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听众你们好， 这里是认清毛泽东系列节目续集的第3集 。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列宁和俄共怎样主导中共的诞生，和毛泽东怎样参加中共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情况。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来自著名作家张戎女士的著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2章和第3章的部分内容。
一九二0年二月，布尔什维克夺取了中西伯利亚，打通了跟中国的陆地交通。四月，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Grigori Voitinsky)来到中国。五月，共产国际在上海建立了据点，目的是“组建一个中国党”。维经斯基向陈独秀提出这个建议，得到了陈的同意。六月，维经斯基向莫斯科汇报说，陈将做这个新党的书记，陈正在联系“各城市的革命者”。 就在这个月，毛来见陈独秀，碰上了中国共产党的筹备创立。中共创始人都是资深的马克思主义者。据当事人回忆，他们是：陈独秀、李汉俊、陈望道、沈玄庐、俞秀松、李达、施存统和邵力子。毛没有被邀请为发起人之一，他这时还没表示信仰马克思主义。毛离开上海后，八月，中共成立。
中国官方把中共成立算在第二年七月，因为那时开了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毛出席了“一大”，可以名正言顺地被算成创始人。事实上，共产国际的刊物和它派来指导“一大”的马林(G．Maring)都权威性地指出，中共是一九二0年，而不是一九二一年成立的。
毛虽然不是创建者，但他开始为中共工作：陈独秀让他在长沙开一间书店卖共产党宣传品。陈独秀刚把他的影响重大的杂志《新青年》改变为中共的喉舌，七月号就刊登了介绍列宁(V．I．Lenin)和苏俄政府的文章。从那时起，共产国际便出钱赞助《新青年》。毛的任务是推销《新青年》和其他宣传品，同时也卖一般的书、杂志。
毛乐于从命。虽然他还没有信仰共产主义，但他毕竟是激进分子，又热爱书报，还需要一份像样的收入，开书店是求之不得。回长沙后不久，“文化书社”就在《大公报》上登报开张了。毛写了个夸耀苏俄的启事：不但湖南，全国一样尚没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样尚没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书店马上订了一百六十五份《新青年》的七月号，是书店的最大订单。其次是一百三十份《劳动界》，新生的中共对工人的宣传品。其他大部分书报也是亲俄激进的。
干这种事毛并非提着脑袋，那时候搞共产主义活动非但不犯法，相反地，苏俄正时髦。在长沙，一个俄罗斯研究会正在筹备，为首的是长沙知事(长沙市长)。人们对苏俄感兴趣，大半出于相信苏俄政府的宣言，说要放弃沙皇政府在中国攫取的领土和特权。这番信誓旦旦，实际上只是空话，苏俄继续控制着在华最大的外国领地。
毛找了个朋友做经理，他善于用人帮他做讨厌的杂务。他本人的头衔是“特别交涉员”，向富人名流筹款，与全国各地的出版社、图书馆、大学、文化人联系。陈独秀和好几位知名人士为书店担保，大大提高了毛的声望。他从前读书的师范学校这时请他去做附小主事。
没有材料表明毛是怎样入党的，履行了什么手续。但由于文化书社，他成了“自己人”。十一月，按维经斯基指示，中共成立一个外围组织——社会主义青年团，从中发展党员。在长沙找的联络人之一是毛。也就是说，他已经算是共产党的成员了。十二月，毛给在法国的朋友写信，说他深切的赞同“用俄国式的方法去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这是毛第一次表达他信仰共产主义。毛由此进入了一个由强大外国主持的新兴组织。
他那时最好的朋友萧瑜不赞成共产主义，从法国写信给毛说：“我们不认可以一部分的牺牲，换多数人的福利。主张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革命，为人民谋全体福利的革命……颇不认俄式——马克思式革命为正当”。毛回信时不是狂热地为共产主义辩护，而是称他朋友的看法“理论上说得通，事实上做不到”。他这样劝说朋友：“理想固要紧，现实尤其要紧。” 毛信中的这类话表明，他参加共产党，不是出于充满激情的信仰，而是冷静实际的选择。
