瑞士苏黎世大学的社会学学家费尔（Ernst Fehr），多年前曾经做过一个有趣的“公平和效率”试验。他从大学里找到一些志愿的大学生，每人分给十元钱，然后由这些学生以任意数目（包括零元）自由 向一个组织捐款，而组织将以捐款总额的一倍返还给学生，再由学生们平均分配。这个试验之所以产生了有趣的结果，是因为其中这个学生群体中的某位单个个体， 有可能以私心来谋取更大利益。比如四个人每人捐十元，则可回收八十元，每个人获得十元的“利润”。但如果其中一人选择一毛不拔，则返还的六十元平均下来每 人获得十五元，不捐钱者的“利润”反而多了五元。
试验的结果是，数次合作之后，团体内必有心怀私利者，而且所有人都能很快意识到问题所在，因此最后变成了全体的不合作，于是大家的“利润”慢慢倾向于零。
《自然》杂志编辑，著名的科学社会学者马克·布坎南（Mark·Buchanan）在他的《社会原子》一书中对这个试验总结道：心胸狭隘的自私者，足以破坏大团体中的合作关系。
国家和社会，可说是人类中最大的团体。因此这个试验给我们的启发，是自私自利的存在，将破坏社会的合作和效率。这和亚当斯密《原富论》的观点，因此有了很大 的不同，却和“贫富悬殊过大损害社会稳定”这样的人类先验认识不谋而合。我的理解是，经济学家们认定的单纯的经济问题，但人类究竟不只是纯粹的理性动物， 因此社会学提供逆向过程的原因。
社会学者托夫勒认为，贫富悬殊损害社会合作有两个层面：一是富人利用财富和权势，以损害贫者的方式谋取更大的优势；而贫穷者因为意识到这个问题，因此采取不合作和破坏的方法来报复，因此导致整个社会的解体。
在费尔的试验中发现，如果加入某种惩罚措施，使自私自利的人受到惩罚，整体效率可以大大提高。我猜想，这是自由经济中法制必须健全的根本原因。由于人类社会无法杜绝自私自利的行为，因此民主、自由和法制，是现代社会体制无法分割的几个部分。
由此我们想到中共十七大，胡温主攻民生牌，也把“和谐”加入党章之中，然而缺乏了民主和有效的司法体制，长远而言却只能使整体社会的合作和效率趋向于零。
我们现在看到的情况，是由中共官员、既得利益知识份子和商人组成集团，拚命压制普通民众，藉助中共的专制极权体制，以财富和权势的优势不断破坏法律的完整性和有效实施，以为自己谋利。
人类不仅是理性和算计的动物，同时也是情绪和感性的。正如费尔试验中那些比较诚实的大学生们，并不会因为仍会有所收益便仍然“扮傻”合作一样，生活从饥饿变成了温饱，甚至最后有了小康水平，并不必然使中国人就与统治者进行无条件的合作。
效率和公平，是人类社会平衡发展的两只脚，必须分别迈步，才能驱使整体前进。一只脚过分迈前的话，结果只能是跌倒。
－－－－转载《新纪元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