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上，权利与婚姻的关系是极为密切。皇帝享有三宫六院，文臣武将也可以三妻四妾，乃至妻妾成群。

在中共的第一代领导人中，毛泽东妻妾的人数是遥遥领先的。毛泽东十四岁娶元配罗氏，三年后罗氏去世，毛离开故乡求学。二十七岁，与已故恩师杨昌济的女儿杨开慧在长沙结为夫妻。三十五岁，与红军女战士贺子珍在江西茅坪八角楼同居，其时杨开慧带着他的三个儿子在湖南乡下从事革命活动，两年后被捕，不愿申明与毛脱离关系，从容就义。贺子珍生三子三女（仅存三女李敏），于一九三七年十月只身赴苏联治病。第二年，四十五岁的毛泽东又在延安与来自上海的电影明星蓝萍同居。蓝萍后改名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权倾一时。

刘少奇结过六次婚。少时在老家湖南宁乡娶发妻杨氏，一九三零年病势。第二任妻子何宝珍是中共最早的女党员，一九三四年在南京雨花台遭国民党处决。第三任妻子谢飞，结婚三年后分手。第四任妻子王前，十六岁与刘结婚，离婚后嫁给了文革"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的作者聂元梓的哥哥聂真。第五任妻子王健患有轻微精神病，在一起生活了半年即分手。第六任妻子王光美。

朱德二十六岁娶发妻萧菊芳，她是部队里的一个朋友的妹妹，师范学校学生，四年后患热病去世。第二个妻子陈玉贞，也是部队里一位朋友的妹妹。一九二二年，他抛妻别子，去上海和德国寻找共产党，据记载，同时被他抛在家的还有五个小老婆（韩素音《周恩来与现代中国》第67页）。一九二八年初，与朱德在一起在汀南生活和参加革命的女作家伍若兰被国军俘虏，砍下头颅，悬街示众。不久，朱德在江西苏区娶第四任妻子康克清，她不足二十岁，出身农民，不识字，跟随红军长征，官至全国妇联主席。

邓小平算是结婚比较少的一位了，他只有三个妻子。发妻张锡媛，结婚四年因难产去世。第二任妻子金维映，在邓政治上遭受打击时背他而去，嫁给了相貌堂堂的中央苏区组织部长李维汉。第三任妻子卓琳，是云南宣威火腿大王浦在迁的女儿，北平女子师范大学学生，抗战爆发投奔延安。

如果是前妻亡故或离婚后再结婚，就属于正常的婚嫁。中共领导人中另一种婚嫁是，前妻不在身边，后妻乘虚而入。毛泽东和朱德的第三次、第四次婚姻，都是这种情况。前妻不在身边，但都活着，带着他们的亲生子女，日子的艰辛自不待言。但领导人似乎不可一日无妻，于是不免有"新的女性"来填补空白。前妻们要是聪明一点，是绝不肯让丈夫只身离开的，无论战争环境多么残酷，没吃的没穿的，行军打仗枪林弹雨，死活也跟着。贺子珍不懂这个道理，好容易长征到了陕北，却自己放弃了领地，一溜烟跑去了苏联。殊不知此一去去得潇洒，回头却不可能了。江青就不一样。一九四七年中共中央机关撤出延安，她坚决不肯过黄河，要陪毛泽东在陕北。这关键性的一年多时间，使江青的身份得以从侍妾升格为正妻。

周恩来一生只结过一次婚。 这在二十世纪中国的政治风云人物中，是少见的。 周恩来的私生活并不像人们以前认为的，"纯洁得如同一张白纸"。小道消息报导，在旅欧期间，从事革命工作之余，他跟法国房东老太太的女儿生下过一个混血私生子。驻重庆期间，邓颖超曾因吃醋，当着手下的面打过他一记耳光。在总理任上，他关心文艺界的发展事业，跟许多文艺战士交往非同一般，尤其是一些当红的女演员，关系暧昧。

　有一种说法，在女人方面，周恩来比毛泽东的品味要高得多。毛泽东是来者不拒，多多益善；周恩来却是有所选择，讲究质量。毛泽东的女人是年轻化，工农化；周恩来却要求成熟化知识化。毛泽东对喜欢的女人不讲资历大胆提拔，唯我是用；周恩来却把工作和感情分得比较清楚。具体地说，毛泽东喜欢年轻单纯、容易驾驭的女性。喜欢在身边工作人员中发展对象。如护士、舞伴、机要员、秘书、服务员…..等等。他最后宠幸并付以重托、权倾一时的机要秘书张玉凤，就是从专列服务员一步步越级提拔起来的。文化程度低下，只念过小学，性格和修养也都不怎么样，动不动就耍"张飞后代"的脾气，一触即跳。

