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居正:各位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原大地世纪回眸》的节目,我是主持人台湾大学政治系教授明居正。我们这一段时间以来一直在和大家谈孙中山和三民主义。中共也谈孙中山和三民主义,大家也都知道,中共向来把孙中山称为革命的先行者,意思说他是革命的前辈。但是中共还加了尾巴,说孙中山所领导的革命是一场资产阶级的革命,意思就是说在它们的分类法里面,资产阶级革命是一个比较早的革命,是一个比较前面的革命。换句话说是一个层次或者档次比较低的革命,而中共领导的革命是档次或层次比较高的,叫社会主义革命。
当然中共最早还不是这么说的,它在中间还窜改了马克思,还修改了一下,把增加的东西称为“新民族主义革命”。那么中间这种是非对错,我们不去讨论它了,我们想谈的是中共自称的社会主义革命,它的意思它比孙中山还要高明,但是却又死死抓去孙中山不放,因为知道孙中山在中国人的心目当中威望非常高,大家非常肯定。
中共凡是好事都往自己身上揽,所以它就苦苦抓住孙中山,但是它又认为孙中山其实没有那么好,所以它在很多地方又实质上扭曲了孙中山,甚至抹黑了孙中山。
所以我们这几集下来一直要讨论说,真正的三民主义究竟它本来面目是如何的。我也一再强调,我这么介绍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并不表示我们认为三民主义是完美无缺。事实上孙中山当年也从来不敢那么说,他向来说我们里面有很多问题,请大家本此基础触类引申、匡补缺遗,然后成一个完美的体系。
但是他毕竟开始了一些很重要的方向,那么我认为他一个比较大的贡献就是,在将近一百年前他就看见了中华民族要面对民族、民权、民生三大挑战,然后他想要为这三大挑战寻求回应的方案跟解决之道。
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我们谈过了民族主义、谈过了民权主义,然后上几集我们也开始谈了民生主义。中共也特别去讲民生主义,但它讲的是很关键的一句话,它说孙中山在他的文章里面反覆讲说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或甚至讲说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然后讨论这两者的关系。
可是大家有没有注意到,中共从来没有真正讲民生主义里面究竟讲了什么?它只是讲说孙中山讲了这话,然后就把他嫁接过来,然后就大谈共产主义或大谈社会主义了。好像只要谈这社会主义、谈共产主义,那么孙中山也就会首肯了,其实不是这个样子的。
我们一再说孙中山在他的文章跟书里面,反覆批驳社会主义跟共产主义那种暴力思想、那种激烈的思想,那他为什么要说我们就是共产主义、就是社会主义?他只是讲了一句话,他说我们不必采取那么流血、那么暴力的方式,也可以达到共产主义的理想,也就是我们的手法会更好,然后这社会的牺牲会更少,但是可以达到同样的目标,甚至更好的目标。
他是希望当年相信共产主义的那些人能够回心转意,回头来接受他的三民主义,所以他才讲了这么一段话。但中共把这些话都抹煞不计了,然后一句话接过来就说,孙中山也说他的三民主义或者民生主义就是共产主义。
所以我们从上几集开始,就跟大家辩证这个问题,我们说孙中山不是这么说的,孙中山有很多句很重要的话,甚至有很多很重要的思想跟观念是跟共产主义跟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的。
我们上次提了两点:第一点就是“民生史观”或是“民生第一”。那么孙中山从他整个论述、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我们可以看到非常清楚,他对人民的生活是非常看重的,他时时刻刻在想,如何改善人民的生活,从物质、从精神、从政治各方面来改善。所以“民生第一”这个想法,基本上是讲说怎么样改善人民的生活。
中共也大谈人民,但是中共每次讲人民的时候,它不是拿来做个幌子,就是拿来帮共产党当遮羞布。它想讲中国共产党的时候,它不好意思讲,它讲人民。譬如说“人民解放军”,那其实是共产党的军队;“人民大会堂”,不是让人民在里头活动的,是让共产党在里面活动的;“人民日报”基本上讲的都是共产党的事儿,或共产党叫人民干什么事,都不是人民自己想干什么事。
