索尔仁尼琴在谈到斯大林1937年大清洗时讲过：要搞这样的清洗需要有斯大林，但也需要有这样的党：大部分掌权的党员，直到自己被捕入狱的前一刻，还在毫无伶悯地把别人关进去，遵照同样的指示消灭自己的同类。

把任何一个昨日的朋友或战友交出去送惩办。而且今天头顶上带上了受难者光环的所有布尔什维克，都已经充当过杀害其他布尔什维克的刽子手（在此以前他们都曾是杀害非党人士的刽子手，这就不用说了）。也许正是需要一个一九三七年，才能表明他们神气活现地标榜的世界观原来是多么不值钱。他们依仗这种世界观把俄国搞得底朝天，摧毁它的基石，践踏它的圣物，而在他们所搞乱的俄国，他们自己却从未受到过这种惩办的威胁。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三六年间布尔什维克手下的牺牲品，从来没有像那些布尔什维克领导干部自己挨整时表现得那么渺小。如果详细考察一九三六至三八年抓捕的历史，那令人厌恶的不仅是斯大林及其帮手，也是那些既屈辱又丑恶的受审人－－他们在丧失了先前的杀害非党人士凶狠后，所表现出的那种精神卑贱实在令人作呕。

如高文谦所言，在中共党内斗争史上，“周恩来是唯一能够和毛共始终，一直屹立不倒，并且最后总算善终的人物”。可是，周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啊？对自己同类的不断的出卖──从彭德怀、彭罗陆杨，到刘邓、陶铸、贺龙、杨余傅。毛要打倒谁，周就出卖谁（有的人还不是毛要打倒，只是得罪了江青）。为了保自己，周甚至可以出卖自己的干女儿孙维世和亲兄弟周恩寿，可以出卖自己的卫士长成元功。

仅仅出卖别人还不够，周还不断地自污自辱，不断地向毛卑躬屈膝。在《晚年周恩来》一书里，高文谦披露了周在去世前半年写给毛的一封信。当时，周被已经扩散的癌症折磨得死去活来，在医院中瘦得体重只有61斤，自知来日无多，在病榻上用颤抖的手给毛泽东写下这样一封信：

主席：
问候主席，您好！
（以下两段汇报病况，略）
为人民为世界人的为共产主义的光明前途，恳请主席在接见布特同志之后，早治眼病，必能影响好声音，走路，游泳，写字，看文件等。这是我在今年三月看资料研究后提出来的。只是麻醉手术，经过研究，不管它是有效无效，我不敢断定对主席是否适宜。这段话，略表我的寸心和切望！从遵义会议到今天整整四十年，得主席谆谆善诱，而不断犯错，甚至犯罪，真愧悔无极。现在病中，反复回忆自省，不仅要保持晚节， 还愿写出一个象样的意见总结出来。
祝主席日益健康!
周恩来　75.6.16.22时

为了让毛能领会自己的一番苦心，周还以央求的口吻，给毛的机要秘书张玉凤附了张便条：

玉凤同志：
您好！
现送十六日夜报告主席一件。请你视情况，待主席精神好，吃得好，睡得好的时（候），念给主席一听，千万不要在疲倦时念，拜托拜托。　
周恩来　1975.6.16.22时半

也许有人会说这是韬晦，是大丈夫能屈能伸。不对。因为所谓韬晦，所谓能屈能伸，都具有一种时间特性。现在韬晦是为了将来展现，今天屈是为了明天伸，可是周写这封信的时候已经病重不起，已经没有将来没有明天，所以它根本没有韬晦和能屈能伸的意义。韩信受胯下之辱在先，登台拜帅在后，所以留下千古佳话。要是顺序颠倒过来了，要是一个堂堂大元帅，后来竟然愿意从别人胯下钻过去，那就不成佳话成笑话了。季诺维也夫和加米涅夫饱受酷刑，因为怕被斯大林处死，所以才不顾体统向斯大林摇尾乞伶，虽然可悲可耻，总还情有可原。周恩来却是身患绝症而不起，即将寿终正寝，“死去原知万事空”，何必对毛还如此低首下心，奴颜婢膝？

