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医生李志绥对周恩来有有这么一段描述:

一九六六年十一月十日，毛第七次接见红卫兵，因人数有一百五十多万，已不 可能在天安门广场检阅。周恩来提出，让红卫兵分别排在天安门前东西贯北京的长安大街，和向北郊去的二环路上。毛则乘敞篷吉普车巡行检阅。

为了说明行车路线，周恩来带了一张北京市大地图来到人民大会堂一一八厅，将地图在地毯上摊开，跪在地图前，为毛指点方向。毛站在地图旁，一面吸纸烟，一面听着周的解说。

我站在旁边，心里很不是滋味。以堂堂一国的总理，怎么能举止像个奴仆一样呢？毛的态度带着一些嘲讽，似乎在享受着这一切。毛的专制极权在毛与周的君臣关系上表露无遗。毛一方面要求周的忠心，事事按毛的意旨办，因此周也才能保住地位，另一方面又因为周过于忠心，毛完全没有将周放在眼里，毛不认为周有撮取权力的野心，所以周能够被打而不倒。

周恩来对江青也是唯唯喏喏。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的江苏厅开会。江青来了，要找周。从延安时期就给周任卫士和卫士长的成元功迎了上去。成请江青先休息一下。江青勃然大怒说：“你成元功是总理的一只狗，对我是一只狼。马上给我抓起来。”

这事给汪东兴处理。汪坚决不肯逮捕成元功。汪说可以调动成的工作。邓颖超代表周恩来告诉汪：“一定要逮捕成元功，说明我们没有私心。”汪仍未同意。后来汪同李志绥说：“成元功跟他们一辈子。他们为了保自已，可以将成元功抛出去。”后来成元功去中央办公厅所属的五七干校下放劳动。

中共早期党员司马璐也在回忆录中提到周恩来向毛泽东下跪:

我在莫斯科时，一位王明身边的陈女士告诉司马璐，刘少奇曾多次警告王明，说：“你千万不可冒犯毛泽东同志。”王明说：“我们党的批评与自我批评，不是很正常的吗？”刘少奇说：“中国国情不同，批评毛泽东就是犯上。”

王明说：“党章上有这一条吗？”刘少奇说：“毛泽东成为党的领袖，中国革命的领袖，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实际形成的，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毛泽东的领袖权威是不能碰的。”王明说是：“你这么说，毛泽东同志岂不是成了皇帝。”刘少奇说：“是的，你说的一点都没有错，毛泽东就是皇帝，是革命的皇帝，是中国革命的皇帝。”

还有一件怪事是在1943年11月底的一次会上，周恩来向毛泽东沉痛检讨，突然向毛下跪，连声说：“我认罪，我认罪。”毛一惊，厉声骂道：“你这不是骂我是封建皇帝吗？”周说：“主席的确是中国革命的皇帝，我和少奇同志都一致同意的。”

网上另有一篇文章“我亲眼见过周恩来为毛泽东下跪”说，文革时期在看电影时，我们大家亲眼看到，纪录片中的周恩来在毛泽东面前下跪。为什么出现下跪的镜头？那是毛周接见外宾以后，当外宾走后，周恩来双手托起外宾送来的礼物让毛泽东观看，毛泽东坐在那里，而周恩来跪在毛泽东面前的地上，双手托着外宾留下的礼物， 翻译王海蓉就站在旁边。我那时还小，小学还没有毕业，我们都从来没有见过新社会还有下跪的事情，只有在反映旧中国和古代题材的戏剧电影里才见过下跪的场面，所以看到周总理下跪，觉得不太对劲。现在想起，当时做为年轻人的王海蓉，为什么不从周恩来手中接过礼物，代替周恩来为毛泽东下跪？只有一个解释：王海蓉熟知周恩来的习惯，知道她不可能代替周恩来下跪。

万润南先生在“《清华岁月》:周恩来和清华文革”中对有这么两段描述，

“1966年8月18日那天，毛在天安门第一次接见红卫兵。清华的队伍就在金水桥旁，离城楼很近。上面的人物、动作，清晰可辩。我没有被周围的狂热所传染，而是冷眼旁观，还真让我看到一些相当有意思的细节。有两个场景我至今还历历在目。一是他们的出场。刚开过八届十一中全会，中央领导重新排位。最大的变化是林彪升到第二位，刘少奇降到第七位，出场要反映这种变化。毛破天荒穿上了军装，挺着肚子走在最前头，瘦骨伶仃的林彪紧随其后。毛的步伐慢而缓，林的步伐急而促。后来我在记录片里更印证了如下的细节：林彪一不小心就要超越毛了，这时候周恩来出手了。周扯住林彪军装的后摆，很用力，因为从后领到下摆都扯直了，林几乎是一个踉跄。待毛走出了一步，周才松手，其后林彪一直自觉地保持着这一步之遥。更让人叹为观止的还在后头，这时候周停住了脚步。周不动，后面没有人敢超越他。等到毛、林走出了七、八步，周才带着大队人马缓缓跟上。我心里不由得感叹一句，周恩来这个人，真正不得了。

