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慕涵是一位澳大利亚永久居民，她的母亲曾爱华居住在香港。二零零六年五月她的母亲因“印刷和传播法轮功资料”遭上海警方非法拘留，关押在上海浦东新区看守所，六月底遭正式逮捕。

这件事情发生后，陈慕涵多方呼吁营救母亲。她的努力受到澳洲政府、多位议员的帮助。七月九日，她来到香港，同样也得到香港多位立法会议员支持。七月十二日到十三日，她在香港中联办对面绝食，此后几乎每天在那里静坐呼吁营救母亲。八月二十三日，曾爱华的案件由公安局递交上海浦东新区检察院。十月八日，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把案子退回浦东新区公安局，要求补充侦察。到十一月二日为止，慕涵的母亲曾爱华仍被非法关押。

自从母亲被捕后，慕涵几乎每天都给母亲写信。下面就是一封慕涵七月十三日绝食期间写给母亲的信。

妈妈：

您好！自从您被捕后，我几乎每天都给你写信。这些信有的寄出了，有的还静静地躺在家里——当我知道您在那里根本不可能收到任何信件时，就没有再寄出过。那些信是我和您的精神交流，记载了我在营救您的日子里的所遇所做所想。如果您仔细看，会发现有的信纸有些皱褶，那里曾有过您女儿的眼泪。我不想这样的信再成为警察拷问您的依据："说说您女儿和国外的法轮功组织有什么联系？"我希望将来您回到家的时候，可以独自一个人安静地看这些过去的信件。那时，您会发现您的女儿在您身陷牢笼的日子里，并没有沉溺于悲伤，而是像您一直期望她的那样，承担起了她应负的责任，并在这个过程中努力着完善着自己。我期待着那时您嘴角的一抹微笑。

然而从今天开始，您可能会是最后一个看到这些信的人了。因为我要把写给您的信件公开了。在博客满天飞，隐私可以随便出售的今天，这样的举动并不算稀奇。但法轮功学员的家属却好象还没有这样做过的：太多的苦难已经把他们压得喘不过气来，而且公开的本身又可能导致新一轮的迫害。就让我成为第一个吧，让人们看看一个法轮功学员的女儿在母亲被关押的日子里，究竟想对她的妈妈说些什么。

今天是我第一次绝食——确切地说是从昨天下午开始的。在香港的中联办对面，我坐在地上，身后是写着营救您的横幅，旁边是一块写有介绍的展板。

" 你为什么要绝食？"昨天记者一句普通的问话让我愣了一下。从什么时候开始，绝食这个词变得如此热门，已经成了海内外华人呼吁维权、停止暴政的代名词。作为一个一向中庸的人，我虽然佩服高智晟律师等人的绝决，但从来没有想过有一天自己也会这样做。可是，当我上周听说您在看守所里绝食的时候，我的心都碎了。是什么样的环境能把一个从不走极端的人逼得要用这样的方式来抵抗？那一定是在她尝试过其它所有的办法而依然没有解救的可能时。而在外面的我，又何尝没有过这样的感受呢？在我打过的所有上海公安局的电话中，哪个警察告诉了我您的案子承办人的姓名或者您目前的情况？从澳洲到香港，哪个政府敢抛开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借口，对这个一眼而知是信仰迫害的案例大声说不？在这种情况下，又有什么比绝食更适合来表达这种绝望心情的呢？

而且，妈妈，我要和您一起受难。在我成长的日子里，您为我遮挡了太多的苦难，那时候我还不懂为您分担。现在我的绝食虽然不能减轻您的任何痛苦，而且我也知道，像我这样主动的绝食和在看守所里随时面临被强迫灌食的绝食完全不是一回事。但是，这样做我的心里也会好受一些：妈妈，我一直和您在一起。

至于到香港中联办对面绝食，那只是想让他们知道，至少我还有最后的抗议方式。他们不是不承认抓捕法轮功学员给家属带来了痛苦吗？现在就让他们看看吧。

香港，一个熟悉而又陌生的地方，从没有来过却又无数次地听说。狭窄的街巷，林立的店铺，路人惊讶或茫然的神情。来看一看吧，我的母亲，你们的同胞在中国因为她珍视的信仰而面临判刑，为此我从南半球远道而来。不要顾惜你们的同情，给我一个鼓励的问候或微笑吧！我心里呼唤着。

很多人驻足，有些人拿了放在地上的单张，却没有人和我攀谈。这一点和热情的澳大利亚人完全不同。那里的人会很关心地问长问短，皱着眉头说一句（中共的恶行） "恶心"，最后对您表示祝福。我很少有饥饿的感觉，只是天气很闷热，我需要不断地补充水分。警察间或来巡逻一番。终于在今天早上10点多，两个警察找我谈话了。操着生硬的普通话，他们说我的横幅挡住了墙上的大幅挂画，必须拿下来。我很奇怪，因为他们看到我在这里已经很久了，在我绝食结束之前三小时却要我换地方。在他们蹲下和我谈话的时候，有个穿便衣的中年男子及时地赶到，拿着高级相机拍了好几张照片，又迅速退去。这解除了我的疑惑：是中联办不高兴了。

交涉过后，我把横幅拆下来，挂到了旁边没有画的墙面上。真是屋漏偏逢雨淋，当警察要抄我的证件号时，我发现自己竟然没有带护照出来。他们告诉我，他们有权把我带回警署，要家人或朋友拿着护照来解救。这个麻烦有点太大了，而且还发生在我绝食的时候。我向他们解释说，如果我是黑民，不可能坐在这里绝食。而且，在澳洲只要报上姓名，警察自有随身携带的机器可以查出身份，香港太不先进了。他们听了笑了，说他们没有打算带我走，就走了。这个小插曲让我浮想联翩：我就坐了这么一天，就受到了如此重视，那我是不是应该以后每天都来坐一会儿呢？

绝食结束回到家，收到香港立法会议员余若薇女士的来信，信中表示她准备去信香港保安局跟进您的案子，只是需要我的授权。上周我还在悉尼的时候，就给香港所有的立法会议员发了信请求帮助。到港以后，又和许多议员的办公室打过电话。我对香港的政治派别一窍不通，但认准了只要同情您的案子的就是大好人。所以出席前一天新闻发布会的何俊仁议员，曾健成议员，还有许多给我回信表示同情的议员，我都把他们划作大好人。昨天得知，澳洲的卫生部长，我所在选区的联邦议员 Tony Abbott来信，讲述了几天前我请求澳洲外交部与中方联系了解你身体情况的结果：上海市公安局再一次拒绝作任何答复，他对此表示遗憾。

没有关系，你们的关心就是鼓励，对强权暴政我已经不存什么奢望。晚上打电话给在上海的父亲，上海当局稍有松动，但是结果如何，我不太敢想。而且那个隐名埋姓的公安局的承办人哪，什么时候才能告诉我们你的姓名和电话呢？

妈妈，您保重，我会继续在香港为您呼吁。

女儿慕涵 上

7月13日

最近的消息表明，公安分局警察千方百计阻止律师会见曾爱华。每次打电话到浦东公安分局要求找承办警察，都是被转到无人接听的空号。十一月中旬，律师连续多日到浦东公安分局，由门房打电话到国保科，得到的回答都是竺姓、张姓警察不在，或者索性是没有这两个人。律师申请会见、保释曾爱华的要求竟然完全无法提出。

好，亲爱的听众朋友，陈慕涵的信就为您读到这里。不知道通过陈慕涵的努力，她的母亲是否能够早一天回到自由的世界。让我们共同祈愿中共的暴政早日结束，让所有的家庭都能够获得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