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第一次仔细看着达古拉是在1968年秋。当时我们几个刚到内蒙古插队的北京知识青年被分配去与达古拉合放一群羊。事先队上的头头跟我们讲："达古拉的男人是"内人党"，现在还在集中劳改，你们要跟她划清界限。"牛车队拉着我们走向达古拉的蒙古包，她远远地跑出来迎，连连说："赛努"，"赛努"（"你好"， "你好"）。我们谁也不回答她，但是我却暗暗地把这个"反革命家属"从头到脚地端详了一遍：达古拉大约30岁，穿着一件合身的粉红色蒙古袍，腰间紧紧地扎了一条紫色的腰带，一双黑蒙古靴上也镶着紫边儿；个子比一般妇女略高一点儿，典型的蒙古族高颧骨，鼻梁很直很正，下巴有些往前翘，脸上的皮肤泛出健康的黑红色，长长的睫毛下的那双棕色的大眼睛好像老在笑。“奇怪，"我对自己说，"她的丈夫几个月前才被抓走，她怎么对外人竟没有什么敌意？"

达古拉无趣地在边上站了一会，见我们开始搭蒙古包了，又挤上来帮忙。我们没有赶她走，因为我们这些人过去只搭过积木，谁也没搭过蒙古包。达古拉看我们不赶她，很高兴，又大声把藏在自己蒙古包里的孩子们唤出来帮忙，两男两女，最大的十三四岁，最小的才两岁，长得很招人疼。我最喜欢那个最小的男孩埃力布，走起路来圆团团地，像个小狗熊，自己都站不稳，还帮我们收拾零碎儿。

蒙古包搭好了，我们都很兴奋，我把埃力布一下举起来，他很害怕，挣脱了，向妈妈跑去。达古拉笑着把孩子抱起来，指着我对他讲了一通蒙语，那时我的蒙语还不好，只听懂了一个词儿："赛浑（好人）"。

第二天一早，我们刚刚起身，就有人来敲门，开门一看，是达古拉，笑盈盈地捧着一盆奶酪，上边细细地撒了一层白糖，发出诱人的香气，我们见了大吃一惊："糖衣炮弹，这还了得！"连连冲着她摆手，如同微笑是全世界人都懂得的友好表示一般，摆手是全世界都懂得的拒绝表示，连从未离开家乡几十里地的达古拉也懂。可是她不懂：为什么，这群北京来的中学生不肯吃她的奶酪，是嫌不好吃？还是嫌脏？达古拉急急忙忙地用各种表情和手势向我们介绍：这奶酪是新鲜的、是好吃的、是对身体有好处的——这些我们都看懂了，只是有一点最容易看懂的没有看懂，那就是达古拉的心意。我们坚决地请她回去，她回去了，走到自己的蒙古包前，微微地摇了一下头。

事后某领导知道了，发表了长篇训话，大意是我们作得对，达古拉想收买我们，不要上当；如果我们这样坚持下去，就可以赎免我们的读书罪，并肃清我们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父母的影响云云。大家听了不免有点得意。

不久，我们又发现达古拉的包前总插着一根旗杆。在边境地区，阶级成分好的家庭蒙古包前均插有国旗，像达古拉那样的当然没资格，然而谁也不能阻止她在包前插根木棍棍，而她心头所希冀的是给外人一个印象：我家也是好人，也有国旗，只不过这几天旗子脏了，去下来洗，干了才好挂上。我们几个知青见了发笑，说那旗杆是 "孙悟空的尾巴变的"。

" 凉秋九月，塞外草衰"。内蒙古的冬天来得早，还是北京到西山看红叶的时光，大雪已纷纷扬扬地覆盖了草原，但是那些富有阶级斗争经验的领导却没教会我们在秋天里准备好过冬烧的干牛粪。我们几个人放完羊缩在包里，面面相觑，不单取暖的燃料没有，连烧饭都成了问题。这时达古拉又来敲门，大家心情都不好，没人应她，她又接着敲，我不耐烦地把门猛地拉开，扑鼻而来的是一股熟牛肉的香味。这次我们口还没开，胃已答应无论如何要接受"糖衣炮弹"了。达古拉站在一旁，见我们吃得香甜，好象松了一口气，又边说边比划地让我们去她家拿早堆好的一大堆干牛粪，我们都爽快地答应了。"以后再还她就是。"我们互相安慰道。

我从心底真正与达古拉亲近，是又一回我放羊迷路。那次我们搬到一块草场，不谙地形，加上下午我赶羊返回时又起了暴风雪，吹着羊走得很急，拦都拦不住。临近天黑，雪住了，我也不知自己在什么地方了，于是便卸下马鞍，预备伴着羊在野地里过夜，不多时，忽然看到远处有点光亮，开始以为是星星，后来才看见那光在动，知道是手电，骑马过去一看，原来是达古拉步行走出几十里地来找我（反革命的家属不准骑马）。我一骨碌滚下马，高兴得直跳，达古拉也笑眯了眼，却又马上回过头向其他几个方向喊："找到了！呜！找到了！"

