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这几集以来，一直在跟各位谈赵紫阳的反思，也就是这位前总书记在“六四”事件被禁锢之后，软禁的16年当中，他对过去的所作所为也好，或对中国大陆的社会发展也好，他有什么样的观察、有什么反思。

在这当中有一段话，引起了我很大的注意。因为我们在外面的社会生活久了，看了这些东西觉得习以为常，不觉得什么特别。但是里面有一段话倒触动了我，它提到宗凤鸣跟赵紫阳说，《人民日报》的前总编辑，也是人大常委的胡绩伟，一位相当有名的先生，到美国那儿去考察了一圈。

他考察完之后发现，在这个资本主义的国家当中，在中共口里是日薄西山、奄奄一息的社会当中，他发现了很多很好的成分，也就是社会主义成分。然后他也特别谈到一位很有名的女的老作家，叫戈扬的，戈扬女士在美国的生活，被照顾的那个情况。最后他有一个感触，他说，哎呀！人家那个社会比咱们这个社会当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还多。

换句话说，你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你看社会主义的很多理想被落实、被实践了，而在一个号称“社会主义”的国家里面，很多的社会福利或人道政策没有落实；不但没有落实，人家提出人权口号，还把人家拿来践踏。

所以说到这里，就接续我们前几回谈过的话题，叫做“社会主义需要自我更新”的问题。我们提到社会主义需要自我更新，最好就是去学习资本主义，那我们也说今天的资本主义已经不是当年的资本主义了。

今天的资本主义受到社会主义一百多年来挑战，它也在自我调适，也想要走到一个更好的方向去，它也认识到它有很多问题，所以坦白说，社会主义是一个很不错的理想。我年轻的时候，也对社会主义有过相当的沉醉。

我也觉得能够去帮助别人，这种利他的情怀，对我来说总是很高贵的。今天我也没放弃这理想，我在路边看到困难人，我也觉得说是不是我们应该想办法怎么去帮他一下，这些都是我们知识分子，或是做一个人最基本的同情心的要求。

所以我也完全能理解，当年的共产党员或当年这些人为什么要去献身社会主义，因为他们是对资本主义底下这种不良现象的一种反动。但问题是按照中共设想的社会主义应该不是人类的天堂。中共所设想的社会主义只是走上富国强兵，或走上共产党一党专政所认为的比较好的道路罢了，它不是真正落实我们所谓的社会主义的、或者人道主义的理念。

所以话题就拉回到我们今天的本题了，我们来看看这个社会主义的成分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在资本主义国家当中，究竟怎么去落实、怎么实践，然后怎么滋长的？这就是今天我们想谈的话题。

所以第一个题目，我想谈谈在这些资本主义国家或资本主义社会里面，他们有哪些社会主义成分？比如最早就是谈到工人的问题。马克思跟恩格斯写《共产党宣言》也好，或写法德农民问题也好，或写各大纲领批判等等，都提到了工人工作状况的一些问题。

大家比较关切的就是，做为一个被资本主义压迫的工人或工人阶级，在资本主义社会底下他后来究竟得到什么样的保障？大家如果还记得的话，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的最后就提出了十大呼吁，我们后来数了数，这个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十大呼吁，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大概有6、7项或7、8项被落实了，只剩下1、2 项没有落实。

但是同样的标准去衡量，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面，马克斯和恩格斯所提出的东西，不但没有被落实，反而被恶化了。所以这种社会主义的成分，在资本主义国家里面好像比较多，比如说，工人的工时的保障、工资的保障、工作条件的保障，在这些国家里面是比较不错的。一般来说，在美国、欧洲这些社会，都算是不错。而在北欧国家呢，可能更好一些，这第一个部分。

第二部分，就是一般人的保险，不管是安全保险或健康保险等等，特别就在这医疗保险的部分，在一个资本主义国家里面，或者非共产国家里面，医疗是比较昂贵的。那一般我们说：喔！不能随便生病啊，这一生病再看病就不得了！所以我们需要什么呢？我们需要医疗保险。

也就是平常我就要有一点点钱存在那里，到了那个时候，只要我交一定数额，那么到了某种程度，政府会保障我。甚至我不缴到一定的数额，只要我开始缴了，就有哪些会被照顾到，那么我得了这些病，政府就提供多大的补助给我，这种是医疗保障。

