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的第一代领导人，大都是南方人，毛泽东和周恩来也不例外。这是一个十分有趣的历史现象。

不过，毛泽东和周恩来虽然同是南方人，但两人的家庭出身，教养，性格气质乃至处世方式却迥然下同，相去甚远。毛氏出生在湖南湘潭的一个偏僻贫瘠的山村，是个地道的农家子弟。而周氏则出生在地处江浙的鱼米之乡、交通文化都很发达的古城准安，是个封建世家的破落户子弟。毛由于其父的专制和严厉粗暴的管束，以及受湘楚文化传统潜移默化的影响，自幼养成了反抗传统，蔑视权威，张扬个性的叛逆性格。周则在出身于书香门第的嗣母的养育下，深受封建官场文化的熏陶，为人处世带有明显的在政治上走钢丝的人格色彩。与上述各自的气质相联系，毛泽东生性好斗，桀骛不驯，崇尚斗争哲学。用他自己的话说，叫做：与天奋斗，与地奋斗、与人奋斗，其乐无穷。周恩来则为人内敛，善于同各种人打交道，行事处世富于封建官场的圆滑世故，成为中共政坛上的"不倒翁"。

尽管毛泽东和周恩来两人的家庭出身、教养、性格气质乃至处世方式截然不同，却同是激进青年，五四运动后，聚合在共产革命的旗帜下，对中国人民犯下了巨大的罪行。一部中共党史，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以说是一部毛、周两人合作的关系史。

根据现有的史料考证，毛泽东、周恩来二人最初的会面相识大约是在一九二六年初，地点在广州。这时距五四运动已经过了七个年头。当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毛，周二人一文一武，在政治舞台上双双崭露头角，是当时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参加国共合作的重要人物，毛泽东时任国民党中央代理宣传部长。周恩来则刚刚由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调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第一军军长是蒋介石，党代表由汪精卫兼任)。

与周恩来相比，毛泽东在中共的出道更早一些。他先是参加了中共一大，成为第三国际中国支部--中共的创始人之一；后又以领导自己家乡湖南工农运动的出色表现，受到中共党内的第一位大家长、人称"老头子"陈独秀的赏识，被选为中共三大中央局(相当于后来的政治局)的五人成员之一，并兼任中央局秘书，协助总书记处理中央日常工作。当时，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也很看重毛泽东，视为自己的人，在讲话中经常把他挂在嘴边上。不过好景不长，大概是由于跟马林太紧的缘故，再加上毛本人个性也太强，不愿甘居于人下，一年多后随着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的换马，毛也黯然地离开了中共的领导核心圈子，"告病"还乡疗养。

对于自己这段最初的政治沉浮，毛泽东在日后回首往事时，曾经语带调侃地作过这样的评论："第一次代表大会我到了。第二次代表大会没有到。第三次代表大会又到了，被选为中央委员。第四次代表大会又没有到，丢了中央委员。大概我这个人逢双不吉利。"

周恩来的政治生涯起步虽然稍晚一些，却一帆风顺，后来居上。他曾东渡日本求学，屡试不中后，一度灰头土脸，无奈之下，只好"返国图他兴"，寻找出路。适逢国内五四大潮的兴起，他因缘际会，投身于政治。五四运动后，他随国内兴起的旅法勤工俭学的热潮，赴欧求学。

经过短暂的踌躇徘徊之后，周恩来放弃了原先一度倾心的英式渐变道路，在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思潮中，选择了最为激进的俄式革命道路，成为职业革命家。他先是加入了中共八个发起组之一的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后又筹组了旅欧少年共产党，是中共旅欧党组织的主要领袖之一。一九二四年七月，他在国共合作的形势下奉命回国，就任国民党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由此奠定了周氏一生在国共两党的历史地位。

黄埔军校不仅是蒋介石的嫡系，由他亲自兼任校长，而且也是培养中共军事人才最初的摇篮。国共两党的许多高级将领都是黄埔出身，因此与周恩来有着师生之谊。更重要的是，这一经历使得周氏脱颖而出，成为中共领袖中实际掌握军事武装的第一人。

