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整人时，毛总是要迫使所有挨整者都必须写出检查，立下字据；让他们言之凿凿地向历史作证，誓言自己是完全错误的而毛泽东是完全正确的.

杜润生先生曾对单少杰先生说过：毛主席整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要求挨整的人必须做检查，不做检查是不行的，是不让过关的。邓子恢做过检查，我做过检查，彭老总也做过检查。
这种向毛泽东交出的“检查”，实质上就是“悔过书”或“认罪书”，就是检查者有文字稿本并在有许多人出席的场合，或是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有时是无中生有地招认自己犯有严重错误；或是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有时是无缘无辜地痛骂自己糊涂、无德无能。这种“检查”，通常还都要检查到上纲上线的高度，甚或是自羞自辱的程度。
一个突出的例证，就是周恩来在中共八大二次会议上所做的检查。在这一检查中，周恩来痛责自己犯了“反‘冒进’”的错误，即性质为“右倾保守”的错误；承认自己在政府工作中“错误地采取了机械和静止的平衡的方法”，存在着“脱离党的领导的倾向”。
他还痛挖自己之所以会犯上述错误的“思想根源”，称之为“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经常表现为“经验主义”，有时表现为“教条主义”，还有时表现为“两者的混合”。
周恩来这一下子就自己给自己扣了许多顶大帽子，多顶十分吓人的大帽子。他这是当着中共八大二次会议全体代表的面自己羞辱自己。

周恩来这一检查，不只是屈辱性的，还是荒诞性的。这一检查中所要否定的东西，即“反‘冒进’”的东西，却有着较好的结果：1956年国民经济发展比较快速，平稳；而这一检查中所要肯定的东西，即毛泽东决意的“大跃进”，却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中国国民经济倒退十年，全国人口饿死数千万。

在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和黄克诚等人也做了这种屈辱性和荒诞性的检查。 彭德怀在检查中承认：他的7月14日的信事实上是反对总路线、反对党中央和毛泽东的。他事实上成为资产阶级在党内的代言人。“这次犯错误的原因，除了政治思想的右倾以外，其中最重要的原因还夹杂有对毛泽东同志的个人成见”。

黄克诚也在检查中承认 ：“我7月19日的发言是一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发言。发言中的观点与彭德怀同志信中的许多观点是一致的，不管我的主观愿望如何，实际上是配合彭德怀同志的信，向党的总路线，向毛泽东同志和党中央进攻。”

彭德怀和黄克诚都是刚直之士，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都属“异类”：前者是中共党内在“延安整风”后唯一仍敢指着毛泽东鼻子说话的人，并因此而被诬蔑为“有反骨”的人；后者则被党内称做是“一个一辈子讲真话的人”，并因此而被批判、被撤职“总不下十来次”。

可这一次在庐山上， 彭德怀在指着毛泽东的鼻子说了一通真话之后，又打了自己的耳光，并且打得很重很重，将自己打得鼻青眼肿。后者则在非常仗义地讲了许多真话之后，又非常违心地讲了许多假话，顺着那些整人者的意，把“鹿”说成是“马”，把“黑”颠倒为“白”，把明明是正确的意见强说是错误的意见，并且是错得一塌糊涂的意见。

可以说，在毛泽东主政的中共高层中，最为匮乏的人格类型，莫过于敢讲真话了，即彭德怀、黄克诚身上所具有的那种直言骨鲠的人格类型。其间绝大多数者，都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的态度，曲意逢迎着这位党老大为所欲为地执掌着、乃至祸害着这个国家、乃至整个中华民族。

“文革”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有所谓“七大常委”。除毛泽东外，其余六人为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这六人都无一例外地对毛泽东抱着曲意逢迎乃至偷合苟容的态度，尽管各自逢迎苟容的程度不一。

除晚年外，刘少奇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都顺从着毛泽东，并常常是违心地顺从着毛泽东，即常常是昧着良知去做着助毛为虐的事。比如，在“合作化”运动中，在“反冒进”运动中，在“大跃进”运动中，他都曾一度站在较为清醒的一方，即毛泽东称之为“右”的一方；可一旦获悉毛泽东已下了反“右”的决心，便立刻转变立场，变“右”为“左”，顺从着毛泽东的意去做那些不切实际的事，去整那些做了实事或讲了实话的人，去批邓子恢，去批周恩来，去批彭德怀……

更有甚者，他竟能为附和着毛泽东去整彭德怀而干出那种栽赃陷害的事：一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不会说一句外国话”，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得怀 “里通外国”；二是明明知道彭德怀一向不爱搞拉拉扯扯，却偏偏要附和着毛泽东去指控彭德怀组织“秘密反党小集团”（军事俱乐部）。可以说，刘少奇是头脑相当清醒地跟着毛泽东去做这些浑事且丑事的。

