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期间，民间流传着许多不同版本的“少年反革命”的故事。我今天所要讲的这个版本，并不比其它的版本更离奇、更曲折、或更生动。但我之所以要把它讲出来，是因为它确实是我亲眼目睹的、发生在我身边的真实故事。

那还是我刚刚步入小学的时候。众所周知，“文革”时期，中国所有小学一年级的语文课本，翻开书的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因而，我们那个时代的人对中国汉字的认识和学习，就是从这5个字开始的。有一天，与我同班的一个姓陈的同学，不知是出于好学、还是出于好玩的心理，居然用粉笔在学校门口的马路上赫然写下了“毛主席”3个大字。他写完后，左看右看，觉得这3个字写得不够工整，于是就在上面用粉笔重重地划了一把“Ｘ”。这还了得，那时候只有刘少奇、邓小平这些“叛徒、内奸、工贼”以及各种各样死刑犯的名字上，才重重地被红色毛笔打上一把“Ｘ”。于是，一桩“恶毒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反革命政治案件，就这样酿成了。

很快，过路的行人纷纷发现了马路上被打上了一把“Ｘ”的“毛主席”3个字。有人马上将这一严重的事件汇报到了学校领导。学校领导观看事发现场后，首先吩咐人立即保护好现场，然后毫不迟疑地向公安部门报了案。记得那天正轮到我值日搞卫生，当我把教室卫生打扫完走出校门时，发现学校门口的马路上已经黑压压地站满了人。过了一会儿，公安人员开着摩托车来了。他们在马路上又是拍照，又是取指纹，忙得不亦乐乎。当然，这个案件的破获最终不费炊灰之力。第2天清晨，陈姓同学在众目睽睽下被学校领导从教室中带出去了，然后交给了公安人员。当时，目睹此情此景，我幼小的心灵感到一种前所未有的莫名的恐惧。

至于这之后，陈姓同学受到了怎样的审问、逼供，以及他对自己“犯罪事实”如何地供认不讳，尽管我不得而知，但完全可以想见。据说，他的父母也受到了牵连，遇到了来自各方面的政治迫害和政治威胁。然而，幸运的是，同众多的“文革”时期身陷囹圄的少年反革命相比，他最终还是未能被关进监狱。主要的原因，可能还是此事的发生已是“文革”的后期，同“文革”的高潮时相比，“红色恐怖”毕竟减弱了许多。但他从此失学，再也没有回到教室来了。后来，在亲友的帮助下，他举家迁到了另一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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贫困中喜度“革命”的春节－－“文革”中的童年（之1）

春节眼看又要来临了。我不能不回想起烙上了“文革”印记的童年的春节。

由于物资的匮乏，那时的中国实行的正是高度集中的、大一统的计划
经济。平时，许多商品的供应都需要凭票。春节时，各种各样的票证
就更加不能少了。每到春节前，街道居委会就要给每家每户发放供应
春节物资的票证，比如，猪肉票、鱼票、糖果票、瓜子票、花生票，
甚至还有香烟票、白酒票……等等。从这些票证中，人们不难感受到
当时老百姓的物资匮乏和生活窘迫。父亲总要我和姐姐拿着票证到政
府所指定的商场去购买，因为，父亲白天要忙着上班，而我和姐姐正
好放寒假在家休息。

“文革”时期的购物，尤其是购买生活必需的紧俏商品，是一份苦不
堪言的差使。在商场门前，购物的人们总是排着长龙般的队伍。我和
姐姐伫立在凛冽的寒风中，在队伍里随着人群慢慢地蠕动。令人气绝
的是，好不容易排到了柜台前，面容冷若冰霜的售货员却告诉我们东
西卖完了，要明天再来。碰到这种倒霉事，在计划经济年代是司空见
惯的。当时，连“食”这样最基本的物质需求都如此难以入手，其它
方面的物质享受就更不用说了。比如，在玩的方面，童年时代的我压
根不知道花炮为何物。

物质生活的贫困，伴随着的是精神生活的贫困。童年时代的春节是单
调的，没有童话般的斑斓色彩。因为“文革”就是要“革”文化的
命：不仅要“革”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命，还要“革”自己祖国传统
文化的命。而春节作为民间古老的传统文化，当然不能幸免受到冲
击、破坏的命运。在那荒诞的岁月，老百姓鲜有机会过过端阳节、中
秋节、清明节等传统节日，因为，它们都被当作“四旧”（旧道德、
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而被“横扫”了。但由于春节这个传统已
经根深蒂固于这个民族的生活习惯之中，不是任何极权制度所能够随
意摧毁的，当时，极权者们确实不可能不让老百姓过春节。但他们对
春节这一传统文化进行了肆意的摧残、改造，并赋予了极左的政治色
彩。

“文革”时期的春节，老左们曾提倡过一个响亮的口号，就是“过革
命化的春节”。比如，春联还是照贴不误，但传统的吉祥的语言不见
了，而代之以“翻身不忘共产党，幸福不忘毛主席”这类的政治语
言。又比如，我记得父母同邻居们之间相互拜年，用的祝福语就常常
是：“祝你今年能够上北京，见到毛主席”之类庸俗的政治话语。总
之，就是春节要洋溢着革命化的色彩，用革命化的色彩去打击、甚至
去摧毁传统的色彩。用毛泽东发动“文革”时的话来说，就叫着“不
破不立”。

“文革”时期的春节还有一个口号，就是“移风易俗”。在这个口号
下，民间许多欢庆春节的传统活动和仪式，如逛庙会、扎花灯、舞
龙、耍狮子等，都纷纷地销声匿迹。直到1978年改革开放后，随着极
权意识形态的淡化，它们才逐步地被承认和恢复。后来，国门打开，
当我接触到台湾的文学、影视作品时，我发现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在
台湾要比在大陆保存完好得多。比如，无论是侯孝贤的电影、罗大佑
的歌曲，还是余光中的诗歌、白先勇的小说，都是很“中国味”的。

童年时代的春节尽管有些单调、乏味、甚至辛酸，但当时还是觉得蛮
快乐的。因为，那时我们念的小学课本反复告诉我们，台湾同胞和欧
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民还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吃不饱、穿
不暖的悲惨生活。我读小学时的一个班主任老师也曾不厌其烦地告诫
我们：“你们要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啊！”今天回忆起来，才
觉得这些谎言竟是那样地荒诞和可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