所以中共也在讲人民,但它的意义跟孙中山完全不一样的。孙中山讲的民生是真正的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人民的生计,这点我们后面还会再论述。这是第一点我们上次谈到的。
第二点,我们要谈的就是孙中山在他的民生主义当中,有几句非常重要的潜台词:第一句就是“私有财产权”。孙中山当然没有很明确的鼓吹私有财产权,因为对孙中山来说,那是不言而喻的假设,是一个很重要的前提。在这个前提之下,他所设想的这种经济的运行方式才有可能发展,中国经济才有可能起飞,这个在上回我们也论述过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接着谈孙中山在民生主义当中,第二句重要的潜台词,第二句重要的潜台词就是“市场经济”。你去翻孙中山的书,同样的,你看不到孙中山花很大的篇幅在鼓吹甚至讨论市场经济,但是对孙中山的整个经济思想来说,市场经济却是另外一个核心。
大家如果了解孙中山的生平,就可以晓得他在英国那段时间曾经读遍了,或者在美国那地方也是一样,曾经读遍当时英、美、法、德这些比较先进的国家有关社会问题的书籍。不管是我们过去讲的民族主义的问题,或是民权主义的问题,有关民主政治的优劣利弊等等,我们过去都阐述过。
那么我们在他著作当中发现,他对民生问题、对经济问题他也多所研究。所以他也熟悉这些人的作品,那么在这些人的作品当中除了少数例外之外,大部分都是我们所谓的古典经济学家。这些古典经济学家基本上相信的市场经济、相信的是私有财产权,所以孙中山他接受了他们的思路,从这两个前提出发来推导他整个经济思想。
那么市场经济按照这些古典的经济学家的观察是这么运作的,他们常常称它为“一只看不见的手”,为什么是看不见的手呢?他们说在这个市场当中,有供给有需求,我们讲得白一点就是有人卖东西、有人买东西。
那么大家平常也说,凡是谁想卖的,那就会有人来买;或者反过来说凡是有人想买个什么东西,就会有人想办法去卖给他,这买跟卖就是我们讲的供给跟需求。
那么这种供给跟需求其实是双方各有所需,想买东西的人他想找这个东西,不管是豆浆还是钢笔还是皮鞋,他要这个东西,所以他出去找。他去找的时候他就愿意付钱,因为他晓得不能白得这个东西,那么豆浆一碗譬如说一块钱,然后皮鞋一双十块钱,然后笔一枝两块钱,他心中有一个价钱。
低过这个价钱,品质差不多达到需求的,他就很乐意去买,他就很愿意付出这个钱。那么如果低的再多一点,他甚至于愿多付一点点,买个两枝或三枝回来或买个两双或三双回来,也就是说价钱低了,他的需求量就可以增加。
那反过来说,卖的人他也会去这么考虑,他想说这个东西你非常想要,然后你在别的地方不容易找到,我就会提高价钱;如果这东西很容易找到的话,那我就不敢随便提高价钱。这个就是最简单的供需法则,也是所谓的市场法则,或者是看不见的手。那么这个部分跟孙中山后面的思路是怎么搭起来的呢?
我们刚刚谈到市场法则或者市场经济,孙中山虽然没有直接这么说,但是孙中山的整个行门脉络,他的整个推论的理路就是从市场经济这个观念出发的。也就是他相信供给跟需求之间,或说买和卖之间会形成一个有机联系,这个有机联系就是过去古典经济学家所说的“看不见的手”。
那么这种市场运作是不是完美无缺呢?当然不是,我们很清楚。我们只要看看中共过去几十年的报纸怎么批评市场经济的,大概就多少有一点了解。中共过去官方的口径当中,它说市场经济多么不好,因为它会慢慢的通货膨胀。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它可能会受到人为的操控;第三点它们发现会有严重的浪费。为什么呢?因为你做出来的东西不一定人家需要,人家需要的东西说不定你没有做,或者是你不知道人家需要多少,你可能量会太大、量会不足等等。所以会有些浪费的情况,那么就需要调节。
是需要调节,我们当然知道需要调节,那由谁来调节呢?就由这个市场来调节。当它发现需求没有这么强的时候,厂商或制造者他会少生产;当这个生产的量慢慢减少的时候,那价格就逐渐上扬,价格上扬到一定程度,制造商或厂商觉得划算的时候,他又再进来生产。所以它始终是一种波动起伏的情况。
