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而为人，就应当有人的生活方式，有人的基本尊严和权利。在全球走向民主自由化的时候，中国却在江泽民的主政下继续阻碍政治改革，剥夺普通民众的基本权利。几乎所有有独立信仰、独立人格和不同见解与要求的个人和较大的群体，包括下岗工人、宗教信仰、气功锻炼、民主人权、新闻媒体、政治异见，都遭到不同程度的迫害。

在中国有众多的老百姓受到当局不公的对待，但却有冤无处可申。中国每年上访的人次需要以千万计，其中大多数人是合理的诉求。官方公布数据认为80%以上有道理或有一定实际困难和问题应予解决，但最后却只有0.2%问题能够被解决。那些走投无路而冒天胆去上访的百姓，被各部门官员踢皮球似的踢来踢去，甚至遭到残酷的迫害，打击报复。绝望之下，更有民众不惜以生命作为抗争武器。2003年10月17日，北京警方召开记者会，承认从十月一日至十六日，天安门地区连续发生多起自杀、自焚未遂事件。

那些希望有独立信仰的地下教会遭到大面积的打压。近三年来，被逮捕、关押的宗教犯至少数千人。对法轮功的迫害更是史无前例，极尽一切诬蔑之词，动用所有暴力机器，对法轮功学员进行洗脑、拘留、送进监狱甚至精神病院。迫害致死者成千上万，被劳教者数十万，被波及者数以千万计。江泽民因此而在十几个国家被起诉，被控有反人类罪、群体绝灭罪、酷刑罪等多项罪名。

在新闻的控制方面，江严重剥夺人们的知情权。记者不敢报导真实的新闻事实，而只能按照中共的意愿制造谎言。如果有哪一个记者试图对事实进行公正、客观的报导，就很可能遭到当局的打击迫害。在各国被关押的记者中，中国数目最多，大多被以“泄露国家机密罪”或其他名目逮捕。此外，江泽民的儿子江绵恒还动用老百姓几亿美元的血汗钱搞“金盾工程”，对国际互联网进行封锁，不让人们通过互联网看到真实的信息，这种严重的资讯扭曲，不仅使中国完全跟不上信息时代的步伐，甚至可能使人们丧失正确判断是非的能力，持续下去，恶果相当可怕。

江还抓捕了不少民主人士、网上自由言论者。2000年“十六大”前后，在释放民运领袖徐文立、方觉的同时，却在全国逮捕了何德普、杨子立等民运人士约20人，其中包括20岁的女大学生刘荻，她仅因在网站上写了几篇对当局批评的文章。难怪有的人说：“中共是放一抓十，得了便宜又卖乖。”这种欺骗外国关心中国人权的人士的障眼法，外国政界人士很容易被蒙骗。江泽民当局甚至采用国家恐怖手段从境外绑架民主人士。

遭受不公而没有说话的权利，追求精神信仰而受到迫害，那些上访民众和法轮功学员，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连基本的生存权利都没有。在整个中国，其实哪个人敢说自己有人的尊严呢？谁敢把自己对政府迫害民众的不公说出来呢？即使中共党内高官，情况依然如此。中共前最高首脑赵紫阳就被关押至死，还不让人们自由悼念。在江泽民领导的中共独裁统治之下，中国成了一个没有任何人格尊严、思想独立的囚笼。这就是二十一世纪中国人权的真实状况。江泽民多年被著名人权组织“国际大赦”评为“人权恶棍”。

在江泽民谎言和经济诱惑下，国际社会对此人权迫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容忍中共人权迫害输出海外，这种人权灾难已经蔓延全球，成为世界自由民主价值的最大威胁。不久前微软、雅虎、古狗帮助中共过滤封锁人权、民主、自由等敏感词语就是明证。面对残酷人权侵害，沉默是一种耻辱，纵容与助纣为虐则更是罪恶。发展下去，更多商家、政府将走向堕落，后果堪忧。

4.社会危机: 火山口上的稳定

日益增加的弱势群体

中国的财富正在朝两极化方向发展。在江泽民当政期间，官商勾结，经济财富开始向权力者聚集。有权力、有关系的可以轻而易举地从政府拿到工程，从银行拿到钱，将国有土地和工厂出卖，发家致富，飞黄腾达。2001年江泽民把“允许资本家入党”写进党章，正是赤裸裸地把这种以权力掠夺财富的行为合法化。

