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年轻时就有一身的病，总在看病吃药，多年下来对医生、药物已没信心。92年底，身体状况急速下降，由家人搀扶着上飞机来到北京找气功师。找到的气功师给排呀补的治了许久也没解决根本问题。93年7月在一个朋友家里闲坐，看到书架上有一本《中国法轮功》，随手拿下来一翻。我当时吃了一惊：从来没有人能知道生命的奥秘，真不可想象，这件事太大了，那一定能治我的病，就急切地请这位朋友帮我去找到法轮功。

那年7月25日，我参加了老师在北京举办的第11期法轮功传授班，从此开始了我的修炼之路。

我是48年出生的，对佛、道、神及传统文化只知其名不知其实，对气功、修炼一切都没有概念。虽然接受的是无神论的教育，但学生是为考分，也谈不上信仰，所以脑子里是空的。

11期班在北京公安大学礼堂，我坐在二十几排。第一堂课就吸引了我，老师在讲史前文化，我聚精会神地听，心里暗暗吃惊：怎么这些事这几年自己也想过？

我们这一代人在豆蔻年华时赶上了文化大革命，亲眼目睹了人世间各种辛酸苦辣、啼笑皆非的政治游戏，在惨痛的现实中学会了独立思考，对政治、权力、各种思潮都会冷静地跳出来观察它，评判它的对错。但面对这茫茫的世界，心里很苦，不知用什么基准来衡量它，用什么标准来把握自己的行为。在工作单位，整日被勾心斗角、尔虞我诈包围着，心里十分厌恶。闲下来时总喜欢看《奥秘》这类杂志，思索人生以外的问题，那时的心在人世外飘荡，感到轻松自由。

那天一下听到了这么新鲜的东西，觉得好透气，很兴奋。每堂课我都津津有味地听，每天从课堂上下来，身体的难受程度都缓解许多，每天下午都早早准备着上路。一期学习班结束了，我想再能参加一期就好了。听说十二期在五棵松的某单位礼堂，我赶紧找着买票。五棵松离我住的地方很远，几堂课后我开始发烧，咳一声嗓子连着心疼得很厉害，话都说不出。老学员跟我说，再难受你也要坚持来。三、四天后烧突然退了，感到难受的地方好大一块东西没了。之后我又参加了第十三期，在“二七车辆厂”。三期班下来，我辞退了保姆，自己可以料理日常生活了。

一期接一期地听课，老师讲得越来越高，都是我从来没听过的全新的领域。那么，到底信与不信呢？

渐渐地，我心里升起了一个字，就是“正”

我小时候在北京郊区的农村住过几年，关于佛、道、神及鬼的概念都是坐在小板凳上听老太太们讲故事得来的。那时农村没有电，晚上小孩子们常看星星，那满天的星星就是满天的故事，每颗星星上都载着一段离奇的传说，一切美好的憧憬，一切不可知的秘密，都在那遥不可及的天上。小孩要做坏事了，老太太们就用鬼来吓唬，还告诉他有因果报应。童年的经历在我心中埋下了种子。

长大了上学了，学校老师说：这些都是没有的。进城了，城里人都很现实，不讲那些看不到的东西。自己也从未仔细想过。今天这个题目一下子摆在面前，真有点头晕目眩。我想人的生命是短暂的，经历也是有限的，不可能什么都亲身去体验。那么信与不信就看老师本人，老师可信那么老师讲的就可信。我仔细地观察老师，只要老师在场，我的眼睛就不离开，每一个音容笑貌，每一个细小的动作，都看在眼里，放在心上。所以下课了我总是磨磨蹭蹭的，走在后面。

有一天从十二期班上下课回家，在五棵松地铁站等车，看到老师从后面走来，旁边有他的家人，还有一位学员，他们提着饭盒，车来了人们拥着进车门，我尽量向老师所在的这边挤，想和老师他们进一个车厢。人们本能地挤着，进了车门第一眼就瞟一下哪有位子，稍有可能就一步窜过去。等我进来发现老师他们进了隔壁的一节车厢，我赶紧走到两节车厢连接处的车门，隔着玻璃向那边望，见到老师一点不着急，让别人先进，几乎是最后进来。我注意到他进来时还有一两个位子，如果动作快就能坐上。我在心里着急，心想快点，可他静静的，似乎根本就没感觉。人们瞬间就挤着坐定了，几乎剩他一人站在那里。我的心在翻动，就感到他和我们那样地不同。我默默地想，他是以什么样的心态来对待周围的世界呢？渐渐地我心里升起了一个字，就是“正”。

这位老师怎么这么正，正的让人不可思议，没有人间任何表面的东西可以掩盖，一切都是那么真实，没有造作，没有夸张，没有牵强，没有掩饰。开课的方式也不同于我所见过的任何一个集体讲话的方式。到点就上课，不绕弯，直奔讲课内容。所到之处也没见哪个社会名流来捧场，没有前呼后拥一群人磕头作揖地要治病。学费也很低，十堂课九天40元，老学员还减半。后来由于气功科研会有意见，说法轮功的班收费太低，影响了其它气功办班的收费标准，这样又勉强调到50元，老学员仍减半。李老师在各地讲课都是由当地气功科研会邀请主办，办班收入和气功科研会四、六分成，所得的这一少半除去随行工作人员的吃住旅费等，也就剩不下多少了。那时我就在想，老师不为钱，也不治病，他在做一件什么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