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军有着怎样的背景呢，他在接受新唐人电视台采访时告诉我们：

录音：“九岁的时候，姥姥去世。我就很想去河北农村奔丧。但是父母不让去。整天落眼泪非常想念姥姥。这时我们楼上有个人吹黑管，后来就成了我的启蒙老师，就是吹的这首自新大陆。实际上我是过了十多年后来到了音乐学院的时候才知道的。自新大陆是德沃夏克从捷克到美国，客居美国，怀念祖国捷克时写的音乐。但是艺术是没有国界的，虽然我才九岁但是我就知道这个音乐能够表达我怀念我姥姥，怀念农村的感情。这个音乐能表达我的感情，这种单簧管这种悠扬的音乐我就非想学。要吹这个单簧管才能减少对姥姥的思念。”

多年的功夫没有白费。1977年初，粉碎“四人帮”后的第一次招生中，在几百人报考只录取两人的情况下，杨军考取了当时被称作“中央五七艺术大学”的艺术学校，师从著名单簧管教授陶纯孝。

毕业后，杨军在舞蹈学院芭蕾舞团做首席单簧管及木管声部长，后来做到管弦乐队副队长。1983年，他到了中国轻音乐团，担任独奏演员，并被评为国家二级演员。

1989年3月，杨军来到澳洲。很快，89民运爆发了。虽然身在澳洲，杨军心系中国，一直关心着那场运动的进展，还与来自香港的李香琴和一些台湾演员一起组织演出，为天安门学生募捐。

录音：“1989年6月4日，是个星期天，悉尼下着大雨。穿着黑礼服、带着贵重的乐器准备参加义演。刚走到唐人街就看到了号外：北京开始大屠杀了，坦克开进了天安门广场，辗碎了市民和学生……热血一下子冲上了大脑，随手将手中的黑管递给身边一个根本不认识的人。我就找了一根木棍拿在手里，又不知谁在木棍上绑了块红绸布。我就举着这根木棍，流着泪，声嘶力竭地喊道：’是中国人，有良心的，跟着我走！’几千名中国人就来到悉尼中领馆前。”

他的人生轨迹从这一刻起彻底改变。

录音：“我出国前一直到64我都觉得要成为一个音乐家。在几千人的集会上，我说：’本来，音乐是我的生命、我的一切。但天安门的炮声、坦克和履带，压碎了我音乐的梦。无辜的学生为了中国的民主，献出了自己的生命。我如果再沉迷在自己个人的东西里，我觉得太狭小了。从今以后，音乐已经不属于我了，将来中国的民主运动，才是我的生命！’”

1992年被称为“中国留学生最黑暗的一年”。好几万中国留学生，都面临着居留权。因为六四大屠杀，澳洲政府与其它一些西方国家的政府一样，决定给予当时在澳留学的中国学生居留权，但却只“优待”六四前到的，对六四后到的难民居留申请，只能“个案处理”。 于是，杨军组织了‘中国留学生人权会’，有3000多人参加，一人交300多元，一星期就凑到100万，他们就用这钱跟移民部打集体官司、争居留权。”

1993年11月1日，对几万中国留澳学生来说，是一个极为重要的日子。那天，澳洲政府终于颁布了所谓“11．1”方案，分两次解决了当时在澳的几乎全部中国留学生的居留问题。

对绝大多数中国留学生来说，那是一个值得通宵狂欢的日子。然而，“带领大家走出困境”的杨军，却无心举杯痛饮。 他被卷入一起“贿赂丑闻”。尽管在1996年，澳洲法庭宣判所谓贿赂的事根本就不存在。但是，杨军却因此伤痕累累。他发誓再也不接受采访了，他不信任这些记者。诬告你的时候，满天炒作，还你清白的时候，却只字不提。带着满身的“伤痕”，杨军自己花钱在报上发了声明：永远退出政治，退出民运，退出“泥潭”……

尽管如此，杨军对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不后悔。他觉得在六四屠杀那种情况下，如果一个人连这种最基本的良知都没有，还只顾自己的话，那还叫人吗？我不是什么圣人，但既然来到世界上，总要带给别人点什么，而不是只是索取。