举圈地为例。在江泽民时代，城镇土地成了投机家进行钻营的主要目标，获得土地的唯一办法就是权钱交易。炒卖土地需要资金，银行对于民间借贷有严格的规定，但有钱有门路的商人却可以轻而易举地使不合法的借贷合法化。违法炒卖土地和违法超贷使“红色富豪”一个接一个地诞生。

与红色富豪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不断扩大的弱势群体。工人从前被声称是国家的主人，现在很多人却下了岗，工厂不再属于他们，很多从前有的福利也不属于他们。农民受着苛捐杂税的压迫，还有土地被占，生活相当困难。“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是中国社会的真实写照。大量农民没有出路，涌到城市当民工，生命没有保障。上世纪90年代以来，大陆各地煤矿、磷矿经曝光的矿难达300多次，死亡达2万人以上。中国煤矿每年死亡人数高达六千多人，占全世界煤矿死亡人数的80%，而中国的煤矿产量大约只有全球总产量的35%。中国生产每百万吨煤的死亡率是美国的一百倍，南非的三十倍。由于江泽民对媒体的高压控制，还有多少矿难根本没有机会曝光，就更不得而知了。此外90%的农村人口没有医疗保险，60%的城市人口没有医疗保险，连病都生不起。

江泽民时代的中国，人们可以在上海、北京、深圳等地看到满眼是现代化恢宏耀眼的建筑群、充满贵族气派的高级享受设施、一掷千金纸醉金迷的消费方式，花百万美元送子女留洋，将千万美元存进海外银行，身拥数辆豪车多处洋房……然而，这一切只属于不到1%的少数中国人。

资料显示，中国贫富分化已经超过1949年中共建政前的“旧社会”，目前中国85%以上的财富积聚在0.2%的人手里。在江泽民时代，衡量贫富差别的指标 ——基尼系数从1991年的0.282跃升到2003年的0.46，远远超过国际警戒线。此外中国社科院的调查指出，中国的城乡收入差距已居世界第一位。 1991年全年全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570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710元，两者比率大约是2.2:1；2003年这个数字分别是8472元， 2622元，两者比率升为3.2:1。一位中共高官坦言：“城市发展像欧洲，而农村发展像非洲。”

按照中国扶贫基金会的统计，2003年中国农村未解决温饱的人口有3千万人，低收入人口（人均年收入在865元人民币以下）为6千万人，两者相加为9千万人。

正在建设的高楼大厦接连发生为讨工钱的跳楼案，下岗工人因为没钱治病在家自焚身亡；高官们有人吃一餐饭花费20万，而贫穷百姓的儿子考取大学却有母亲因为没法替儿子交2000元注册费而上吊自杀……

江泽民时代社会的特征是一小部份人暴富，一大部份人更穷，这正是共产党50多年前诅咒的“万恶的旧社会”。

十几年来江泽民的政策造成了弱势群体的不断增加，给中国大陆社会今后的发展留下了巨大的隐患。从城市到农村，受压迫和剥削的工人、农民等等忍气吞声，怨声载道，这一庞大的群体，使中国社会充满一触即发的社会矛盾。可以毫不夸张地说，中国的社会正处在火山口上。

火山口上的稳定

仅仅在2000年10月下旬到11月中，中国155个地区共发生了8150多宗游行、示威、请愿事件。与此同时，有21个省、直辖市属下的党政机关部门，发生了530多宗集体罢工、请愿、赴京上访事件。2004年，据《纽约时报》报导，中国发生了6万起抗议示威。

新华社主办的《了望东方周刊》披露：中国2003年共发生五万八千宗较大的社会骚乱事件，平均每日达一百六十宗，其中，冲击党政机关的事件也频频发生。这项统计显示，2003年的社会骚乱事件比2002年增加了15％，与十年前相比，更增加了七倍——不仅是发生频率的遽然增加，而且是规模不断扩大、冲突暴力度的 急遽升级。