我摸不着头脑，就问她："什么找到了？"达古拉笑着用手电晃着我的眼睛道："找到你了！"

不一会儿，几个骑马向其他方向寻找我的知识青年也来了。大家让达古拉和我骑一匹马先回去。"我们没来得及做饭，"他们说，"你先上达古拉家去吃吧，我们赶着羊随后就到。"

达古拉家到了，她的那个大孩子也步行出去找我，还没有回来，三个小的排在包前举着灯火迎接我们进蒙古包一看，锅里的牛肉都烧糊了。达古拉见了，举手要打孩子，我连忙拉住她的手说："没关系，这肉还能吃。"达古拉不好意思地说："那就委屈你了。"

听了这话我很难受：委屈？这些日子到底是谁委屈谁了？

我们插队的地方与外蒙古接壤，千里边境线，当地人要跑，边防军是看不住的，有天我私下问达古拉："他们这么欺负你，你为什么不去投奔在外蒙的叔叔？"

"什么？"达古拉听了一怔。

我又问了她一遍。

达古拉样子都变了。望着远远的羊群，她慢慢地说："跑？跑到哪里去？这儿就是我的家呀1"

听了这话，我不由得又看了看那没有国旗的旗杆。

但是，和外人我从不谈自己对达古拉的看法，我觉得这对我、对达古拉的安全都有好处。不料达古拉却欣欣然地向其他人讲了我和我们包的知识青年对她如何如何好。有个独眼龙，尽管少了一只眼，阶级斗争的动向却比一般人看得清楚，把达古拉的话向上汇报了，头头儿一听，勃然大怒，命令我们包与达古拉的包分开，去与一个阶级成分纯正的家庭共同放一群羊。

分手的头一天傍晚，达古拉把我们的奶牛都挤了，东西都收拾了，可以先装车的都装上了，从头到尾没有一句话，她知道这祸是她惹出来的。末了，她把前夜搓的几个栓牛犊的马鬃圈送给我们，又把她那头守夜的大牧羊犬也送给了我们。我谢了她，她只苦笑了一下，却回转去对着小埃力布的耳朵说了几句，然后把他向我这边一推。三岁的埃力布摇摇摆摆地走过来，用蒙语问我："你说，我们是好人，是坏人？"

我抬头一看，达古拉正站在十几步之外，望着我，因为刚刚挨了头头儿的一顿训，我对达古拉也有点怨，只是抱起埃力布逗着他玩，并不回答她的问题。过了会儿，达古拉走过来指指埃力布又指指远处的三个孩子，最后把手放在自己胸上，用不太熟练的汉语问我："我们好人？坏人？"我记不起自己含含糊糊地对她说了些什么，但是没有说"你们是好人"，我怕她再向别人传这个话。

第二天下着雪，达古拉早早就起来了，帮着我们拆蒙古包，装车，套车，很快一切都准备停当了，那只大牧羊犬在在我们车后，对着达古拉呜呜地叫着。该启程了，我和达古拉相对无言。雪花落在她的头发上，面颊上，睫毛上，此刻我才发现这短短一年多，达古拉老了几十岁。她那曾充满活力和希望的眼光已被疲倦、焦虑和疑问的神色取代了。

翻过一个坡就再看不见她的包了，只有那根光秃秃的旗杆立在风雪里。我几乎要跳下车，跑回去对她说："达古拉，你们是好人！"然而我终于没有动，听凭牛车把我载往更远的地方。刚分手，我已盘算明年春节"挨力葛斯那"*与达古拉再见了。

草原是辽阔的。与达古拉一别就是八九个月，其间只断断续续听到过她两三次消息，好像她那边没有什么变化。

好不容易到春节，我骑着马向达古拉的草场那边去，路过大队部，看见达古拉的丈夫。他刚获释，原来他所参加的那个"叛国组织"根本就不存在。"当时抓是正确的，现在放也是正确的。"正确就正确吧，可是他怎么还不快回家，却端着碗酒，躲开那些划拳行令的人，呆呆地站着流泪呢？找人一问，我也呆了：达古拉一周之前已经死了，"病死的"——这怎么能让人相信？

可是达古拉确实是死了，凭籍着死神的力量摆脱了一切劳苦，凌辱和牵挂，永远地离开了这个人间。

20几年过去，忆起那段岁月，宛若一梦，然而不是梦。每每看见雪花，我就想起分别时达古拉那双询问的眼睛，心里不晓得重复了几百、几千遍那早该说出而从未说出的话。

*挨力葛斯那：蒙语"访邻居"之意。每逢春节，牧民骑着马到各蒙古包拜年，每到一处都有饮酒作乐，互祝新年。　　　　　

（《草原启示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