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大陆的“周恩来热”中涌现的由中共的党史研究机构──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撰的《周恩来年谱》（三卷本），《周恩来传》（四卷本）以及十二集大型电视文献纪录片《周恩来》，是一种以剪裁历史见长的 “历史著作”。精心地编造出了一个文革中“中流砥柱”的周恩来的形象。

剪裁者，有意去存取舍也。剪裁者是为了掩盖历史的真实，误导读者得出与史实完全相反的结论。这里先举一例，借一斑以窥全貌。在上述三种传记中，都提到了周恩来反对毛泽东关于“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提法的事：“国庆节这天……林彪发表讲话时，却公开把矛头指向刘少奇和邓小平，宣称‘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还在继续’，要求红卫兵小将们敢于斗争，前赴后继地把这场运动深入下去。对‘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这个提法，周恩来有不同看法，他曾当面向毛泽东表示了自己的意见。他担心的是，这个提法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

这一故事还被几乎所有大陆有关周恩来在文革中的书籍作为“周总理与毛主席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和‘文化大革命’的作法上存在根本分歧”的例证。这里，姑且不论关于林彪讲话中提出“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斗争”有误，因为林的原话是“同资产阶级反对革命路线的斗争”，两者不可同日而语。更重要的是，有关周恩来反对提“资产阶级反动路线”一事，编撰者舍去了极为重要的结尾。关于这一史实的来源，原中央文革小组成员王力的完整回忆却是：

“周恩来看到《红旗》社论后曾对王力说：“党内路线问题只有‘左’，右倾机会主义的提法，怎么用了‘资产阶级’，还‘反动’呢？我要去问主席。”　问了以后，周告诉王力说：“主席同我用英文讲了‘反革命路线’，‘反对革命路线’，‘反动路线’这三个词的区别。我对主席说‘我懂了’”。

从上面的回忆中可以看到，周恩来所注目的主要是一个文字性的提法问题，他从来就没有向毛当面表示过这“将导致更多的领导干部受到冲击”的不同意见。更耐人寻味的是，他当时以一个小学生的姿态去问了毛后，马上表态说：“我懂了”──这不仅清楚地表明他已为毛所折服，更表示了他对毛个人的效忠以及他的路线的支持。这里哪有什么“根本分歧”的踪影？有的只是周恩来对毛“理解要执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忠心。而当编撰者取前因舍后果地剪裁了历史后，一段原本说明周在毛面前无原则地卑膝效忠的史实，竟成了周与毛当面斗争的业绩。而在这种黑色幽默式的颠倒剪裁中，历史的整体性和真实性自然被破坏殆尽了。

要完整地评述周在文革中的表现，恐怕要从文革的发动谈起。毛无疑是文革的发动者，但毛绝无可能一个人独立地呼唤出漫天狂飙。从１９６５年底的批《海瑞罢官》，进而１９６６年５月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揭出“彭罗陆杨反党集团”和发出“五．一六通知”，到８月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和公布“十六条”，是文革呼风唤雨的发动期。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是：周在这一时期中是毛的支持者？反对者？抑或中立者？而正在这一问题上，上述中共关于周恩来三本史着或讳莫如深，或大砍大舍重要的史实。

首先，周虽然没有直接参与写作批判《海瑞罢官》，但他一旦明白毛的意图，立刻积极支持。在中共内部发行的《文化大革命研究资料》中，公布了一个“五．一六通知”的“原件附件”：“一九六五年九月到一九六六年五月文化战线上两条道路斗争大事记”。在这一“大事记”中，有整整几段赞扬周站在毛的路线一边，与彭真作了坚决的斗争。例如说，

“（１９６５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在周恩来同志 的督促下，彭真同志被迫在人大会堂西大厅开会，讨论北京报纸转载姚文元同志文章的问题……” 并说，“（１９６６）四月二日周恩来同志报告毛主席，完全同意毛主席的指示，指出‘五人小组汇报提纲’是错误的，准备召开书记处会议讨论毛主席的指示”；再如，“四月九日至十二日邓小平同志主持书记处会议，周恩来同志参加。先由康生同志传达了毛主席的指示……最后，周恩来同志和邓小平同志指出，彭真同志的错误路线，是同毛主席的思想对立的，是反对毛主席的。

这个会议决定：（一）起草一个通知，彻底批判‘五人小组汇报提纲’的错误，并撤销这个提纲。（二）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报毛主席和政治局常委批准”。如果考虑到“五．一六通知”作为文革纲领性的文件通篇由毛亲自修改定稿，那么周毫无疑问是毛心中的忠臣与亲信。而在三百万字之巨的周恩来《年谱》中，上述史实或被完全舍去。例如，１９６６年４月２日周向毛表示支持一事，在《年谱》中竟变成了“４月２日在河北邯郸同省，地领导座谈，听取关于打井抗旱工作的汇报……”