周恩来则喜欢成熟文静、富于内涵的知识女性。一般他是不会打身边工作人员的主意的。这和他温文的言谈举止也比较一致。他不是毛泽东那样索性而为的作风。人们认为，只有电影明星才能与他相配。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那些在银幕上扮演工农形像而浑身"文艺味儿"的女演员们，后来也果真写出许多回忆《敬爱的总理》的文章，感情充沛，才下眉头，却上心头。

周恩来的妻子邓颖超与周恩来相识，是在一九一九年夏天，邓颖超十五岁，时逢二十一岁的周恩来从日本落第回到天津，准备进南开大学。"五四"运动爆发，周恩来积极参加和组织天津的青年运动，成为学生领袖。他曾应邀到直吏第一女师帮助排演话剧《花木兰》和《安重根》，邓颖超在这两个话剧中都演主角。邓又在周主编的杂志上发表文章，还一道领导学生示威，名副其实是一对志同道合的战友。但是，周恩来的第一个恋人不是邓颖超，而是另一位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张若名。

邓颖超和张若名同为直吏第一女师的学生领袖，都与周恩来有着频繁和密切的交往，周首先被吸引和看中的是张，而不是邓。

一九二零年一月二十九日，天津学生聚众五千人前往直吏公署请愿，周恩来为总指挥。 周与另外三位学生代表郭隆真、于兰锗、张若名直闯省公署，全部遭到殴打、扣押。这次运动，五十多个学生重伤，二十四人被捕入狱。这是周恩来一生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坐牢，前后将近半年。四月五日，邓颖超等二十四名学生卷着铺盖到警察厅，要求入狱，以交换周恩来等二十四人。 看来北洋军阀对待学生还比较客气。

张若名与周恩来一同坐牢，邓颖超领人要求代替他们坐牢，就"斗争情谊"而言，张若名似乎更胜一筹。事实上，张若名年龄比邓颖超稍长，在学生运动中的影响力更大，更引人注目。天津学界当时有两大组织，一是天津学联，一是女界爱国同志会。由于传统习惯，男女学生只能分在不同的团体内各自活动，就像男女学学生不可同台演出新剧一样。正是张若名的提议，将两个团体合并，以便统一行动。此议得到周恩来的赞同，并由两个组织的骨干分子组成了"觉悟社"。

一九二零年七月十七日，经过法庭审理，入狱学生代表全数获释，周恩来等人被当成"英雄"，胸佩"为国牺牲"的纪念章和大红花，受到锣鼓鞭炮的凯旋欢迎，出尽风头。"英雄"中当然也有张若名。 看来北洋军阀还不能控制法院。

十一月七日，周恩来在上海乘法国油轮Bordeaux号赴法国勤工俭学，同行学生一百九十七人，张若名亦是其中之一。邓颖超未能同往，留在天津继续她的学业和学生团体"觉悟社"的工作，只送了一件手织的毛衣给临行的周恩来，内侧绣了一行字"给你温暖，小超"。

然而自那以后，张若名的名字即从有关周恩来的诸多史料中"淡出"了。一些传记作家认为，张若名到法国以后，一改先前激进、好抛头露面的作派，安下心老老实实地读起书来了。毕竟，他们是去勤工俭学的，完成学业才是主要目的。周恩来则"决心献身革命"，道合志不同，终至于分道扬镳。

实际上刚到欧洲的周恩来给朋友写信，常忍不住向他们夸耀欧洲的美色，"某某女人真漂亮"，或是"巴黎真是美极了"。刚到法国的时候，他还把自己的照片印在明信片上，寄给国内和日本的朋友："朋友多，名胜多，你想来吗？" 这即使在七十多年后的今天，也仍不失为一种时髦的玩法。他喜欢跳舞，常去公共舞厅，从不愁没有舞伴。

周恩来家境贫寒，在日本求学时一度生活无着寄人离下，心情也总是烦闷。但赴欧前他的经济状况大为改观,一方面得到南开校董严修和著名律师刘崇佑的资助，另一方面与天津《益世报》商定作为该报的旅欧通讯员，以稿费贴补生活费用。这样，他就无须像绝大多数同行的中国学生那样，为解决基本的生计到工厂打那种报酬极低的工，较能以"小布尔乔亚"的情调去大量、领略和欣赏生活的美，包括对异性美的欣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