江泽民“保持社会稳定”的手段，实质上就是江泽民自己所宣称的“哪里出事哪里负责”，“把不稳定因素消灭在萌芽状态”。其直接的后果，是各级地方官员被赋予采用超出法律之外的权力无情打压民众，以保持自己辖区内不出现民众上访喊冤等等显示“不稳定”迹象的活动。 2003年发生的大学生孙志刚因为没有带暂住证而被广州市警察抓捕送至收容遣送中转站，并最终被暴打致死的案件，实际上曝光了江泽民的“稳定”手段之一斑。

自从江泽民下令镇压法轮功以后，各地警察中出现了一类特殊编制，叫做“截访”警察。不论是对于失地农民、拆迁户还是法轮功学员， “截访”警察的任务就是力争在他们把上访信递出之前截住，并采用殴打、恐吓，以及直接抓捕遣返等非法手段送回原籍关押、劳教等。这里举一例说明。

河北省桃林口水库移民因为地方官员侵权、侵占民众财产，曾多次上访。在上万名库区移民集体写的《要求罢免唐山市委书记张和的全国人大代表资格和河北省人大代表资格的动议书》中，有这样一段描述：“2000年4月1日，我们玉田县100多移民在去石家庄上访的途中，统统被大批警察按法轮功抓起来，每人都被打伤，有的筋断骨折，40多人被抓，其身份证至今仍被公安局扣压，且被罚款数万元不给收据，其中张凤、刘素娥、刘增复、柴润秋等4人被以冲击国家机关罪分别判刑3至5年。张凤被判5年刑，现在他重病在身，至今仍在唐山冀东监狱服刑。虹桥镇63岁的农妇张书琴当场被吓得昏死过去，一位30岁的农妇被虹桥镇派出所警察抠摸下身。而唐山市移民办的正副主任李增荣和张兆荣贪污挪用移民款1181万元案发，被张和包庇，重罪轻判为5年刑，且保外就医，逍遥法外。”

《动议书》中提到的“执法人员”们把民众当成法轮功学员来抓打，其实在各地都存在，这种现象的发生也是有原因的。因为江泽民曾有密令下达基层：对法轮功无论怎么样都不过分。监狱、劳教所的警察们在对法轮功学员肆意折磨、得意之时曾放言：“我们有死亡指标！”老百姓一旦被当成法轮功学员，则“执法人员”可以为所欲为，不受法律制约。

如果以为侥幸绕过本地警察围追堵截的上访者能到达北京，就可以实现上访的目的，那就大错特错了。在国务院和人大信访局门口，常年有大批截访者警察（有时是便衣）长年组成人墙，随时给前来上访者以“下马威”。

上海居民马亚莲女士因不服住房被强制拆迁惨遭劳教并打断双腿，此后由于马亚莲在网络上发表揭露上访中种种黑暗内幕的文章，2004年3月16日再次被上海警察处以劳动教养一年半。从马亚莲的叙述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江泽民所称“稳定”的内涵，略见上访民众所面对的“截访”警察之猖獗：

……辽宁省本溪市上访人孙维琴上访时被截访者群殴倒地，有人大声呼救，保安无动于衷，还调侃地说：“谁躺地上了？我怎么没看到？”孙抗争不成，后愤而吞药自杀，幸被救活；陕西省咸阳市上访人李小婷，因拒绝截访者强行查看身份证的要求，被一群截访者一哄而上，拳脚相加，直到把她打得躺在地上无法动弹；另一名上访者邓殿全见状，疾呼“要打死人了”，哀求凶手住手，却立遭四个截访者痛殴，邓殿全被打得浑身是伤，以至无法行走，在临时栖居的马路边养了几星期；上海唐霞珍、徐兆兰、付玉霞等数名上访者在胡同里被拦截并遭踢打，抓伤，血痕条条，瘦小的付说：截访者狠命揪住她，都快把她拎起来了。

经证实，殴打李小婷的，是来自黑龙江省的警察；围殴邓殿全的四条壮汉，是来自河南省的便衣人员……实际上，长年聚集国家信访局门外的截访者，都是各省区市当局指派前来的“公干”，目的显然是要阻吓各地来的上访者，防范当地政府的各种丑闻曝光，这些丑闻包括腐败、侵权、暴力拆迁，等等。截访者不仅获得各地方当局的授权，也有黑社会的参与，可谓官匪一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