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晓了前一点，就比较容易理解曾屡屡向毛泽东做违心检查的周恩来为什么会有这样一种表现：在一些外国人面前，显得风流倜傥，儒雅高贵；而一到毛泽东面前，就变得唯唯诺诺起来，甚至变得低三下四起来。

其二，如果一个人能够让许许多多的人向自己低头认错乃至认罪，那么，这个人就能显得高人一等。

比如，毛泽东能够迫使中共党内最为刚勇的彭德怀将军向自己低头认错这件事本身就表明，他在中共党内的权势是不可抗拒的。正如李锐先生所言：“庐山会议这场惊心动魄的党内大斗争，对提高毛泽东的个人威望，做出了一次新的贡献。”也就是这个“新的贡献”使中国饿死了四千万以上的老百姓，并又发生了文化大革命。

毛泽东可以将这些检查“立此存照”，留作不利于挨整者而有利于整人者的历史证据。通过留存这些检查来告诉后人：连挨整者本人都承认自己是错误的，而整人者是正确的。毛泽东幻想借此把自己对于政敌的胜利，从现实里延续到历史中。这就使得毛泽东有可能避免遭受因做了整人坏事而留下历史骂名的恶果。

显然，毛泽东不仅相信“成者王侯败者寇”，相信“历史是由胜利者写的”；而且有意实践这一信条，有意借重胜利者的权势而有选择地收存甚至不惜制造一些于己有利的史料，一些能够证明自己整人整得十分有理的史料，一些能够标榜自己一贯正确故有王者气象的史料。由此可见，毛泽东还是很在乎历史的，很在乎自己在历史上将会有什么样的记录。

在中共高层数十年政治角逐史中，那些被打落台下的失败者们，不管是属于罚而当罚的自食其果者，还是属于罚不当罚的蒙受冤屈者，统统都被要求做出深刻的检讨，留下认错的字据。其中，绝大多数者都会照此办理，只有极少数者拒绝做检讨。而在这极少数者中，又因蒙受冤屈而拒绝做检讨者就更少了，并因此而更显得稀缺，更显得难能可贵。

2004年3月20日，原中共中央农村政策研究室研究员姚监复在与赵紫阳谈话时提到：“李锐同志说过，党的历任总书记多是以检讨、认错方式结束任期的。只有你和陈独秀没认错。”
赵紫阳当时因患严重呼吸系统疾病，而只能插着氧气管、半躺着说话，可一听到姚监复说的这些话，便一把拔下氧气管，猛地站起来，走到姚的面前，指着他说：“你说陈独秀？”
姚答道：“不是我说的，是李锐同志说的。”
赵紫阳听后哈哈大笑，并来回走动，很是兴奋，一扫病容。
姚先生后来向笔者回忆道，从谈起这个话题，到大家一起合影，直至他们离开赵家，赵紫阳始终都保持着这种好心情，谈笑风生，一点都不像是一个病得快要去世的人（赵紫阳于十个月后病逝）。

从这位被软禁者的这阵朗朗笑声中，我们可以听出一些耐人寻味的笑意来，他们这两位隔代总书记有着相似的政治境遇：一是都在自家党中遭受不公正对待，并被要求做到俯首认错；二是都在这种压力下坚守政治家气节，拒绝做出违心检讨。

这种认同感可以说是一种对历史的虔诚感，毋宁说是一种对历史的敬畏感。其间隐有这样一种信念：
坚信历史终究是要讲求公道的，终究是要对现实中的形形色色的政治人物做出公正评价的，对行善者予以褒扬，对作恶者予以贬斥；因此，那些生前蒙受冤屈的行善者将会在历史中得到应有的补偿，而那些生前制造冤屈的作恶者也将会在历史中受到应有的清算。

一些中国人对历史的敬畏感有些近似于那些宗教徒对上帝或真主的敬畏感 。两者的共同点在于坚信其敬畏对象，无论是历史还是上帝或真主，都具有公正性品格和终极性审判法力，都能够对人间是非做出公正的终极审判，使善恶最终各得其所：善有善报，恶有恶报。

历史可以说是一些中国人尤其是一些中国读书人心中的“上帝”，是他们在一生中尤其是在紧要关头时最为倚重的精神支柱。古有文天祥赴难诗：“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今有林昭绝命辞：“历史将宣告我无罪”。

这些中国读书人都敬畏“永恒”，看重“三不朽”，即能够刻诸青史的德行、功业和言论，因而也就在终极价值上把历史看得高于现实，坚信历史终将裁决现实，评品现实。 也正是基于这种对历史的敬畏感，赵紫阳在1989年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反对军事戒严，拒做违心检讨。

1991年7月10日在被软禁的居所中，赵紫阳对颇费周折地前来探视的老战友宗凤鸣说：“我个人这个结局全是自己的选择，正如邓小平与一位国外学者所言，‘赵紫阳是自我暴露’”。“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有三种情况可供选择：一是说服邓改变‘4·26社论’，改变关于学生运动的‘动乱’定性；二是耍滑头称病，当两面派，但我身体很好，说不过去，再说以后也不好办，还会批我反自由化不力；三是目前
这个选择。”
宗凤鸣随即追问：“是什么原因促使你下决心做这样选择的？你当时是怎样考虑的？”
赵紫阳答道：“我不愿在历史上留下一笔帐”（据赵身边的人说，赵紫阳在‘六四’事件发生前，曾一再声称：从历史上看，凡是镇压学生运动的，都没有好下场）。
赵紫阳还曾对另一位老战友赵健民说过这样的话：“宁愿自己总书记不干，也不做历史罪人。”赵健民也曾鼓励过赵紫阳：“无论什么时候，也不能做‘违心检讨’。”
赵紫阳无疑坚守了他对历史的信念，或说是履行了他对历史的承诺，为不做历史上的罪人而做了现实中的囚徒，准确地说是做了现实中的被软禁致死的囚徒。

赵紫阳也无疑没有辜负赵健民、李锐等老友对他的期待，没有做“违心检讨”，也就是说，没有重蹈毛泽东治下的那些挨整者的覆辙，没有再像他们那样在挨整后又给历史留下许多不清不白的字据，许多对挨整者不利而对整人者有利的字据。

1962年7月一天， 中南海游泳池畔，毛泽东质问刘少奇：为什么不顶住邓子恢、陈云等人的右倾举动？刘一向顺从毛，但此次竟“有些动感情”地顶了毛：“饿死这么多人，历史要写上你我的，人相食，要上书的！”

刘少奇做错事时害怕历史，受冤屈时也寄希望于历史。他晚年爱说这样一句话：“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

毛泽东是一个自称是“无法无天”的人，更是一个确确实实做出了许许多多“无法无天”的事的人。可就是这么一个人，居然还有害怕的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历史”，准确地说，是一种叫做“中国传统历史记述”的东西。这一“中国传统历史记述”坚守着“公正”（善善恶恶）理念和“永恒”（不朽）理念 ：
凡是上了史的人，只要做了坏事就应受到贬斥，即便死了也应受到追诉，以使他遗臭万年；同理，凡是上了史的人，只要做了好事就应获得褒扬，即便死了也应获得追认，以使他流芳百世。
坚守着对“公正”（善善恶恶）与“永恒”（不朽）的信念，可以说是在坚守着我们这个民族所拥有的一种核心价值，也是在坚守着所有伟大文明都拥有的一种普适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