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所说的“另类受害者”，无法用“反右”、“文革”这类限制性词汇来设定时间段，而是贯穿于整个苛政暴虐的始终。

1、鲁龙生

笔者妹夫之兄鲁龙生，他上小学之时，课本上第一课就是“毛主席万岁”五个字。老师在讲解课文时，明明知道：这是在灌输谎言，但只能闭眼念经，来宣讲毛主席的种种“恩情”。什么“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啦！什么“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啦！什么“山高海深不如毛主席恩情深”啦……老师讲得唾沫横飞，大部份懵懂未开的孩子，在这种长期性的灌输下，耳濡目染，水滴石穿，在不知不觉之中，就全盘接受了“毛主席好、共产党好”的观念。

而当年的鲁龙生，却是一个善于思考的孩子。他感到老师的讲解，与现实很不相符。于是就跟老师抗辩道：“毛主席好！毛主席好！毛主席好个屌，麦子粑粑都吃不饱！”……

就因为这么一句话，他被老师赶出了学校。以后，任何学校都拒绝接收他这个学生。理由是“这孩子思想太反动”。他从此辍学，一辈子都没有书读，几乎成了一个文盲。

凭着他的灵性和慧根，凭着他的善于思考，如果给予他良好的教育和启迪，说不定，能把他培养成我们国家的优秀人才。一棵人才的幼苗，就这样被掐断了。一个异常聪明灵慧的孩子，在这个控制得密不透风铁屋子里，就这样被扼杀了。

这不仅仅是一个人的不幸，而是一个民族的不幸。因为这样的教育系统，其根本目的，乃是为了培养马列毛邪说的迷信者，培养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接班人，而不是为了启迪智慧，而不是为了培养人民的良善美德，而不是为了传承人类的优秀文化成果。这样的教育体系，只是传播虚假而掩盖真实的工具，只是培养奴性而泯灭良知的流水线，只是传播愚昧而扼杀灵性的大染缸……

鲁龙生的遭遇，当然是这种苛政暴虐的受害者。

2、陈六狗

七十年代时兴召开“忆苦思甜”大会，我在《“处遗”随感》一文中曾说到过：一次“奇特的‘忆苦思甜’大会”——“……七O年代的一个夏夜，越城岭下万乡河滨的一个小山村，红极一时的公社革命委员会主任（以下简称“主任”，要在村里亲自主持召开一次‘忆苦思甜大会’……主任从村里挑选陈六狗，作忆苦思甜的报告，进行‘阶级斗争’教育。

“……只见陈六狗像模像样地端坐在主席台上，将腰板挺得笔直，将‘旧社会’是如何如何的苦，说得头头是道。颇能引起台下‘贫下中农’的共鸣。主任见陈六狗的报告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也很辛苦劳累，便不住地点头嘉许，还恭恭敬敬地给陈六狗递上一杯热开水。陈六狗活了这么大把年纪，何曾承受过这般礼遇？这使他受宠若惊。

“也就是这一宠一惊，可误了陈六狗的大事——打断了他的思路。他便问主任：‘我讲到哪里了’？主任鼓励他说：‘是请您来作忆苦思甜报告的，就继续忆那过去的苦吧’。

“陈六狗想了一会，然后提高嗓门对台下说：‘要说苦啊，再苦再苦也没有六O年那么苦哦……’

“主任见陈六狗说错了话题，就赶忙打断陈六狗的话柄，并提醒大家说：‘刚才是陈六狗同志记错了时间，他讲的本来是旧社会的事情的。安！’

“那陈六狗一时得意忘形……便十分认真地抗辩说：‘没有错！旧社会苦是苦，没吃没喝时，还有野菜山芋吃。六零年的那种苦，苦得连野菜山芋都没得吃。六零年的苦，那才真叫苦哩！’

“主任那张笑容可掬的脸，像变戏法似的，一转眼就变成了一个活阎王。可怜老实巴交的陈六狗，立马就倒了大霉。他从一个红极一时的典型人物，一下子跌入万丈深渊，立马就变成一个‘现行反革命’，受到了无情的批判和残酷的斗争。所幸他为人友善忠厚，村人怜惜。斗争会上，主任的凶狠批斗，没有多少人去附和，大家对他网开一面，才让他拣了一条老命。”

我于八四年秋季参加“处遗工作队”，与同事们来到陈六狗家里，为其宣布平反。所谓“平反”，也很搞笑的。工作队写上一句：“过去加在XXX身上的一切不实之词，现予推翻，并予以平反”，然后盖上一个刻有XXX字样的红坨坨，就算完成了“平反”的任务了。至于他们受了十几或二十几年的冤屈，受了几十年的歧视压迫，有的甚至是家破人亡，就像根本没有发生过一样。

这些人，难道不是苛政暴虐之受害者？

3、元昌伯

吾父之堂兄，即笔者的堂伯父，有同胞兄弟三人。伯曰元昌（小名长子），仲曰有昌（小名有仔），季曰俊昌。俊昌伯家境自保略有余，而元昌伯与有昌伯之家境却形成了很大的反差。因为在“解放”前，元昌伯勤俭持家，精于谋划。而有仔伯却因食口众多，加上他比较懒惰、农事生疏，且不善谋划，于是，常常陷入困窘之中。