那么这中间是有浪费,但严格说来,他这浪费也不算太大,因为私有财产他会盯得比较紧,但整体来说浪费是一定存在的。中共就从这些想法出发,说我反对通货膨胀,然后是我希望有所调节,我反对浪费,所以它说我要搞计划经济。
其实严格说起来,马克思不是这么说的。马克思在他的书里面讲的是说,物资极大丰富之后人爱干什么干什么,东西多到实在不得了,物资极大丰富,你自己去拿就行了,就无所谓浪费的问题。而中共继承了苏联的新经济政策,然后再往前走了一步,毛泽东突发奇想又做了些改变,所以搞出了这么个四不像出来。
它们的计划经济它认为说,一切东西都是在理想状态下运行,那么理想是什么呢?理想就是我们认为就要生产多少东西出来,我们的原材料可以把握;然后生产东西出来我的量我有把握;我的质我有把握。
然后生产出来的不管叫产品或商品,我的运输也没有问题,我的车皮,我的运输能力也没有问题;然后到那个地方仓储也都没有问题;然后送到仓储之后,老百姓需要我怎么去分配给他,怎么销售给他,全部都没有问题。似乎所有东西只要按照计划来,一切就完美无缺了。
这是理想面,现实面往往不是这样子的,现实面有许许多多的意外存在。我先不说意外,我先说一个最简单的情况。如果计划经济要发展得非常好的话,他需要有强而有力的统计支撑它。我只说一个最简单的,明年我们种多少粮食中国才够吃,你就要两个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我对人口的数字我要能够掌握;第二、我对粮食的产量,我要能够掌握。
中共自己讲过,在前几年,大概十来年前,它去进行人口普查的时候,派出去的人口普查员是几百万人。普查完回来之后,它说,我这次人口普查算是建国以来做到比较好的一次了,可是我仍然有误差,误差多大呢?误差到4、5千万。到了前一段时间,它的人口普查误差还相当于一个英国的人口总数的这么一个差距,它说我误差到一个英国的总人口,结果它还说我要搞计划经济,这怎么可能?
这是第一个我们认为统计上的不可能,第二个统计不可能就是你对粮食的掌握。一般来说每个国家对自己的粮食的掌握是一个粗估,大概有这么多,但是实际多少,我是没有那么大的把握的。
中共自己很清楚,中国以农立国,到这几年来,它讲中国百分之七十几到八十的人口是农民,那么这个粮食生产还是十来年前,还勉强可以过关,也就是说粮食问题勉强过关,所谓过关就是大家可以基本上吃上饭然后不会饿死人。
中共建国到现在五十几年,建国到快要40年才敢讲说粮食基本过关,而一开头它居然敢讲说要搞计划经济!人的数字掌握不好,粮食的数字掌握不好,它说要搞计划经济,这是我说统计不足的地方。
我还没说到意外呢,所谓意外就是有天灾、有人祸,天灾就是北旱、南涝,突然之间来了一个百年不遇的洪水;突然之间来了一个大的荒年,然后收成出现了很大影响,这个时候你怎么去计算?
而且中共每年还搜刮很多粮食,卖出去赚取外汇,搞了这么多年还在做这件事情。所以如果说第一这个人口的数字跟粮食数字掌握不好;第二它对自然环境没有这么好的控制能力;然后第三,它一定要出口一定比例的粮食的话,它怎么能够搞计划经济?
所以搞来搞去,我们说它是在搞计划经济,但是它的计划经济在做什么呢?它的计划经济为国家赚钱而服务,不是为老百姓生活或吃饱饭为主要宗旨的,所以我们才说它说的人民是假的,是骗人的东西。那么它的计划经济不是为老百姓搞的,是为它搞的,这是我们觉得非常糟糕的地方。
计划经济其实还有其他的一些问题,我们前面谈到说计划经济不会成功的第一个原因是统计的准确性的问题;第二是意外的问题。
另外还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就是人性的反弹,因为在农业社会当中,农民需要一定的自由度,如果你强制压迫他这样去工作,这种农民工作的效果不会好。当年在苏联搞集体农场的时候就失败过,中共后来搞合作化后,一直推到人民公社也都是十分失败的,这是人性的反弹。
谈到被压迫的老百姓的反弹,其实也还有一些统治者的反弹。在乡间大家知道,村里头的书记当他有了绝对权力的时候,他那种败腐和贪腐,一般人真的是很难想像的。这就是我们看见计划经济在中国大陆那种社会,或至少在现阶段还不可能实施的很重要的一些原因。
我们可以看看一个具体的例子,在50年代中后期,中共为了把粮食问题管起来,去搞了一个政治叫“统购统销政策”。统购统销政策就是把粮、麻、棉、油这些跟民生具体相关的农业物资,真正管起来,国家统一收购,然后统一销售,价格由国家来决定。