然后再来对老人，有健康的保障、有生活上的补贴--“老人津贴”，然后还有生活照顾。具体的生活照顾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比如台湾现在已经发展到在有些社区里面，因为老人比较多，他们专门有拨经费，有人每天给老人送饭。

因为有些老人是独居的，他的小孩或者不在身边，或者小孩年龄没有他大而比他早走，然后他一个人在这里就变成要自己照顾自己的生活，我没有办法去买饭，没有办法定时吃到饭，那怎么办？那就有人送饭给他吃，已经做到这种地步了，那他还是一个健康老人呢！好，这是老人的部分。

再来是对残疾人，残疾人行动不方便，视力、听觉各方面可能都不方便，那么你怎么帮助他？比如说，我们有残疾人的公车，我们有残疾人的轮椅，有残疾人的步道，然后各位在台湾或在一些比较进步的社会，我们可以看到很多地方我们设了一个叫做“无障碍空间”。

比如说在走道上面要上下楼梯的时候，特别有一些斜坡，让人可以推轮椅上去，让残疾人比较方便。那在有些地方上厕所，这些公共厕所打造了旁边有特别的扶手，那空间特别大，可以让你的轮椅比较方便进来，进来之后比较容易就定位，比较方便上厕所，这些都是明显可以看得到的。

再来就是少数民族，在很多国家里面，尤其在一些比较进步的国家里面，常常会有一些少数民族，通常这些少数民族在这社会当中是弱势团体，他或者在经济，或在教育，或在社会地位上，他的处境比较不利，他不是主流的那些民族团体。所以多数比较进步的国家，对少数民族在生活、教育、医疗跟居住上面都有特别的补贴跟照顾。

那么再来是婴幼儿，很多国家为了照顾下一代的健康，对那些生活水准、收入低到一定程度以下的家庭提供补助。它补助什么呢？简单说就是补助奶粉钱，让你们的小孩能够吃得好一点，将来长大的时候身体会好一点，不要搞到最后体弱多病，整个国民素质被拉下去。

最后一块是对穷人的补助，这一块的补助我自己在美国读书是经常看到的。当时我是留学生，每周去买菜，我们留学生去买菜就拿现金去买菜，可是我经常看到黑人家庭或是墨西哥裔的家庭，通常他们收入比较低的，我就发现他们买一大堆东西的时候，很多时候他不用付现钱。他付什么呢？他付食物券。

食物券谁给他的呢？是州政府或是联邦政府给的，州政府跟联邦政府都有这种预算。所以他们一路排下去之后，就看谁家里特别困难，特别需要，就层层发下来，发到他们手上。所以当他们拿到这个食物券，他就可以直接去买食物、直接去补助他的生活。

也就是这种社会主义的成分，已经远远超过了对工人的照顾，已经扩展到了全民、到了每一个需要照顾的层面跟阶层，这种社会主义的成分，坦白说，在很多社会主义国家里面，还不完全做得到。这样就引发一个问题了，这样需要的钱很多，那钱从哪里来呢？

一般来说，钱从三个地方来：第一个不用说，就是税收；第二来自私人的或是公司的一些捐赠，他们称为慈善事业或慈善行为，这是第二块；第三块就是政府或是一些私人会去成立一些基金，用这些资金所产生的孳息去照顾这些人，所以这是三个来源。

但是最主要来源还是政府的税收。政府的税收通常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私人课税；第二个方面是对公司行号、对企事业单位去课税，这两样税金其实都相当大。公司行号的数目远不及个人，但是公司行号会课到比较大的数目，因为他们的营业额各方面比较大，所以通常我们讲，课的就是营业税或什么等等。

对个人来说，通常课的就是“所得税”，我们在台湾的所得税也是累进制的，也就是你的收入在多少钱到多少钱之间，你交10％，超过多少钱之后到多少，你交20％；再超过多少交30％，最高可以高到40％几，就是将近一半，也就是你一年挣的钱有一半要交给国家。

你说这样会不会不公平啊？不会。因为它可以算得非常精确，也就是到哪一个级距，你该交多少钱，不会多收你的，这里面有精算师算得非常清楚，然后它还有一些可以扣税，可以扣减的，反正剩下的你该用的都用了，你该合理享受的享受完了，剩下的部分你拿来抽税。

