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小离家老大回

到达温哥华，安顿下来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写信告诉中国大陆上的亲人们，说我们已居住在加拿大。在台湾时，因为不准通信，顾虑很多，写信时除互道平安外，不敢详谈。尤其不敢告诉他们，我们是住在台湾。来到加拿大后，至少对加拿大政府不必有什么顾虑。而且可以直接通信，比较方便。

我写信并寄钱给二弟，教他将父母亲的遗骨合葬。不久二弟来信说已办妥，并附有照片，总算完成了我心头的一件大事。

一九八八年，台湾政府准许人民回大陆探亲，我和永英也决定回去。于是办妥手续，于四月二十五日，自温哥华起飞，经上海转飞北京。永英的妹夫赵学智，特别从重庆赶到北京来接我们。在他的协助下，我们在北京停留了两天，然后乘火车前往成都，四月三十日晨抵达成都火车站。永英的弟妹们群集在月台上等我们，除七弟在香港见过外，其余的九弟和小弟，她已是三十九年未见面了。小妹是她离开成都后才出生的，还是第一次见面。一同乘车去七弟家，拜见岳母。老人家当年在成都时，我见过一次，别来也是四十一年了。岳父已经去世，但坟墓却因公用建筑而被毁了。

我欲祭无觅处，无可奈何!

四月三十日晚上，自成都乘火车前住重庆。永英的六妹永芝在火车站接我们，姊妹俩也是三十九年未见面了。

五月二日早上，我同永英去南坪二弟家。见到二弟和他的家人。我们分别了四十三年，彼此都老了。我又见到了姚三娘。姚姑爷已经去世。三娘现住她的女婿家。二弟特地接她过来让我们见面。吃过午饭后，我将永英送回她六妹家，我再单独回二弟处，准备次日回老家去。

现在我才知道了中共占领大陆后，家乡发生的一些事情。先从二弟说起：

民国三十八年，陆军官校撤离成都。在前往西康途中，邓锡侯和刘文辉宣布投共，派军将军校的部队包围。派代表前来说明，他们也是不得已。大势已去，除此别无他策。劝说投降，或各自回家，二弟选择了后者。回家后与李元德结婚，生了一个女儿，取名力行，很小就因病死了。后来又生了两个儿子，长子名力，次于名李明。祖力远出打工未能见面；李明已结婚，媳妇梁满，刚生了一个儿子。祖力曾与一女人同居。生了一个女孩，由二弟收养中。二弟本人曾去北京受训，不久即被斗争，送往眉山县劳改了二十年。我的第一封信是大公家的业培么叔收到后转给他的，那时他正在劳改营。他请示上级，获得允许后，才敢写回信给我。他是毛泽东死后，四人帮垮台，才获释回家的。他感慨地对我说：

“对弟妹们，对太太，对两个儿子，都未能尽到应有的责任。在劳改营惟一的收获，是大饥荒年代有公粮可吃，未被饿死。”

家里，共军到后，先是收缴武器。父亲的手枪被收缴以后，就开始被斗争。先是关在县城里，后来放回家，罚他去为邻人挑水，做苦工，不准任何人拿东西给他吃。邻人见他饿得可怜，偷偷的让他吃点东西。大约是民国四十年三月，他被判死刑。与曾任乡长的文树成，李希成，郑治等七人，同时被杀。父亲死时才四十五岁。行刑的那天，大公家的业培公叔不让二弟前去，因为如果去了，很可能同时被杀。只有三娘，六妹和元德去了。三娘说，父亲不让人扶往刑场，昂首阔步，自己走去。当他看到三娘时，大声地对三娘说：

“长治，长泽，一定要读书。”

这就是父亲最后的遗言。

子弹正中父亲的头部。六妹和元德跑过去将脑浆捧起来，再将尸体搬运回家，觅地下葬。不久有人来说那地是他家的产业，母亲只好又将父亲的尸体迁葬到另一处地方，后来再被人辟为农耕地，幸余么娘记住确实地点。我从温哥华写信回去、敦二弟将父母亲的遗骨合葬时，还是么娘协助将父亲的遗骨找到的。

