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3年我被释放的时候，有一天他们突然说放我。我说中国的刑事诉讼法里的假释是有条件的，因为刑事诉讼法上写的非常清楚, 假释的犯人必须首要条件就是认罪伏法。而我不认罪，我不伏法。或者说我不认罪我伏法，我遵守监规纪律了，但我不认罪。我说你能放我吗？这是缺少要件啊！他们只好说，“上面要放你，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你不要跟我们绕法律条文什么的，你赶快走，我们也好完成任务”。所以中国这个法律，他抓你不合法，他放你的时候也不合法。

当时出狱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个很大的争议，就是我想把这些年积攒的书信底稿带出去。很多老员警很早就劝我，说按照他们的纪律，这是不可能的。我说我不管什么监规纪律，按照法律，这是我的私人财产，没有什么理由不让我带走，法律也不能剥夺我的私人财产。可是他们仍然说不行，按照规矩不能带走。我说那好，不能带走我就不走了，于是我就解打好包的行李。他们一看急了，说等会儿，我们去请示司法部。我说那好，就给你一个小时去请示,不然我就要解行李了。他就去了，过了一个多小时他回来了，说能不能让他看看那些信。我说你甭给我来这套，我所有的信都是通过你往上转的， 你都看过，你甭跟我玩这花招。他犹豫了一会儿: 那这么着，你带走吧!我觉得这些书信很幸运 ,这些带出来的信稿最后编成了一本书，能让大家看到当时监狱里的实际情况，包括我那时候做了些什么事，大家都可以通过这本书看到。

93年我被释放了以后,当时很轰动。人们都期望通过这么一个释放，透露出一个信号，就是中国的政治气候可能会变得好一些，也许会走向民主化，总之人们是怀着这种希望吧。当时这个消息刚一传出来，在我们家的大院子里，站了满满一院子外国记者，公安局统计了一下可能有300多，最多的时候达到400，平常老是保持在300左右。那些外国记者，一直在那儿等了我一个星期。公安局的这些警察就带着我四处躲藏。这也表明了它的虚弱之处。据说江泽民去请示了邓小平，说为了奥运会，把这个人放了，邓小平就批准了。但是江泽民还是很心虚，害怕这些外国记者，也就是说害怕舆论。事实上，中共的很多做法，哪怕是它做的件好事儿，它都担心见不得人，也就是说他们是完全没有自信的一种政治。居然让那帮员警带着我在外头到处游玩，当然都是公家的钱。游玩了一个星期，一天换一个地方，就是躲这些外国记者.

十五年之后

我蹲了15年监狱之后，出来我看到的这个中国,巳经和15年以前完全不一样了。道德的沦丧，当然现在更糟糕。但是93年就已经是道德沦丧，文化破败，崇洋媚外。当然学点儿西方的东西也不一定是错的，但是你自己文化传统里好的东西，包括从民间发展起来的很多东西，或者是东西方结合的一些文化的东西，都得不到扩展，反而是一种畸型的发展。详细的情况我就不讲了，当时很多情况让人看了触目惊心。我就觉得中国真的变化很大，这个变化并不是一个好的变化，而是一个坏的变化。但是确实在中国也仍然有一大批一大批的仁人智士。