所以通常像我们这些教授的收入，大概会被抽掉一个多月、不到两个月上下，就这么多钱。算比例大概是介于10％到15％，通常就这样了，1/10到差不多1/7左右。

但是在台湾社会里面，抽到比较高的部分，我刚刚说了，大概40％几。像这些西欧跟北欧国家，尤其是社会福利政策推行得比较彻底的国家，他们抽的个人所得税，我问过他们，大概最高也在40％几，通常不会超过50％。

当然对于一些人来说，我一年赚了1万块，被你抽掉5千块钱，我很难受。但这个时候它不会抽这么多，通常是到几百万、几千万之后，它才会抽到这么高的。所以你只要站在比例底下，它抽下来你不会有感觉，不会使你生活受到实质影响，通常是不会的。

它为什么对这个分寸拿捏这么多，我要谈这么多呢？这讲的就是一个生产诱因的问题。它的税要抽到：第一，抽来之后，我的钱够用、够照顾工人、照顾农民、照顾老人、照顾小孩、照顾残疾人等等，钱要够用。

第二，我不能抽到最后你不想去工作了，你说我一整年去工作，工作完之后，我等于有6个月帮政府在工作，我不干了，我不做可以了吧，你管不着我，我要去领失业救济金，我不想工作了，所以它这个分寸拿捏必须非常精准。

要拿捏到它抽你税你有感觉，但还不至于到你不愿意工作，也就是不破坏生产诱因，所以它有社会主义的成分，但是它又不至于走到共产主义，这一点就很不容易。所以这种社会福利政策的背后，要有这些东西的支撑才可能做得到。

好了，下一个问题就是钱拿来之后怎么用？这也是一门大学问。大家想那就政府分配吧！政府用。不是的，在一个比较进步的、民主法治的社会里面，钱不是随便这样用的，用这些钱要有一定的法律程序，所以第一步要立法。

要透过国会，在台湾要透过立法院，不同党派的代表社会不同阶层、不同区块、不同民族、不同背景的人的不同利益，大家在这边共同吵，吵、吵、吵，吵到最后就是我的所得扩张到一定程度不会伤害到你；你的所得、你的福利扩张到一定程度不会伤害到我，我们彼此可以达到一个协调跟平衡的地步。

所以在每一个国家里面，立法院也好、国会也好，它都是一个讨价还价的地方，为什么讨价还价呢？每一个人代表他那个区块的利益，到最后大家形成一个共识说：好，那我们停在这里。

所以这个背后有一个很明确的，代表不同利益集团的观念，同时有一个落实人权的观念在这里，因为我们要保护这些人、要帮助这些人、要津贴这些人，我们要用钱。所以一方面是代表不同的利益团体，另外一方面要落实人权，它就不是口号了。

好了，那么这法律立出来了，譬如刚刚我们讲说照顾贫困家庭，贫困家庭到什么程度以下，我们就免所得税，甚至我们就补贴他，补贴他的教育经费或补贴他的奶粉钱？我们对哪些人补贴？我们的标准是什么？我们的程序是什么？这些要经过立法，这些立法要有比较精确的分寸才能做得好。

立法立完了之后，它真正成为法律了，才把这个法律交给政府，政府去执行这个法律。而在共产党的社会里面，基本上就是党做的决定，党说这样子，然后政府就去干了。党做的对，那非常好，那是党的英明；党如果做的不对，那底下就一败涂地了。

在一个民主社会里面，有一个立法的单位、有一个国会在这里监督它，当然这不是唯一的监督单位，我们等会儿会谈到。所以这个立法的分寸就是立下法之后，交给行政部门去执行，然后行政部门去执行时，立法单位还必须去监督行政部门的执行。

再来就是什么人、什么单位用这些钱呢？大体上有三个单位，第一个就是我们最常看见的医疗团体，从大的医院到小的卫生所；第二个是一些社会团体，他们专门去照顾残障人士或弱势团体，社会上很多有爱心的人，他们在这里领一份比较微薄的薪水，他们去做这些事情；第三是一些政府单位，他们也拨出钱，而且也真的有人来做这些事情。

所以在一个比较进步的社会，比较法治的社会里面，怎么用钱，它的过程是非常精密的。再底下就牵涉到更精密的过程，因为是人的社会总有弊病，因此牵涉到了一个“监督”的问题。

