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生命的最后两年中，中共领导中出现了一个强有力的“反对派”，核心人物是邓小平和周恩来。

邓是四川人，比毛小十一岁。一九二零年十六岁时，他飘洋渡海去法国勤工俭学，在那里成为共产党人，受周恩来领导。法国的五年使他爱上了牛角面包、葡萄酒、奶酪等法国食品。若干年后，他还多次把巴黎咖啡馆跟家乡四川的茶馆相提并论，特别提起义大利广场旁边的一个小咖啡馆，他常去那里喝咖啡。

同在法国的中国人形容他是个“四川小孩子，矮矮的，胖胖的……总是跳脚（蹦蹦），走到这一角同人说笑话，又走到那一角同人开玩笑。” 数十年的共产党生涯把他演变为喜怒哀乐不形于色的寡言的人。

后来，邓从法国被驱逐出境，到了苏联。毛泽东在江西红军滥杀人时，邓小平就是毛的人。长征时，他是中共中央秘书长：抗战中，他是中共八路军最高指挥之一；国共内战期间，他前后任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总前委书记，一度管辖两个中共野战军。从五十年代中期起，他是中共的总书记。

对毛的政策，邓一贯卖力地执行。反右运动，他是毛的主要臂膀。但在大跃进后期，邓转而反对毛导致大饥荒的政策，支持刘少奇。毛注意到他开始回避自己，说： “邓小平从来不找我，从五九年到现在，什么事情不找我。”“邓小平耳朵聋，一开会就在我很远的地方坐着。五九年以来六年不向我汇报工作。”邓小平对我敬而远之。”

毛发动文革时把他打成“第二号最大的走资派”，软禁在家，孩子和继母被赶出家门。邓被批斗抄家，但不像刘少奇被整得那样惨，他一直有夫人陪伴。毛整人整到什么程度是根据他仇恨的程度，经过精心安排的。毛说：“邓小平要批”，但 “要把他同刘少奇区别一下”。毛留着邓以备不时之需。

即使是有“区别”也还是灾难。一九六八年五月，邓的大儿子邓朴方跟一个女儿被用黑布蒙上眼睛，抓到北京大学去，逼他们揭发邓小平。在这所中国著名的最高学府，六十多个遭到监禁的人被拷问致死，或自杀。邓朴方不堪凌辱而跳楼，造成终身残废，从胸部以下全部失去知觉。邓和妻子一年以后才得到消息。几天几夜，邓的妻子不住地哭，后来对邓的继母说，她觉得活着真是不如死了好。

一九六九年十月，邓小平夫妇被放逐到江西，由持枪的警卫监管，每天去拖拉机厂做工。离京前，邓跟瘫痪的邓朴方一面也没见上。在流放地，有一天，最小的儿子从上山下乡的地方来看父母，面黄肌瘦，穿得破破烂烂。假期结束，儿子不能不在一个小雨天离开。邓心里难受，当天面色苍白、冷汗淋漓地倒在工厂地上。

一九七一年六月，瘫痪的邓朴方终于获准送来江西，当邓看到他从前活蹦乱跳的儿子残废成什么样子时，他的伤心溢于言表。 邓后来说，文化大革命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一天夜里，他在恶梦中大声喊叫，把全楼都惊醒了，以为出了什么事。

机会终于来了：“九．一三”。邓朴方经常用家里带短波的收音机听外国电台。这在中国当时是要坐牢的，推行这项严酷政策，邓本人也有份儿。可如今他默许儿子“收听敌台”。正是从外国电台广播中，邓一家猜到了林彪出事。

对这一消息，毛政权层层往下传达，邓两个月后同工厂工人一起听到。文件里提到“林彪迫害老干部”。念文件的说：“毛主席对老干部是不会置于死地的。老邓就坐在这里，他可以作证。老邓，你说是不是呀？”邓小平纹丝不动地坐着，面无表情，沉默不语。