第二个场景，是毛除了跟红卫兵挥手之外，有很长一段时间是把刘少奇拉到一边侃侃而谈。从两人的肢体语言来看，像朋友间的谈心、像三娘教子、像师生交流。主要是毛在说，刘在听。说的耐心而诚恳；听的虚心而谦卑。我很好奇他们到底说了些什么。后来刘少奇家的人告诉我，毛是在做刘的思想工作。毛说：中央犯了这么大的错误（指派工作组的错误），总得有人出来承担责任。你现在是为党担过，回去要同光美同志和孩子们讲清楚，不要因此而背包袱。都是一些安慰的话、宽心的话。刘居然也信以为真。刘少奇也算是在残酷的党内斗争中历练过来的，智商也不低，尚且被老毛玩弄于股掌之中。真正不得了的，还是毛这个人。”

胡平先生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还有这样一段评述。胡平先生说，有些人认为，周恩来是以传统的君臣之道来处理他和毛泽东的关系，周恩来晚年的行事作为是中国政治文化传统中忠君思想的现代翻版；“君可以不仁，臣不可以不忠”。简言之，周恩来是毛泽东的大忠臣；周的忠诚甚至到了愚蠢的地步，可谓之愚忠。我对这种观点不以为然。我认为这是对传统君臣之道的误解，也是对传统观念里忠臣和忠君思想的误解。

周恩来愚蠢吗？不，当然不。周恩来在文革中谨小慎微，拿捏分寸，见风使舵，机敏精巧，明哲保身。这哪里是愚蠢？

至于说到忠诚，我们必须懂得，忠诚并不等于顺从。周恩来对毛泽东坚持顺守哲学，这决非中国传统的为臣之道。按照孟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非为臣之道。中国古代是讲究身份的。同一个“忠”字，用在不同身份的人身上，含义是不同的。奴仆的忠诚和大臣的忠诚，其内涵是不一样的。林彪有一次当着汪 东兴面批评周“象个老当差的，不管谁当了领导，周都会唯唯诺诺，毕恭毕敬，唯 命是从”。周的表现\只算得上忠奴或忠仆，但绝算不上忠臣。

何谓忠臣？汉代的荀悦说：“违上顺道，谓之忠臣；违道顺上，谓之谀臣。”忠臣意味着坚持“道”即仁义原则，为坚持“道”敢于违反君主的意志。忠臣就是要敢于对君主的过失直言不讳地提出批评。所谓“文死谏”，“谏”是指给君主提意见，规劝君主改正错误。“死谏”的意思是：宁可冒着激怒君主，被君主杀头的危险也要坚持仁义原则，也要坚持批评君主的错误。古代忠臣的典范，如比干，屈原，魏征，海瑞等，都是冒着杀头风险也要直言进谏的。忠臣的意思和现在人们说的“忠诚的反对派”有几分类似。

周恩来不是忠臣。因为忠臣的定义是敢于“违上顺道”。忠臣是个褒义词，单单是卖力地为君主效劳未必称得上忠臣，还要看你的效劳合不合乎道即仁义原则。所以，我们说东林党人是忠臣，我们不会说魏忠贤是忠臣，我们都说魏忠贤是奸臣，是奸阉。江青自称是“主席的一条狗”，狗的特性就是忠于主人，但是我们并不说江青是忠臣。可见，人们其实都明白，忠臣的定义是和 “道”，和政治正确相联系的。周恩来对毛泽东百依百顺，明知毛是错的也一味顺从，正所谓“违道顺上”，所以周不是忠臣。

孟子曰：“长(助长 --引者)君之恶其罪小，逢君之恶其罪大。”按照朱熹的解释：“君有过不能谏，又顺之者，长君之恶也。君之过未萌，而先意导之者，逢君之恶也。”岳飞决心收复失地，迎还二帝；高宗却担心若北伐功成，二帝回朝，自己就当不成皇帝了，秦桧知道皇帝的心事，设计害死岳飞。这就是逢君之恶。一般人只是责骂秦桧，明朝人文征明一语破的：“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君欲。”

周恩来在中共中的作为，大多属于“长君之恶”。但也不尽然，林彪的副主席是周提名的，江青的中央文革副组长也是周提名的。这两件事都是毛没有说出口，周揣摩出毛的意思主动提出来的。类似的事情还有一些。正如高文谦分析的那样：“毛在党内虽然早已是一言九鼎，但很多具体事情还是需要有人来办，特别是象周氏这样在党内既有影响又善于排难解纷的人。在一些棘手而毛又不便于出面的问题上，由周出面斡旋，贯彻毛的意图，更能收到别人难以起到的效果。”这就不仅仅是长君之恶的问题了。

正像大纪元专栏作家唐子先生所说，如果确定毛泽东就是中共里的一号魔鬼，二号魔鬼非周恩来莫属。中共所以能把中华搅乱八十多年，基业就是这两魔奠定。没有毛泽东，就没有中共的胜利。没有周恩来，也不可能有毛泽东的成功。所以中共有谋事在毛、成事在周之说。对于中共所谓“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是天魔，周恩来是人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