杨军1996年底才入了澳洲籍。拿到别人觉得得之不易的澳洲护照，他并不高兴，眼睛都哭红了。

录音：“我不想在这儿拿难民成为澳洲公民，因为我是一个太传统的中国人，我当时出来的时也是想叶落归根，学几年，回国教书啊，或者搞音乐。出来时从来没想过真正长期留在这儿。一直到六四屠杀发生之后，我总觉的六四恐怕会平反，我还是想回去。因为在这儿没有我发展的空间，我英文又不好，我还是想回国，只是想在这儿拿个文凭回国去。当时真的是这么想的。但是中共根本不允许你回去。护照也早过期了，根本不给你换。自己这种有家不能归，有国不能回这种有点象当年苏武在北海放羊那种感觉。但那时苏武好歹还是汉王朝的使节呢，他还能回去，只是匈奴不能他回去。可是我们算什么，我们自己想回去，但国家不让回去，中共不让回去。这种痛苦是刻骨铭心的，说不出来的，是很难过的。当拿到一个别人觉的好象是得之不易的澳洲国籍的时候，我真的是哭了，因为我爱我自己的回家。”

1999年镇压法轮功后，中共开始“统战”杨军了。当时的驻澳大使周文重亲自找到他，表示要安排他回去“看一看”。 1999年11月2日，杨军拿着只有七天时效的特别签证回到中国，从此后进进出出好几年。 中国似乎有许多商机，杨军尝试过多种生意，但折腾来折腾去，什么也没做成；不但没做成，他慢慢还发现，事实上，他的一举一动都是受监控的。中共故意让他做不成生意，好再最后拉他下水，让他替中共购买“金属风暴”武器、做军火生意。国安人员甚至要求他当特务，收集海外法轮功和民运的情报。

他不想做这样的事情，几年来的一事无成，更让他非常苦闷。多年的“奋斗”透支了他的体力，而在中国，为了谈生意，又必须“花天酒地”。他患上了高血压、心脏病、糖尿病等多种疾病。大陆的现状和他的理想差得太远，官场的腐败太可怕。

痛苦中，杨军尝试过到庙里寻求精神家园。但他很快发现，庙里的法师盯着的，只是他这个“海外华侨”的腰包；国内无钱的信众受到的，完全只是粗暴的待遇。

姥姥生前是信佛的，可佛教今天怎么变成这样了？这让杨军感到走投无路。这么多年，我到底在干什么？我到底在找什么？人来到世上，到底是为什么？

在这样的时候，杨军接触到了法轮功。事实上早在2001年，就有人给他介绍过，但他当时忙于挣钱，没往心里去。

现在的杨军几乎不能谈法轮功，一提就流泪。“我不能用任何语言表达对法轮功的感激。这不是用生与死能说清楚的。为了这个‘返本归真’，我找了这么多年。”

修炼法轮功，对于杨军来说，是生命和内心世界中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这种变化外人看不见。人们能看到的是，已经从社区中“消失”了多年的他，又开始出来活动了：参加《九评》研讨会、声援退党集会、参与组建法轮功“天国乐团”、筹办新唐人全球华人新年晚会，等等，甚至还每周一天，到中领馆前去发《九评》。 至于放弃替中共购买“金属风暴”及由此可能带来的两百万乃至更多的美金收入，对这时的杨军来说，已经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了。

修炼法轮功，还给杨军带来了新的艺术生命。六四以后，他本已放弃了艺术，黑管已扔了十几年没吹了，现在重拾音乐，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杨军说：“艺术讲真善美，我们讲真善忍，一个真正的艺术家内心应该非常纯净，才能流淌出最好的音乐、最好的艺术，才能去感染别人。如果你自己都在物欲横流， 道德沦丧的社会里被污染的话，你的艺术怎么能好？现在充斥舞台的所谓艺术都是金钱、鬼怪、妖魔，特别像音乐，都是无调性，邪恶的东西，你很难听到一个很纯的东西。大法弟子创造出的东西就很不一样，非常纯净、美好、安详。”

今年五月，他们刚刚组建了三个月的天国乐团在城里演出，向世人展现修炼人对音乐的理解。杨军走在游行队伍里，看着两边的观众眼睛睁得大大的，非常吃惊地看着突然之间冒出的那么大的一个军乐团。华人社团从来没有过这么大的军乐队。杨军觉得非常神圣，他说，“我感到我又回到音乐中来了。我一直流着泪吹奏。”

现在他正在积极地练习，希望能再次上台独奏。他感到现在自己才是一个音乐家了。

一个修炼的人是远离政治的，也不会被政治所收买。好，亲爱的朋友，杨军的故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感谢您收听《修炼人的故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