那个时候都还没有什么工运，工会运动, 但是工人的情况已经变的非常糟糕了。过去在那种所谓”全民所有制”的那个时代, 工资不高,待遇又不好，但是毕竟还有稳定的待遇。但93年的时候失业状况已经非常严重了，这也是让我没有想到的事情。我那些在全国总工会工作的朋友跟我讲了一些情况，说在底下已经几乎到了要造反的程度，没有饭吃,没有一点钱。现在全国总工会做的工作就是求爷爷告奶奶到处找救济款，实际上等于是救火队。总工会找一点什么破衣服和一点儿粮食什么的，拿去救济工人，让工人别造反，当然还是为了维护共产党的统治。他告诉我他下矿区去视察的时候，发现那些下岗工人的状况，就像我们在过去回忆旧社会的那个展览会上看到的一样，至于旧社会是否是那样，我们都没亲眼看见不敢说。但是他说，“现在的工人就是那样，就是说现在才是真正的旧社会”！他到一个老工人家看,那真是家徒四壁，坑上除了一床破被子，什么都没有，没有粮食，没有任何东西，家里面所有的东西都卖光了。他说你们这些民主派人士,不能天天在那光喊民主，得关心最基层这些老百姓的生活状况，否则就要爆发巨大的动乱。他说89年是邓小平说那是动乱，但那根本不是动乱，那时候社会秩序还挺稳定的。而现在93年，那真的是要社会动乱。那么多的下岗工人，没有人管他们的生活。当他自己下到矿区去时，工人领袖直接找到他，说我知道你是从中央来的，全国总公会来的，你就给捎个话，告诉中央：“要不，你现在给我弄来救济粮，要不这工人就得造反了。我们就得拿起武器造反了，我们现在也能买武器也能造武器,这手艺我们有”。 经过89年那场运动后,大多数中国人都看清楚了咱们需要的是民主，民主挺好。就象北京的处租车司机说的，“至于民主是怎么回事儿，我也弄不懂，我也不想弄懂，但我就知道一条儿，民主是好的，比现在好。”

我当时非常奇怪，我们79年的时候，就去帮助这些上访的人，包括后来胡耀邦也弄出很多什么上访的制度，怎么弄了半天到了93年还有那么多上访的．最近我看了很多新闻也说国内上访的好像比79年的时候还要多了。所以应该说现在的社会矛盾，其实比79年那时的社会矛盾还要尖锐。而现在的这个矛盾已经不是老百姓满意不满意的问题了，而是一种非常尖锐的阶级矛盾。一部分人把持权力的同时把持着财富，把持着所有的社会资源，而大部分人则丧失了这种权力和资源，而且得不到自己的利益，生活处于极端贫困的状况。那么这个社会的基本矛盾应该是当前中国社会最基本的矛盾，所以共产党的那个政权不稳，可能跟这个有非常直接的关系。

第二次入狱

93年我在外头当然也开始号召大家搞工人运动，包括要组织反对党。当然我的这些活动,可以说是戳到了共产党的痛处了。我并不大肆张扬，也不是天天去见外国记者炒作。他们一开始以为最大的威胁来自这些外国记者，但是我们做扎扎实实的工作，号召工人农民去维护自己的权利，这个让共产党发现也是不可容忍的，所以很快又把我抓了起来。

抓起来的过程也是一个小故事，是稍微有点传奇性的小故事吧。当时在美国已经有一个很大的争论了，就是要不要把人权和贸易脱勾。柯林顿政府为了拍中国政府的马屁，满足美国这些大资本家的需要，就要把贸易和人权脱勾，这是六四以后一直在给中国压力的一个政策。但是遇到了很大的阻力，产生了很大争议，当时有好几个议员到北京和我谈到类似的事情，其中最严重的一次，就是当时的国务卿克??策h福，他想到北京去听我的意见，然后以我的意见为准，来解决美国这场争论。所以他就决定来中国，让当时让助理国务卿沙塔克去打前战，悄悄的在美国大使馆那几个朋友的帮助下，跟我们联系上了.

据说是第二天江泽民把公安局给臭骂了一顿，说人家见面都见完了，你们还不知道，你们该加以阻止，你们没有阻止，所以就让公安局把我给扣了。他们就跟我谈判，说我们请求你不见，我们愿意提供很多交换条件。他说了好几条:

第一，你只要同意我的条件，你的人我们不抓.他把所有民运的人都算成我的人。我说巳经抓了的呢．他说，巳经抓了的很多人我们会放，我们现在给你一个十五人的名单，我们放这十五个人，其中包括王军涛、陈子民等等人，其他很多不是那么有名我们就不提了。这十五人名单，你看够不够，我说这不行，太少了。马上他就拿出一个三十人的名单, 说这名单你看行不行。我说你说话算不算数，他说只要你现在同意我们的条件，不见克理斯多福，我们就放名单上的人 。他说我负责的跟你讲，这是江泽民在跟你谈判。我说还有这二天刚刚被抓的呢．谁谁谁谁谁，我点了周国强等几个名字，他说我马上放，明天就放。他说你不信你明天可以打电话。