李志绥在《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里写道：“1966年12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开会。江青来了，要找周。从延安时期就给周任卫士和卫士长的成元功迎了上去。成请江先休息一下。江青勃然大怒说：‘你成元功是总理的一条狗，对我是一条狼。马上给我抓起来。’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坚决不肯逮捕成元功。汪说可以调动成的工作。邓颖超代表周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 ’汪仍未同意。后来汪向李志绥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了。他们为了保自己，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

《晚年周恩来》里写道：76年元旦过后，周的病情继续恶化，已近弥留阶段，偶尔从昏迷中醒来，还要身边的工作人员给他念毛泽东诗词，“当读到‘不须放屁，试看天地翻覆’时，甚至露出笑容，还喃喃自语道：‘中国出了个毛泽东’啊”。

怎样解释周的临终表现呢？太做作了。在“反击右倾翻案风”的紧锣密鼓中，毛对周的猜忌嫌恶几乎不加掩饰，“据身边的医护人员说，周在生命最后的一段日子里，一直让播放越剧《红楼梦》中的‘黛玉葬花’和‘宝玉哭灵’这两支曲子”。如此形势，如此心情，周怎么还能闻毛诗词而露出笑容，怎么还能念念不忘歌颂毛？当然是演戏。这出戏越演到后来越走调，演员也越演越吃力；可是没办法，只有硬着头皮演下去，演到底。这就叫“保持晚节”。周在1966年5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话：“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

对周恩来心醉神迷顶礼膜拜最甚的是一窝中共高干子弟，为了维系这一特权阶级的既得利益，他们刻意把周恩来塑造成一尊超凡入圣的偶像，念叨他“在文革浩劫中保护了大批老干部”。然而，从现已解密的档案资料可知，迫害老战友刘少奇、贺龙、彭德怀、陶铸致死，制造彭罗陆杨冤狱等等，周恩来都直接插手，他还指导专案审查、罗织罪名，拟定结论，对各该当事人的含冤而死，实乃难辞其咎。最令人发指的是，他曾在把刘少奇定性为“叛徒、内奸、工贼”的专案审查报告上批示“此人该杀！”四字。他亲自掀起与操控的“抓五．一六份子”运动迫害了数千万无辜民众，其中几十万人被折磨致死，几百万人因酷刑致残。在整个文化大革命运动中，周恩来是唯一没被打倒的中共高层领导人；他怎么保住自己的地位呢？就是不断地出卖别人，连自己的干女儿与亲弟弟都不放过。

总而言之，毛泽东之所以能成为拥有绝对权威的独裁者，所以能把国家民族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上、杀害超逾八千万黎民百姓*，周恩来负有不可推卸的重大罪责。

周恩来外表温文儒雅，待人笑容可掬，接物彬彬有礼，说话细声细气，直到二○○一年，曾任毛泽东机要秘书、做过十四个月“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王力在香港发表两巨册八十万言回忆录**证实周恩来曾于一九三一年亲自指挥杀手勒毙顾顺章全家与亲友卅七人分别掩埋三处民居庭院，善良的人们谁也不会相信连稚龄孩童与曾营救过周的恩人(斯励)都逃不过他的毒手。早在一九三四年冬红军“长征”出发前，为了不暴露西窜行踪，担任中共红军总政委的周恩来悍然下令杀害了上万名伤病号以及“政治不可靠”份子，这就是震惊中外的“万人坑事件”。还有，一九五五年四月，周恩来赴印尼万隆出席亚非会议前，已收到情报知悉印航克什米尔公主号专机被放置了定时炸弹，却还下令中国代表团其他成员按原计划登机，他为了迷惑国民党特务机关不再更改计划以确保他自己的安全，硬是把自己的部属与外国记者等十一人葬身于太平洋波涛之中，让别人给自己当掩体。这一切表明了，这个被人为套上夺目光环的“伟人”，实际上是个权欲私心极重、明哲保身第一而又性格懦弱、行为凶残的滥小人。他不是浩劫中扶危济困的善人，而是助纣为虐的帮凶；他不是善于在政坛走钢丝绳的杂技大师，而是内心人格分裂，表里不一的两面派。

周恩来的口是心非、两面三刀还表现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他三次亲赴印度劝说达赖喇嘛回国，说尽了好话，许尽了善愿。然而五十年代末，他下令残酷镇压抗暴起义的藏民，拆寺院、斗喇嘛、毁菩萨、烧经书；六十年代中期他派遣红卫兵入藏“把喇嘛制度彻底打碎”，甚至强迫班禅喇嘛吃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