一九二一年六月三日，新的莫斯科代表来了。一个叫尼科尔斯基(Nikolsky)，另一个是荷兰人马林，马林是由列宁直接推荐的共产国际执委会委员，曾在荷属东印度群岛搞秘密工作。两人一到就叫在上海的中共机关召开“一大”。上海向七个地区发了信，叫每个地区派两名代表，每处寄两百银元充当旅费。长沙是七个地区之一，毛是联络人。两百银元差不多是他当小学教师两年的工资了。这是毛第一次接获莫斯科的资助。
毛挑四十五岁的朋友何叔衡作另一名代表。两人在六月二十九日傍晚起程。那天黑云蔽天好似暴雨将至，他们拒绝朋友送上轮船，朋友都感到奇怪，后来才知道他们是去参加中共“一大”。由外国出资搞政党活动旨在颠覆夺权，当然得秘密行事。
中共“一大”七月二十三日在上海举行。有十三人参加，都是记者、学生或教师，代表全国大约五十七个同类职业的人，没有一个是工人。中共的两位最有名望的成员李大钊和陈独秀都没出席，尽管陈已被莫斯科定为党的领袖。莫斯科的两名派员主持一切。高个子、小胡子的马林用英文致开幕词，由一名代表译成中文。他一讲就是好几个小时，其冗长在当年的中国很少见，代表们多年后仍记忆犹新。
“一大”由外国人主持马上就引起争议。代表陈公博回忆说：大会主席张国焘“提出取消昨夜的决议，我质问为什么大会通过的案可以取消。他说是俄国代表的意见。我真气急了，我说……这样不必开大会，只由俄人发命令算了。”有代表提出按俄国人的部署办之前，应该先派人到俄国去实地考察，另外也派人去德国考察比较。这个提议大大激怒了莫斯科的代表。
在“一大”上毛泽东很少说话，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跟那些出过国，或来自大城市的代表相比，他是个外省人，不像当时很多进步青年那样西装革履，而是穿着传统的长衫，脚蹬黑布鞋。他也没有竭力表现自己，只是留意倾听。
七月三十日，一位陌生人闯进开会的房子，马林认定这是个密探。代表们马上离开，移到附近小城嘉兴南湖上。莫斯科代表因为是外国人怕引人注目而没有前往。嘉兴南湖上满浮着水菱角，代表们绕藤行舟，在游艇上开完了会。由于没有莫斯科的人在场，“一大”什么决议也没作出，连宣言或党章也没有。
代表们每人领到五十银元做回乡的川资。毛于是去游览了杭州、南京，与他迁居南京的女友陶斯咏重叙旧情。
陈独秀来到上海就任书记时，反对对卢布的依赖。他曾几次发作，说拿人家的钱就要跟人家走。他主张每人都有独立的职业，由此去发动革命，而不以革命为职业。他说：“事事要受人支配，令人难堪，中国也可以革命，何必一定要与国际发生关系。”有时他一连几星期不见马林，有时他大发脾气，拍桌子，摔茶碗。马林给他取的绰号是“火山”，总是避到隔壁房间去等他安静下来。
这样发泄一段时间后，现实主义占了上风。没有莫斯科出钱，中共连起码的发行宣传品，组织工运这样的活动也搞不起来。正如陈自己向莫斯科报告，从一九二一年十月到一九二二年六月的九个月内，中共支出的一万七千六百五十五元中，只有一千元出自中国，其他都来自莫斯科。没有卢布，中共就没法生存。当时在中国还有些共产主义团体，从一九二0到一九二二年起码有七个，其中一个号称有一万一千名成员，但没有莫斯科的资助，很快都风流云散。
毛泽东不像陈独秀，他从来就不反对拿俄国人的钱。他很务实。“一大”以后，党每月寄给他六十到七十银元，作为湖南党的活动经费，不久就增加到一百银元，以后又增加到一百六、七十银元。这一笔很大的固定收入，从根本上改变了毛的生活。毛一向穷，总处在经济的压力下。他教小学，给报纸投投稿，活得很辛苦。他曾在给朋友的信中抱怨说：“我现在颇感觉专门用口用脑的生活是苦极了的生活”，“常常接连三四点钟不休息，甚或夜以继日……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
他还对新民学会会员说，他“将来多半要赖这两项工作的月薪来生活。现觉专用脑力的工作很苦，想学一宗用体力的工作，如打袜子、制面包之类。向来不喜欢体力劳动的毛，居然说要做体力的活，说明他实在是难以支撑了。
如今他一跃成了职业革命家，有了钱，把职务全辞了，开始享受迄今为止只能梦想的生活。大概就在此时，他形成了一生的习惯：晚上通宵达旦看书，早上不起床。给萧瑜的信中，他兴奋地说他从上海回湖南后专门调养自己，“现在心里非常快活，因病既日好，又没有事务责任上重大负担：每天因操劳炊爨，口腹既饱，身体更快；还可随意看所要看的书，故大有“此间乐”的气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