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记者是“无冕之王”，在国人的心目中享有特殊的地位，往往被认为是正义的化身和伸张正义的代言人。然而，为了钱，在现今的中国，还有多少记者记得自己的使命和责任？

2002 年6月22日山西省繁峙县义兴寨发生金矿爆炸事故，前去采访事故发生原因的新华社、《山西经济日报》、《山西法制报》、《山西生活晨报》的11位记者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为掩盖事实真相而贿送的现金和金元宝，记者“报导事实真相”的职业道德就此葬送。在江泽民诽谤法轮功的宣传中，更有无数记者为了私利出卖良知。天津市公安局国保局出逃的原“610办公室”官员郝凤军在澳洲披露，他亲眼目睹中央电视台记者伙同“610”不法人员，威逼法轮功学员景占义在电视上说假话作伪证。在中央电视台的这些记者身上，已经找不到记者的职业良知。这样的社会，正义得不到伸张，弊病得不到暴露和疗治，民族怎会有希望？

会计师本是靠诚信吃饭。因为真实的数据是商业、金融、经济决策的根本依靠。没有诚信的数据将可能带来可怕的灾难。会计师是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的最后一道防线。可是在中国，“会不会造假账”反而是衡量一个会计师“业务能力”的重要指标。一系列的财务丑闻，“中天勤的崩塌”、“黎明前的黑暗”、“立华现象”……暴露出以诚信立业的中国注册会计师行业已经堕落成了造假的骗子。2001年4月16日，朱镕基在视察上海国家会计学院时，为该校题写的校训是：“不做假账”。同年10月29日，朱镕基视察北京国家会计学院后，题字是“诚信为本，操守为重，遵循准则，不做假账”。这样一条基本的职业道德要求，竟然成为校训，可想而知会计业造假到了什么地步。有人说，中国的会计师行业是新生行业，职业道德还没有健全起来。可悲的是，江泽民造成的追逐金钱不讲道德和诚信的这个腐败大环境，已经不能给予新生行业一个健康的去建立自己的职业道德的机会了。

繁荣“娼”盛

中国古话说，万恶淫为首。但在江泽民当政下，中国社会色情行业猖狂泛滥，正常的价值观念遭到彻底颠覆。

中国现在究竟有多少“舞女妓女”？谁也说不清楚。中国官方估计目前有六百万，这个数字接近香港总人口，更比全国军队二百四十万总人数多出一点五倍。有民间研究人士则认为实际上早已超过了1000万人。公安部的数据表明，1984年查获的卖淫嫖娼的人数是6千，1989年是10万，1999年达45万，被查处的人数直线上升，但查获率是1%还是10%，没有人知道，但绝对超不过10%。工商局的数据表明，登记在册的个体私营娱乐场所（歌舞厅、桑拿浴、发廊等）约45万家（未登记的数字不得而知），相当部分的娼妓就在这类企业就业，一家店铺的小姐少则数人、多则数百。此外，从星级宾馆、高档酒店到出租屋、路边小店以至闹市街边、广场戏院、网络聊天室里，也都有为数不少的妓女。另据知情人士透露，不少女大学生供职于各类伴游、商务咨询公司、商业俱乐部，从事色情服务。如重庆伴游公司内幕调查：4小时收费500元，“什么服务都可以”。而一位女大学生“涉黄”月收入两三万。所以，一般人认为，这支庞大卖淫大军其创造的年产值可能超过五千亿元人民币，仅次于食品餐饮业、服装业，雄居第三位。其中有三千亿元来自公费。难怪有人戏称，现在是“笑贫不笑娼”，中国进入了“娼妓空前繁荣的时代”。

东北三省一直是中国色情活动最猖獗的地区之一，几乎每个城市和乡村都星罗棋布着大小“桑拿浴室”，而这类地方多是公开、半公开的性交易场所。在东北三省里色情场所规模最大和最露骨城市，就是大连市。性交易、色情表演不但在大连“合理合法”，而且色情业主常常公然在大街上和报纸上是招聘男女色情从业人员，甚至就是有人报警也是无人出警。

大连如此“娼盛”，和全力巴结江泽民、忠实执行江泽民的“发展”政策的大连市长薄熙来是分不开的。有一位大连基层官员透露说：“从上世纪末起，大连的色情娱乐行业就一直是欣欣向荣，犹如野草遇到了春天的阳光雨露一发而不可收拾。原因是薄市长公开表示，第一要保护外商在大连的企业，不能随便进去抓卖淫嫖娼最后挫伤外商在大连投资的积极性；至于那些有一定规模的娱乐服务企业，也要由各区人民政府出头成立‘保护重点企业工作领导小组’，不管是大连哪级单位要进入企业查案都需要事先向该领导小组汇报或者说明情况，并在该领导小组成员的陪护下，方可进入。”

近年来，色情腐败和性贿赂发展迅速，从地下转向公开，甚至成为官员追求的一种“流行”和“时尚”，公费色彩越来越浓。贪官的攀比内容已经拓展到包养情妇的多少上。调查数据显示，被查处的贪官污吏中，95%有情妇。在1999年广州、深圳、珠海公布的102宗官员贪污受贿案件中，100%包养了“二奶”。但这还只是冰山一角。天门市委书记张二江一个人就有情妇107个。最恶劣的是，大陆年轻人中竟出现了群体“换妻”的乱伦取乐，更有少女一次一次地去修补“处女膜”。几千年传统的社会伦理道德几年之间在江泽民“改变了中国”的声浪中，被全面摧毁了。可以说，在中国的社会转型中，从“性封闭”走向“性开放”是转型最快最彻底的。如果问江泽民时代人们拥有的最自由的“权利”是什么，大概非“性泛滥”莫属了。可怕的是，历史重复地告诉我们，性的全面堕落往往是一个民族走向覆灭的先兆。