第二，我们知道你想组织工会，在一定的程度上我们可以给你放行；你要办报纸，准许，我给你找批文去，你帮助丁子林这些人，以后我们不干扰，放行；你们转款我们一律不扣。

然后他问我还有什么要提的条件。我发现他们真的很了解我，我要能提的条件也就是这些了。

我知道共产党是不讲信用的，但是在那种情况下他提出来了，你要不要冒个险。如果真能有这么一个机会，通过谈判把这个做成了，当然是件好事。哪怕共产党不讲信用，我觉得我可能也要冒一次险，顶多最后被别人骂成是傻帽,受了共产党一次骗。说实话我很对不起克理斯多福，因为他去见我也是冒了很大的风险，中国政府对他的压力也非常大.

当时谈得很清楚，他们要求我的就是，在克??策h福在中国期间不要回到北京。我当时还追问一句，那么在克理斯多福离开中国之后，我是不是就可以回北京了．他说当然。所以我在外头转了一圈儿，当然是在警察的监护下啊!我到青岛看了几个亲戚，到济南去看了几个艺术家。

当我到济南的时候，克理斯多福已经离开中国了，所以我就跟他们说，克理斯多福已经走了，按照咱们原来的谈判条件，现在我得回北京了。这个时候他们就反悔了。陪我的人说老魏呀，咱们再玩一玩儿，到南方去玩不是挺好的嘛，南方你还没去看过，这改革开放…说了一大堆。我说你不要跟我说这些，我可能会去南方，到那个时候，你们可能就没兴趣陪我了。但是我坚持说要回北京，我就让我的司机开车。中途到天津停了一下,只见了一个朋友，因为这个朋友有很强的官方背景，他父亲是原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所以我觉得他可能不会受牵连。后来我才知道，我一离开他们家，连他妈都被公安局抓起来了，共产党这方面是绝对没有人情味的。但我见了这个朋友,聊了聊天，这个朋友也警告我，说我很危险, 说压力很大,他们也听到一些消息等等。还告诉我要小心。

在天津停留期间，我顺便考察了一下天津保税区。他们讲了很多实话，他们说，所谓的改革开放、所谓的保税区，其实就是把外国企业放进来，偷税、漏税。外企在中国用了便宜劳动力生产了东西以后，价钱算得很精，进来的原料很贵，出去的产品比正常市场便宜得多，这样他给你算好了，正好中间没有利润，所以他就不用向中国缴税, 当然他们还用了中国便宜的劳动力。我问那还维持这保税区干什么．他们告诉我，至少有一个好处就是安排了一些工人就业。虽然工资很低，特别是台湾人和韩国人开的厂子，工资很低，日本人开的厂子工资也不高。我一下就明白了为什么国外的很多报纸会对中国的报导那么的正面？ 是那些大资本家在报纸后面，在跟共产党合伙的、非法的剥削中国工人，剥削的钱把自己养肥了以后，在外面替共产党说话。当时我就是这种感觉，不是我到美国后才了解的情况。我当时的直觉就告诉我，这就是江泽民搞的一套外交，就是利用这些外资企业来控制西方的舆论、控制西方的政治，这个他做的很成功，就是在中共的邪恶的手段上又加了一个手段，这是江泽民的功劳。

我到天津的时候，矛盾已经很尖锐了，跟着我的这些警察拚命的阻止我回北京。我问你们当初答应的条件不算数了．他们的回答是：不算数了。于是我被扣押了。前几天是一种临时性的扣压，然后就转为长期性的扣压。

释放

总而言之，不管怎么样，在我第二次入狱后还发生了一些有意思的故事。大概是95年，随着柯林顿做了让步，中共的国际社会压力一下子减轻了许多；所以96年下半年的时候，中共召开了一个什么政法会议，罗干主持的，当然是江泽民授意的。意思就是现在我们国际社会压力已经减轻了，我们现在终于有机会来收拾一下这帮政治犯了，我们要采取严厉措施、整肃监狱。