父亲在抗日战争期间，当过保长、教员，这就是他被判死刑的罪。加上我投考了国民政府的空军官校，跟国民政府到了台湾，当了国军的空军飞行员，于是就罪上加罪，难逃一死了。我问当时是谁判的？二弟说，就是那位一向为死人做道场的道士。共产党到来后，就任他为乡长。告诉他杀那些人，他就杀那些人。我问他还在否？二弟说，他后来也被共产党杀了。

父亲死后，共产党将母亲和弟妹们赶出家门。除身上穿的，不准带走一针一线。房屋田产全部没收。母亲带着弟妹们住进戴家湾毛草屋，祖父也一同搬进去，住在一起。家里没有吃的，母亲叫三弟去六见滩三舅娘家要点粮食。三舅娘拿了一点粮食给三弟，但却一再叮咛：

“长治，下次不能再来。不是三舅娘舍不得，而是上级不准。要是被上级知道了，我也是要受罚的。”

母亲在走投无路时，只好自己出去要饭。无奈左邻右舍都不敢给，因此一家人经常挨饿。

民兵共干经常找上门来，要这要那。一天夜里，一批民兵要母亲交出我的党证。母亲说我人都不知道在那里，那来的党证。民兵不由分说，将母亲、二弟、六妹，吊在门外大树上。三个年纪尚幼的弟妹躲在屋内，听到母亲，二弟和六妹的惨叫声，又不敢跑出来，吓得抱头痛哭。

家里没有饭吃，么娘来将祖父接去住在她家里。老人家冬天要烤火炉，有一次下小心将火炉打翻了，差一点闹火灾，不久又送了回来。共干强迫祖父和大公去为人家做工，劻不动就打耳光，大公三次跳水自杀未遂。大公家的长庆大哥，师范学校毕业，算是高级知识份子，共干将他吊在门外的树上，两脚只离地一吋，但却不能站立。他痛苦惨叫，大公想去救他，共干不准，而且逼他站在旁边看。长庆大哥已经结婚，生了一个儿子。因为房屋已被没收，在屋外的坟土具上搭了一个草蓬栖身。大嫂回娘家去了。一天早上，人们只听到蓬内小孩的哭声，进去一看，大哥已死，小孩还在他的怀中。

大公死后，没有棺材，埋在曾祖父母的墓旁。

祖父本来有预先做好的棺材，被共产党拿走了，死后也是草草下葬。

母亲实在养不活一大家人，姚三娘在云台乡的一位覃姓朋友，愿意领养一位男孩。母亲有意让三弟去，三弟不肯。四弟对三弟说：

“三哥，你不愿去，我就去啰！”

结果是四弟去了，取名覃翰林。

民国四十二年五月，母亲在贫病交迫中去世，只活了四十九岁，从此人亡家破了！余大娘为六妹做媒，让六妹嫁到邓家去，夫婿邓耀杰在吉林，由邓家出路费，二弟送六妹去重庆，然后她独自乘轮船去汉口。还未满十七岁，就被迫离乡背井，远走他乡。在汉口换乘火车去北平，再去东北吉林，与邓耀杰结婚。一同在煤矿场工作，生了两儿一女。邓耀杰因曾在上海当过警察，被判劳改。六妹独自一人持家，将三个儿女养大。

母亲死后，三娘和姚姑爷商量，让么娘领养小妹，他俩领养三弟。三弟住到三娘家后，距四弟的覃家很近，兄弟俩经常见面，后来又一同去长寿县读中学。毕业后，三弟去余大娘家附近当老师，认识了余自辉，两人后来结为夫妇，生了四个儿子。四弟认识了赵天敏，两人结婚后生了三女一男。

三弟和四弟参加新疆生产兵团，到了新疆，后来两人回川将小妹也接去。小妹认识了张宝瑜，结婚后生了两男两女。

我家的房子，共产党没收去，分给原来曾被我家救助的李二。后来房子也被拆了，全部木料被搬到另一处，盖了一户独立屋。李二曾为我家送了一件羊毛衣去大姨妈家，共产党教他去取回来自己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