回家关上房门后，他一改往常不同家人谈政治的规矩，和他们一样兴奋激动。两天之后，他提笔给毛写了被打倒以来的第一封信，要求工作。他感到他有可能东山再起。

1971年11月6日和1972年8月3日，邓小平借林彪倒台的机会先后两次给毛泽东写信，大骂林彪，承认自己“同刘少奇一块推行了一条反革命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他还言不由衷地对毛大表忠心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揭露我和批判我，是完全应该的”。并表示“我完全拥护主席的话： 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是完全必要的、非常及时的。” 邓小平还再次保证“永不翻案”。

没有回信。周恩来第二年五月被诊断出癌症，毛也没有召邓入京。毛尝试在文革既得利益者中培养周的接班人，选择了上海造反派头目王洪文。三十七岁的王原是某纺织厂保卫科干部，他长相英俊，有些号召力，但谈不上有治国的本领。毛派飞机把他接到北京，开始训练他，一年之后，在中共“十大”上，把王提为仅次于周的第三号人物。

王洪文显然无法替代周。澳大利亚的惠特拉姆总理访华，在毛那里见到王，发现他紧张得不得了，整个会见一个字也没说，只在最后没头没脑地蹦了一句出来。会见时惠特拉姆曾提起一九二七年的“南昌起义”，周恩来感叹说年轻的王那时还没出生。会见完毕，客人准备走了，王突然局促不安地尖声说：“总理，你说南昌起义时我还没出生，可是我也干了很长时间的革命。”

这样的人自然不能教毛放心。一九七三年初，周的病势恶化。毛不起用邓不行了。他把邓接来北京，先让邓做了副总理，主要负责接待外国人。邓不像周恩来那样有风采，会见外国人时不断吐痰，令好几个政要都惴惴不安。

这年年底，周的癌症进一步恶化，尿里的鲜血止不胜止。毛做了一项重大决策：让邓主管军队。为此，他恢复了邓政治局委员的身分。邓是唯一可以保持军队稳定的人。王洪文在军队的影响等于零，林彪死后毛任命的军队主管人叶剑英元帅，分量又不够重。

给邓这样的权力对毛来说是场赌博。但毛的赌注押对了。毛活着时，邓没有对他人身造成任何威胁，就是毛死了，邓也不准公开批毛。

毛把邓提上政坛中心，但在邓周围摆上自己的人，主要是他“命名”的“四人帮”：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康生当时已因癌症行将就木。“四人帮”代表着毛的政策。

邓回京不久便同周恩来和叶剑英建立了自己的“联盟”。这三人中，邓、叶是文革的受害者，而周是助纣为虐的人。为了奉迎毛，周甚至把自己的家“西花厅”，改名为“向阳院”，意思是心向红太阳毛泽东。

他唯一的养女孙维世在文革中受到监禁，原因在于她曾给中共高层做过俄语翻译，见过许多苏联领导人，包括斯大林。毛怀疑他周围所有跟苏联有来往的人，把她也抓了起来。江青落井下石，因为孙长得很美，毛对她也似曾有意。孙惨死在狱中。尽管周恩来据说也对她爱慕倾心，周没有伸手救她，死后他还批示调查 “是否自杀或灭口”，好像孙真的卷进了什么“阴谋”。

邓对周帮毛搞文革是不满的。毛死后他讲，周在文革中“说了好多违心的话，做了好多违心的事”，虽然他紧接着又声称“人民原谅他”。一九七三年春回京后，邓于四月九日去看望病中的周。他们有近七年没见面了。一开头，两个人对坐无言。终于，周开口了，第一句话是：“张春桥是叛徒，但是主席不让查。”周向来谨小慎微，这次他不仅要一棍子打死毛的亲信张春桥，而且直接抱怨毛泽东。他的话是经过仔细斟酌的，目的是向邓表态：他要跟邓站在一起，反对文化大革命。此话一出口，邓便了解了周，再看到周病瘦得不成样子，原谅了周。两人开始长谈，从此成了盟友。

这是一个转折点。毛的两个最重要的同事携手结盟。邓还常去军队的重地西山见另一个盟友叶剑英，与叶配合默契。毛的同事“串通一气”，这向来是毛的大忌，如今成了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