在西方社会或者比较进步的民主社会中，钱是如何监督的呢？第一是行政的监督，比如政府单位不时去抽查、来看这件案子办的如何、是否有瑕疵，我随时随地纠正你；第二种办法是稽核，我派人看你所报给我的最后的会计项目，我一项项审核，你用钱是否符合规定、是否浮滥等等。

这两方面的审查或者抽查，大陆朋友可能比较理解，因为这是行政的监督，这是大家比较容易理解的；后面几项监督，大陆朋友就不一定容易掌握了。

第二种是立法的监督。在比较进步的社会中，刚才提到中央有中央的国会，地方有邦或州的议会，台湾也是一样。中央我们有个立法院、地方上有县跟市的议会，一路下来有乡镇市民的代表大会，这些人都有监督权的，他监督钱如何用。除了一般法案与事务监督之外，对这一块他特别可以监督得到，因为这个跟他的生活息息相关。

所以很多民意代表会主动关切这个问题，甚至很多民意代表主动为弱势团体请命，在台湾社会里面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像残疾人去找立法委员，立法委员就帮他在立法院办公听会。

办了公听会就广发英雄帖，邀请大家共同来谈这个问题，社会上对这个议题有兴趣的人都来谈。最后吸引新闻媒体注意，等到新闻媒体注意了，然后把它登上报纸、电视等等，经由报导大家注意到这个问题，就会说这件事情得做好、得监督好，所以这个监督非常有力。

等到这个监督再不行，最后还有一个司法的监督，就是你犯的错误已经到达法律的范围了、法律得要过问你。所以分别从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方面来监督，但在民主社会中还不止于此、还有其他的监督。

第四个监督就是受益人本身可以监督，像病人、老人或残疾人，当他们发现受到的待遇不公时，我受到的待遇没有原来国家答应我的多，这中间可能有问题，我出来讲话、出来发声，这时候就有很多民意代表愿意帮他讲话，所以受益人本身可以讲话。

最后，新闻媒体可以来监督。我们有大大小小的报纸、电台跟电视，他们绝对不担心揭发这些新闻，他们非常乐意揭发这些新闻，因为这些通常是大家所关注的。

所以在一个比较健全的社会中，不只是行政监督，行政监督固然是一道关卡，但光是一道关卡是不够的。我们刚刚看看至少有五层监督，但是不时我们还会看到弊案。在民主的法治社会中，我们会去发掘弊案出来；在共产党一党专政的社会中，偶尔可以发掘弊案，但是很多弊案可能会被官官相护遮掉。

我们现在谈一个问题，在这种社会中，社会福利是否会过头呢？可能会过头。像台湾健康保险就有滥用的情况，在有些国家生活津贴、生活资助太好时会养懒人。

有些地方可能会被中饱私囊，像荷兰这个国家很多人去买毒品，因为没有钱去买毒品就作奸犯科，所以国家干脆设定标准，就对这些人提供一点点毒品让你不要去作奸犯科，这在我们看起来就真正过了头了。

所以我们要想的问题就是我们在社会福利、人道救助跟一个人在正常努力当中，我们的分寸拿捏在什么地方？过去一位历史学家讲过，资本主义的优点就是给了你一个饥饿的鞭勒，也就是饥饿这条鞭子去鞭策你，让你去努力工作、为社会贡献；但若是鞭勒过头就会形成剥削，就会形成初期资本主义社会的状况。

但是如果我不鞭勒你，什么都把你照顾得好好的，你可能就会懒惰，最后这个社会就会崩溃。所以怎么在饥饿的鞭勒与社会福利的人道照顾当中拿捏分寸并非容易之事。

但在中国大陆这个号称“社会主义”社会当中，执政几十年下来，我们看到，第一、阶级森严、阶级分野非常严厉；第二、形成非常庞大的特权阶层；第三、贫富差距非常严重；第四、这些被圈地、夺产、夺房子的农民跟这些要维权的人士哀哀无告于天地、没有地方去诉苦、没有最后的正义，所以这个社会是非常可怕的。

社会主义的成分不只是在社会主义社会当中才存在，在资本主义社会当中也存在着。但是如果中国社会当中不存在社会主义成分，甚至不存在最后的正义的话，这个社会是非常危险的。

所以我们看见赵紫阳跟宗凤鸣的谈话，他们固然是看见胡绩伟和戈扬的经验，但是扩大这个经验可以看到，其实这就是我们共同追求的一个比较好的社会，我们去拿捏这个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