人心魔变

当人的道德沦丧到一定地步的时候，就会变得毫无人性，可以穷凶极恶，谋财害命，用钱买命，肆意杀人放火。

2003 年，新华网报道了一则令人震惊的连环杀人案。罪犯杨新海从2000年开始，在河南、山东、安徽、河北四省的农村地区作案26起，残杀67人，灭门多家。 2003年11月，河南省平舆县凶犯黄勇为寻求刺激，用木马游戏诱杀25名中学生，将尸骨埋藏自家地底。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心魔变、漠视生命的社会危机。

现在政府官员雇凶杀人也频频发生。2002年6月，国内报道了原山东省水产局党组书记、局长（正厅级）张程震数年前雇凶杀害另一正厅级干部的消息。2002年4月，湖市常委、政法委书记周其东为摆脱情妇孙某的纠缠，指使两名歹徒于2001年9月4日将孙某杀害。2005年6月17日，中国官方媒体公开报导河南副省长吕德彬雇凶杀妻的案件，吕授意新乡市副市长找人下手，而此副市长又委　手下公安局一名副局长，最终副局长在社会上找了两个杀手将吕妻杀死。

这些官员对自己的同事、妻友都敢下如此狠手，他们对其他人会怎样对待，也就可想而知了。当国家权力掌握在这样毫无道德约束，官匪一家，可以肆意杀人的官员手里时，老百姓心里又怎么可能有安全感？

近些年来，中国富豪纷纷遭遇凶杀案。2003年1月，山西富豪、海鑫钢铁（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李海仓在其办公室里被枪杀。凶犯作案后在现场自杀身亡，作案的动机是企图强卖土地、敲诈勒索不成而行凶杀人。李海仓个人资产达1．95亿美元，列2002年《福布斯》排行榜第27位。2月，浙江皮草大王周祖豹在其老家家门口被人雇凶刺14刀身亡。7月，湖南亿万富豪望城县格塘建筑公司董事长彭玉龙失踪后，后被人发现浮尸蔡家洲尾的湘江中，案情疑点重重。8月，甘肃地产大王、兰州市亿万富豪刘恩谦被找上门的凶手枪杀，死于寓所。2004年7月，四川峨边县亿万富豪、县政协副主席、明达集团董事长兼总经理葛君明在其办公室被炸死，爆炸者峨边老农张明春随后自杀身亡，血案的原因是张、葛之间仅6000元的经济纠纷。2005年4月29日晚，拥有上亿资产的内蒙古民营企业家周锦新在包头市一酒吧门前，被人用菜刀砍死。2005年1月，北京亿万富翁袁宝璟则因为雇凶杀人被判处死刑。

发家致富是很多人的美好愿望，但在一个人们没有心法约束，道德极其败坏的社会里，金钱财富并不能给人们带来幸福安定。相反，金钱很可能成为杀身之祸的原因，让人提心吊胆，惶恐不安。那些家财万贯的富豪，也许是很多人羡慕的对象，他们的财富也许是其他人怎么努力也得不到的，可是在这样一个人心魔变的社会里，他们的结局变得如此凄惨。当道德滑落到对生命毫不珍视的时候，这个社会就处于极其危险的地步了。这种社会整体乱象的产生，与江泽民治下公共权力堕落黑社会化、民怨遍地人心失衡等因素是分不开的。

知识分子的堕落

知识份子在整个社会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因为他们是社会的良知，社会道德的脊梁。一个社会的进步与落后，相当程度地乃至于极大程度地仰赖于知识份子的价值取向。

到了江泽民时代，短短十几年，被称之为“良知和脊梁”的知识份子除了极少数还在坚持自己的道德底线之外，绝大多数已经不断地走向堕落了。他们的自由精神在江泽民恐怖的淫威和钱财的收买下，已经荡然无存了。

“六四”过后，江一面采取高压的政策，一面采取收买的政策，从而使得很多知识分子放弃良知投向中共，他们为了自私的物欲，为了不再“流血牺牲”，甘愿沦为专制政权的支持者。特别是北大、清华这样的历来孕育自由精神、素以产生各类知识名人而著称的思想摇篮，现在已经成为埋葬自由、民主的坟墓了。学生们深邃的思想没有了，他们对关系到国计民生大事的政治热情没有了，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没有了。他们不再承担维护人权、反抗极权的使命，他们不再有为建立法治、消解人治、创造文明、根除野蛮而尽力的责任。他们现在所关注的只是如何与独裁政府搞好关系以便将来也加入这样的一个腐败的利益集团，并从中分得一杯羹。他们已经完全沦为这种专制文化的奴隶，反叛者个个成为被打击的异类。

很多知识份子只关心如何赚钱，甚至使用许多过去他们所不齿的卑劣方法去追求财富。例如科技人员剽窃别人的研究成果占为己有，乡土作家居然写赤裸裸的色情小说，有的大学教授、博士导师干脆把自己的淫乱史写成文学作品狠赚一把。他们在整个社会的大染缸里被污染，也去帮助污染别人，他们不但自己堕落，还要找出各种各样的说法为“堕落”辩护，使整个社会找到了心安理得堕落的理论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