至于周恩来就离“刚直”更远了。自“延安整风”后，他就一直对毛泽东抱着逆来顺受的态度，屡屡遭毛泽东打压乃至羞辱，又屡屡向毛泽东示弱乃至告饶，甚至屡屡昧着良知做了许多助毛为虐的事。
在 1959年庐山会议上，本应该由他这位当总理的人向毛泽东进言“大跃进”搞得过火事，可他就是隐忍不说，结果让那位当将军的人替他一吐为快。彭德怀为此气得当面骂他：“你们真是人情世故太深了，老奸巨猾。” 于是乎，管经济的国务院总理因不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得以自保，不管经济的国防部长则因敢向毛泽东直言大跃进弊病而不免落难。

事情到此还没有结束，在彭德怀替周恩来说话而被打倒后，周恩来不仅不予援手反而落井下石，也板起面孔来指责这个代他受过的人。他一是批彭德怀的现行罪过，即批彭德怀此时猖狂攻击“大跃进”；二是揭彭德怀的历史老底，即揭彭德怀过去就曾屡屡反对毛主席。

1959年8月24日，周恩来在军委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报告题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坚决粉碎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阴谋集团的活动》。听报告者为全军正师职以上干部，计有一千余人。在这一报告中，周恩来以中共最为资深的党人、军人的身份，畅谈中共的党史、军史，历数彭德怀一件件反对毛泽东的事例，从而为毛泽东关于他与彭德怀在历史上“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的说法，做了“最权威”的注释，至少看起来像是“最权威”的注释。

不过，周恩来虽然离刚直最远，但也正因此而能在毛泽东治下的仕途上走得最远，至少比刘少奇、邓小平走得远。他屡屡被毛泽东敲打，但都因自己忍让躲闪有方，不仅没被毛泽东敲打得一蹶不振，反而能最终盖着党旗老死于毛泽东的身旁。

林彪虽在穷途末路时敢与毛泽东拔刀相向，作困兽之斗，但在其常委任上大多数时间里，尤其是在一些关键性场合中，都是无原则地追随着毛泽东、热捧着毛泽东。比如，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在 1962年“七千人大会”上，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在同年8月“八届十一中全会”上，他都是不论是非且不嫌肉麻地替毛泽东抬轿子、吹喇叭。

至于朱德，用李锐先生的话说“是一个‘阿弥陀佛’的人，好好先生”。 他固然不会去积极主动地整治人，但也不会去仗义执言地抗拒毛，而常常会随着大溜说上一些应景的话、敷衍的话，既敷衍着毛泽东，也敷衍着公道和正义。

陈云曾屡屡为毛泽东补偏救弊，收拾经济烂摊子，故经常被毛泽东誉之为“良将”、“贤妻”。不过，他一旦发现毛泽东反悔变脸，变虚心纳谏为讳疾忌医，并迁怒于自己，便立刻做出检查，痛说自己种种不是，接着就请病假走人，与毛泽东脱离接触，使之眼不见心不烦，也就不对他严加惩处了，陈云保护了自己，就是不管老百姓的死活。

至于邓小平，则很善于向毛泽东做检查，即很善于在毛泽东的面前，把明明是自己做对了的事硬说成是自己做错了的事，并发誓要痛改前非。在中共高层，无论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质量来说，还是就向毛泽东做检查的数量来说，邓小平都属名列前茅者。

毛泽东不只是高高在上地注视着其他人在如何羞辱着做检查者，以及做检查者在如何自己羞辱着自己；有时还忍不住技痒，也亲身下到场子里，趟一趟这羞辱做检查者的浑水，过一过这用伶牙俐齿折损人的口瘾。

在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上，邓子恢先是拒不认错，硬生生地与整人者僵持着，故迟迟不能过关；后来经不住家人劝说而同意由他们代写一份检查交了上去，遂得以过关。
毛泽东则把邓子恢最终扛不住而不得不写检查这件事，拿到大会上评论了一番：“这里面我倒是很佩服邓老。他硬是不检讨，但到最后，也弄了一篇检讨来。我原想会有一个顶到底的。其实他是有自我批评的，比如在北戴河会议。”
毛泽东这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居高临下地调侃着失败者，面子上是在表扬“邓老”，骨子里则是在奚落邓子恢：你不是很硬气吗？怎么也弄了一篇检讨来呢？我原来以为你是要硬到底的，结果看走了眼，不是那么回事。其实，你这么做也不是第一回了，比如在北戴河会议上，你就有过这个表现了。
毛泽东对邓子恢的这一奚落是相当损人的，先是逼着人家去做违心检讨，后又讥讽人家做了违心检讨。这就好比先是逼着人家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后又嘲弄人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坚持到底。

毛泽东善于揣摩人，明明知道邓子恢是一个很为刚直且很知廉耻的人，一定会为自己做违心检讨这件事感到十分羞辱 ；可又偏偏要当着众人的面，故作惊讶地去挑明此事，还故作惋惜地去打趣此人。人家哪儿疼，他就往哪儿捏，还一边捏着，一边不紧不慢地说着、笑着。可见毛泽东为人之低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