这种以周的工作职责──抓生产的流水帐来掩盖他重大政治错误和过失的方法，也是贯穿上述三部史着的一种一箭双雕的误导手法。一来它可以遮丑，二来又突出了周恩来不忘民生的亲情。

根据海外出版的陈伯达回忆录《陈伯达遗稿──狱中自述及其他》说，是周恩来帮毛一手组建了中央文革小组。第一，陈的组长是周向政治局常委推荐的。第二，还是周恩来，提议江青任中央文革小组的第一副组长──依据最新披露的中共内部档案：“周恩来同志在政治局会议上，就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名单讨论时，提议：江青同志担任副组长，第一副组长（摘自一九六六年六月档案）”。第三，又是周恩来，在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向全会推荐林彪为副统帅，毛的接班人。由此可见，毛发动文革名正言顺的文（中央文革），武（林彪为首的军人集团）组织班子，都是周帮忙搭建的。

周为此也颇引以为自豪，多次在文革中接见群众讲话时提到。１９６７年１月２１日，时值不少群众炮打林彪和陈伯达之际，周在人大会堂接见部分来京军事院校学生时就说过：“在十一中全会上，我推荐了林彪同志，他是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最好，跟毛主席跟得最紧的，我推荐他为副统帅。他毛泽东思想红旗举得最高，用毛泽东思想教育解放军最好。另一个是把毛泽东思想领会得最好，从理论上阐述和宣传得最好，这就是我党杰出的理论家陈伯达同志。他们是经过几十年考验的。”

关于周在建立林的副统帅地位中的作用，当年林家未过门的媳妇张宁的回忆录中也有提及：“文革初期，毛泽东数次指令林彪进京，林彪不肯进京，从哈尔滨躲到大连。毛泽东调不动林彪，心中不快，吞食安眠药，声言‘活着没意思’。周恩来窥悉毛的心思，以恩师身份出面做林彪工作”。林彪是否真不肯进京当第二把手，还是一种待价而沽的姿态，且另当别论。但这里关于周的作用，妙在“窥悉毛的心思”六字。毛虽是主席，但要提名自己秘书和老婆升官窃国，则有脸面上的难处。周不用毛开其金口，便主动提出毛想要提而不便提的事──帮忙和“帮闲”已帮到了主人的下意识层面。

中共在１９６６年５月４日至２４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和８月８日到１５日的八届十一中全会，一直被中共官方，从而也被上述三本书籍认为是“文化大革命全面发动的标志”。上述史着中虽然也犹抱琵琶半遮面地提及周的表现，但总闪烁其词，语焉不详。关于周在５月２１日在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重要讲话，《周恩来年谱》只作两句话的记载：“５月２１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讲三个问题：（一）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二）领导和群众问题。（三）保持晚节问题。”究竟周在其近万字的演说中讲了一些什么，中心议题又是什么，中共的史学家们在刻意回避。

让我们不妨引用几段文革中广为流传，并得到周首肯的这一讲话。在第一个问题中，周开明宗义地指出：“完全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即林彪５．１８关于政变问题的讲话），讲得很好”。然后他大批彭、罗、陆、杨反党集团：“主要问题是防止修正主义当权。彭、罗、陆、杨是一个一个地夺取我们的阵地，有笔杆，有枪杆，有党权。第二是防止修正主义发生政变。第三要防止修正主义的军事政变……对政变的危险，同意林彪同志的讲话，中央与地方以中央为主，国内与国外以国内为主，党内与党外以党内为主，上边与下边以上边为主”──这便是周对文革前中国政治形势的分析。它的侧重点完全在子虚乌有的所谓“反革命政变”上。

在他讲话的第二部分，即“领导与群众问题”中，周积极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甚至提出：“毛泽东思想是马列主义的顶峰，毛泽东思想是帝国主义、资本主义走向灭亡，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走向胜利的这个伟大时代的顶峰，就是最高峰的意思，毛主席与列宁一样是天才的领袖，是世界人民的领袖……通过文化大革命的活动，我们要更好地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不仅在中国，而且要在全世界宣传毛主席的领袖作用，要谦虚谨慎，还要当仁不让”。

在第三部分“保持晚节问题”中，周以自己老资格的党内高级干部的身份，向全党老干部提出：“要跟着毛主席。毛主席今天是领袖，百年以后也是领袖。晚节不忠，一笔勾销……”他更以李秀成、瞿秋白为例说明“晚节不忠”的危险。他指责瞿为“叛徒”，提出：“不因为他死了就是烈士，我提议把瞿秋白从八宝山搬出来。把李秀成的苏州忠王府也毁掉。这些人都是无耻的”。由于周恩来第一个在中共的政治局会议上主张对死者墓地的打砸抢，数月以后，他的讲话广为流传，瞿、李两人的墓地立即被红卫兵全部毁掉，文革暴力中对死者尸体、墓地的残害即以此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