为了接济弟弟，元昌伯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借”粮食给有昌伯度急。这样一年年的积累下来，就有了十几担稻谷的“债务”。

元昌伯见有昌伯一家生活艰辛，也从来没有向其弟弟摧讨过“债务”。“解放”后，村里进驻了土改工作队，“摸查”了一段时间后，接着就进行了土改。

土改工作队所依赖的对象，一般是那些相对贫困的人。越是贫困不堪的人，就越是受到土改工作队的看重。许多好吃懒做的地痞无赖，因其赤贫，于是受到土改工作队的格外垂青，马上就被提拔为农协骨干，对乡亲邻里颐指气使，并掌握着邻里乡亲的生杀予夺的大权。

也正因为他们的无赖和无耻，而没有良心和道德上的负担，才特别能够听从土改工作队的指挥和摆布。从而对平日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乡亲邻里，最能下毒手和狠手，并把当时农村社会众望所归的乡绅往死里整——这就叫“土改积极份子”，或叫“有革命性”，或叫“阶级立场坚定”云云。

加之元昌伯于“解放”前担任着甲长。按他的说法，主要职责是调处邻里纠纷，组织公益事业，完成征粮纳税的任务等等。他还经常念叨说：他做调处工作，常常是“赔钱善事”等等。而按土改工作队的说法，则是“反动的伪甲长”，属于被打击的对象。

因为有昌伯生活困窘，于是受到工作队的特别关心。土改工作队员淳淳善诱，来启发诱导有昌伯曰：“只要你肯定王元昌放债给你，那十几担稻谷就不用还啦！”

有昌伯当年也不知道厉害，只是想贪图哥哥的十几担稻谷“不用还了”的便宜。于是就供称是元昌伯放债给他的。（元昌伯后来告诉我说，那十几担谷子，他没有跟有仔伯摧讨过，但也没有说过“不要他还”的）

更由于元昌伯精于算计，其待堂兄弟如外人。一次，笔者大伯父于青黄不接之时往借谷，元昌伯开口则曰利息多少云云。大伯父怒而转往远房借之，而远房之家却是热心帮助吾家度急。故吾伯父们对此耿耿，不太看得起他。也由于当时不知道“划阶级成分”的厉害，就抱着无所谓的态度，而懒得出面澄清事实，为其开脱。

这样一来，元昌伯就被划成了富农。其实，村里家境好于元昌伯的人家，有好几家。

几十年中，他受尽了歧视、迫害和屈辱。比如大队干部要干柴烤火，一个便条下来，元昌伯就得老老实实将干柴送去。否则，就会受到凶狠的批斗。从来就不管他家里是否有柴烧，也不论是天寒地冻、还是下雨下雪，更没有任何报酬。还比如各村放电影，就要元昌伯等“地富分子”抬接或抬送发电机和电影机。他们这么汗水津津的辛劳，却不许他一家人看电影。那时的发电机和电影机，都是些庞然大物，而不像现在农村的电影器械这么简便轻捷。还比如文革之中，各地屠杀地主富农成风。元昌伯一家，吓得躲进家里，整天大门不出，二门也不迈，农事荒废……

笔者当年在大队部所在地毛兰村就读完小，常常接到干部的指令——让我捎口信或带书面通知。书面通知一般用一张小纸写成，折成“冈”字状。内写必须由元昌伯无偿完成的送物或服劳役的指令。我也不敢不捎带的，因为这是学生“政治思想品德”考评的依据。

每次送通知，我走到元昌伯的门口，怯生生地说：“长子伯，XX让你做XX事！”自己却是低头红脸，匆匆而别。就像自己做了亏心事一样。元昌伯则在我身后大声答应曰：“好的！明天就去”，或“下午就送去”等等。

吾父在土改时也担任了一名乡社干部，他知道这些情形。于是在晚年，常对我曰：“你有仔伯不是人啊！”

我则反问父亲曰：“你明明知道长子伯的冤屈，却不出来指正，这与有仔伯没有多大的区别嘛？”

吾父沉吟良久，才虚虚地说：“那个时候，我哪敢说啊！那些土改工作队，都背着盒子炮，汹得很。把他们弄毛火了，就给你戴上一个‘破坏土改’的帽子，随时都可以一枪崩了你的。再说，一个村子里，总得按上级的比例划出几个‘地富’呀。否则，任务怎么完成？”

我说：“你不是老是说‘毛时代好’嘛！毛时代连讲句真话的权利都没有，又好在哪里呀？再说每次整人或杀人的运动，都由毛摸摸脑袋，然后确定被整或被杀的人数，从来就不管人家是否冤屈。世界上还有那个国家是这样草菅人命的？这不是恰恰证明了——毛时代的荒唐悖乱嘛！……”

元昌伯于1991年去世，笔者堂弟为之拟一挽联曰：“恨当年勤俭持家成另类，惜晚景欲食乏得忍心头”。颇能说明元昌伯一生之艰辛屈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