在这一点上，中共党内其他人包括毛泽东在内都无法与其相比，正是凭借这样的资本，周恩来先后出掌中共广东区委和中共中央的军事部长，成为早期中共领袖中的实力派人物，是中共军队的创建人，与军队众多将帅有着很深的关系。这也是日后毛不得不倚重周的地方，但又总是心存戒备的原因之一。

至于毛泽东、周恩来初次会面的确切日期，则是在一九二六年的中山舰事件(又称"三二O事件)之后。

中山舰事件是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蜜月的结束和两党分道扬镳的开始。事变的起因，国共双方各有不同的说法，大致经过是：

中共《中国现代史》亦云：国民党“二大”于一九二六年一月四日至十九日在广州举行。到会代表二百五十六人。其中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代表约占五分之三。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在大会上占了压倒的优势，从而保证了大会的正确方向。……大会驳斥了国民党右派对共产党的攻击诬蔑，进行了反击右派的斗争。大会作出了“弹劾西山会议派”和“处分违反本党纪律党员的决议”，对西山会议首要分子邹鲁、谢持“永远开除党籍”，居正、石青阳等因列名“国民党同志俱乐部”（由国民党老党员冯自由、马素等组织的团体）“予以除名”；其它分子被书面警告，限期悔改，对戴季陶也发出了“促其猛醒、不可再误”的警告。大会选举中央委员三十六人。……在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中，各有共产党员七人，会后谭平山、林祖涵（两人均是共产党员）继续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和农民部长，毛泽东为宣传部代理部长。各部做实际工作的秘书均为共产党员。同时，各地方党部（国民党党部）大多数由共产党员主持。

中共史学家的上述文字，无疑是苏俄与中共如何对国民党进行“挖心战术”的一份“自白书”。对此，台湾史家的证词云：所选出的三十六名第二届中央执委，绝大多数属于汪系和共派的人马。再由三十六名委员，选出九名常务委员，他们的名次是汪兆铭（精卫），谭延?，谭平山，蒋中正，林祖涵，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上列九名中，汪系三名，即汪、陈、甘；共派三名，即谭、林、杨；其余三名无所属。谭延?与汪较近，胡在莫斯科，蒋被孤立起来。

国民党二大后，蒋介石深感国民党大权旁落，又在党内权斗中受到苏联顾问和汪精卫联合打压，遂在国民党右派的推动下，决意展开反击，护党自卫。三月十八日晚代理海军局长李之龙（共产党员），令蒋校长座舰中山舰由广州驶回黄埔，准备劫持蒋中正直驶海参威，送往俄国。三月二十日，蒋采取断然措施，拘捕李之龙，扣留中山舰，包围俄国顾问住宅及共党机关，收缴共党分子所操纵的罢工委员会枪械，是为“中山舰事件”。中山舰的调动，系听从俄国顾问的命令。事发之后，俄国顾问季山嘉等被遣送回国，共党同意解除中共分子在军校中担任的职务，并解散“青年军人联合会”，军校教务长邓演达的职务亦被解除。此后，蒋氏完全掌握了国民政府的军事实权。

事变发生后，当时正在广东的毛泽东和周恩来一起分析了当时的形势，都主张对蒋进行反击。周后来在延安整风期间这样回忆道："三月二十号事变是国共关系的一个关键，这以前广东省委主张进攻，上海中央主张退守。事变打击主要对象是俄顾问、黄埔共产党、省港纠察队。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苏联顾问)，他说不能破裂。而当时的军事力量是可以反蒋的"。

由于当时作为中共太上皇的苏联顾问主张退让妥协，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作为第三国际中国支部，也只好听命。这样，中共党员被迫全体退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和黄埔军校，周恩来本人则被免去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的职务。为了这件事，陈独秀的儿子，当时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的陈延年气得大骂其父"老糊涂"、"混蛋",这实在是冤枉了陈独秀，让他为俄国人背黑锅。

毛泽东、周恩来之间的这次相遇，虽然来去匆匆，商讨出来的对策也没有被上面所采纳，从而影响时局，但却成为毛、周两人日后在政治上几乎长达半个世纪之久的合作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