看起来是符合了计划经济的想法,照理说应该全国一盘棋一样,各个地方都就定位,都管得服服贴贴的,都好好的不出任何纰漏。可是我们看一下,这么多年来就出现很多纰漏。那很多人就不服气,说没有问题啊,看起来运作得很好呢,其实不是的。
所有社会主义国家,只要它对农业管制稍为严格一点点,我们看农业就会有个大问题,农业跟工业相比发展比较弱,这是第一个现象;第二、农业的产出量比较少,不太够它内部的需求;然后第三,整体来说物资比较缺乏,而且这种现象不只是在农业,甚至进入到工商跟一般民生的部门。
只是农业的部份特别明显,为什么呢?因为一旦搞了这种统购统销或集体农场之后,第一个破坏的就是生产诱因,因为农民发现,他种出来的东西我不见得可以直接得到,我花了这么多劳力,我不见得会得这么多东西,所以生产诱因被破坏。生产诱因被破坏之后,整体来说,产量会下跌,产量减少的时候,结果最后就出现短缺经济。
农民如果能够勉强的种一些东西出来,他或者是自己吃或者是拿到黑市去了,因为他想要生活、生存下来。而这种生存就被中共抓下来,说你打击国家经济,打击集体经济,打击社会主义,跟你无限上纲上线,甚至说你是投机倒耙,长途贩运,什么都来了。
中国几千年来农民为了自己吃一口饱饭,想要挣扎图存,想要自救,结果被打成犯法,被打成农奴,这在中国历史上真是罕见,这种事情也只有中共做得出来。
所以我们可以看出计划经济其实是不成功的,我们从后面的变化也可以看的很清楚,如果计划经济这么成功的话,1962年邓小平、刘少奇回来之后,为什么要搞“三自一包”政策?“三自一包”政策里面很明确就有自由市场,自由市场就让你自负盈亏,你愿意自负盈亏的时候,你的生产行为,你的消费行为就会比较谨慎,就不会有公有制情况下的浪费。所以我们看到搞了“三自一包”政策之后,一、两年老百姓就活回来了,这就很清楚是市场经济的威力。
如果大家认为市场经济还不够明白,那我们再看看,1978年以来搞的生产承包责任制,也就是逐步走上市场生产经济。当老百姓的所得成果跟他的劳动开始挂勾了,我越勤劳,我付出的劳动力越多,我的所得开始跟着增加的时候,生产诱因就上来,他就愿意生产了。
所以大家看见1978年以后,农业产量就步步爬升,很简单就这么回事。可是这种爬升有他的局限性,局限性在什么地方呢?局限性是在你共产党继续在政策上管制他,他发展不下去,这第一个。第二、这个土地的肥沃度是一定的,所以这两个因素限制了农业发展,将来迟早会有一个高峰出来。
第一个重要高峰在1985年,在那个时候,政策所能够开放出来的空间大概就那么大,往后你如果不放手的话,中国共产党不放手的话,中国经济走不下去。所以后来我们看到从 80年代开始,每年中共的〈中发一号〉文件,讲的就是农业的问题,讲了不让干什么,农民如果朝那边干,经济就会发展;农民如果真的听了共产党的话,那经济就不会发展了。
譬如说“自留地”或“生产成包责任制”要不要继续扩大的问题,然后让不让老百姓盖房子的问题,让不让老百姓修祖坟的问题,可不可以雇工,然后土地能不能转包,然后可不可以集资办企业。
每年的一号文件就说明年不让干什么,中国的老百姓也比较聪明,每年把一号文件拿来,说共产党不让干,那咱们照着干就对了,所以后来就这么发展起来了。所以我们在说什么呢?共产党管制的地方就做不好,你共产党不管的地方反倒做好了;也就是共产党不管的时候,市场就进来管了,不就是这么回事?
而最近这几年来为什么出现了问题呢?因为共产党看见土地有利可图了,这些高官也好,地方官也好,他进来圈地,圈完地之后,他去过他的好日子。同样是从另外角度,用政治的力量去破坏经济发展。
所以现在我们回头来看看,一百多年前,孙中山提出来的对市场的肯定,非常的简单,非常的明了,基于人性,所以他是完全可行的。今天大家一天到晚在称赞邓小平,怀念他,他没有做什么事情,他只是把我们知道了几百年的事情,拿来重新肯定,在中国大陆实施,那就有效,这是什么?这是人性。
所以我们要反覆强调,中国共产党做的事情,你只要顺乎人性去做,那就没有问题,老是按照共产党的意识型态去做,悖乎人性的话,那一定会失败。今天这个题目我们先谈到这里,下次我们再接续这个话题谈下去,我们下回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