共却以「革命」的名义毁得理直气壮。当我们叹息于英法联军焚毁了「万园之园」的圆明园，叹息于那毁于侵略者兵火的传世巨著《永乐大典》，我们又怎能想到，中共的毁坏要比入侵者更广泛、更持久、更彻底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