那么这些措施出来以后，全国的政治犯都受到了迫害。当时我听说了消息以后，我所在的监狱也开始出现一些奇怪的现象。他们经常悄悄地召集那些看我的犯人去开会，开完会以后，其中的五个人都不愿意动手，只有一个，那个小组长，他愿意动手。所以这个小组长就不断的找我麻烦，无缘无故的找我打架。我已经觉察这里有点奇怪了，因此就在思考怎么对付他们。因为正好快96年的年底了，我就想，97年江泽民有个大秀，他会非常高兴的一个大秀。邓小平争取了多少年，终于香港在97年7月份要回归了。江泽民会很得意地的做一场大秀，这都是咱们能想像的。

然后我就算计着，我如果把这个消息传出去，就是他们在监狱里欧打政治犯的消息，肯定会很轰动。那么我就根据这些我所知道的情况，我就进行设计，哪怕他揪着我的胸口来挑衅，我也不动手。我不动手，但我等，我一直等到97年的四月份，他再伸手挑臖的时候，我就不客气的把他教训了一顿。一动手果然跟我预料的一样，马上警察就来说，这是你的问题，你打人家，我们要采取这样这样这样的处罚措施，包括上铐什么的。两个星期以后,就在每个月接见的时候，我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我弟弟，然后他再告诉我在国外的妹妹，然后国外的妹妹马上通知刘清, 刘清就去炒作。所以后来江泽民得意洋洋去接收香港的时候，从查尔斯王子和安南开始，每一个人见他都要问到这件事,听说你们现在在虐待政治犯． 江泽民回答说没有。没有．那最近我们听说魏京生怎么么怎么样，你要说没有，能不能让我们去监狱视察． 弄得江泽民很尴尬，回来以后暴跳如雷把这个罗干给臭骂了一顿、把监狱里对待政治犯的措施全部取消。

出国

很多人会很奇怪，为什么我坚持在国内那么多年，眼看就要得诺贝尔和平奖了，为什么要出来． 但是我得解释我出来的原因。得奖当然是一件很好的事，可能对中国的民主运动是一个很大的鼓励、对中国老百姓的民心是很大的鼓励，但我个人并不很看重这件事，而且我觉得，这种鼓励虽然很重要，但不是最重要的。我坚持那么多年不出来，但是最后在97年江泽民跟柯林顿做了交易之后，他们来跟我谈的时候，我思考了半天以后我决定，还是要出来的。

第一,我确实身体很差，警察们也都好心的提醒我，再在监狱里待下去，可能没办法活着熬完第二个星期了。那么我是死在里头, 对民主运动的帮助更大．还是出来帮助更大呢．当然，出来可能帮助更大，我不必要死在里面。第二，更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我当年觉得海外的民运吵成一锅粥，这个是我在中国的报纸上都能看到的，共产党是不忌晦报导这些负面的消息的, 反而是加强报导。通过共产党的这些报导，我发现海外民运一个很大的缺陷，就是他们的工作到了该转型的时候没有转型，还是热衷于在报纸上和街头上炒作。

上述做法在89年刚过去的那二、三年里头，可能还是比较有效果的，因为那时候，大家还是比较关注中国的事务，包括那个屠杀,人们仍然记忆犹新。但是时间久了以后，人们的记忆就不犹新了,热度也就下降了，这是很正常的。那么海外的民主派的工作呢，应该有一个转型，包括对国内的指导性的工作。

97年当然也是因为在政治压力之下，当时江泽民要访问美国，我估计江泽民来美国肯定是有条件的。你要说他卖国，他真的很卖国，而且是拿着中国人自己人去做人质跟人交换，这个在过去已经有很多例子了。 坚持

出狱后，在机场跟家里人见了一面之后，我就被直接送上了飞机。我一到美国，有很多记者就问说，你在飞机上可能会想很多、好像感情会非常激动。我说我一点都没有。因为我坐在飞机上,首先想到的就是我到了美国会面临特别特别艰苦的工作，哪有时间去激动啊!我一点都没有激动，我真的是一点都没有激动!

当然到了美国以后，我所面对的这个状况也是很糟糕的。首先来讲，并不像人们想像的那样，大家都来欢迎你。第二点，热情支持民运的人非常多，但是呢我在这儿是任何人都不认识，又由于美国这种环境，我很难跟大家碰到一起。而当时，美国方面安排的一些接待的组织和人，也并不一定非常关心中国的民主，他们关心的当然是他们自己的那个形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