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实上，相信大家都有着这样的记忆，在我们小的时候，不管是老师还是家长，都会时时教育还是孩子的我们要讲真话，不可以说谎。从另一方面讲，讲真话，它本身也代表着一个人的品性与修为，杨建利先生在他的倡议书里也提到说：本来，说真话是不需要搞运动的，在一个文明的社会里，说真话应该是人们公共生活的基本习惯。那么为什么杨先生会对我们的同胞发出这样的呼吁与倡议，希望发起这样的一种全民运动呢？
录音：

正如杨先生所说的，“我们，作为一个社会，已经失去了说真话的习惯，我们不仅失去了说真话的习惯而且养成了容忍谎言的习惯，我们不仅养成了容忍谎言的习惯而且养成了听从谎言的习惯，我们不仅养成了听从谎言的习惯而且养成了主动说谎言并靠其生存的习惯。整个社会弄虚作假，来的那么自然那么习以为常，甚至连幼儿园的孩子在电视镜头面前都会说“三个代表”，而我们对那些因说真话惨遭迫害的人，无动于衷，甚至认为他们是不正常的人，是破坏“和谐”的人。久而久之，我们的心灵的生命萎缩了，我们用内心的尊严做抵押支付着我们的生存，有的甚至是外表光鲜的生存，无权者被盘剥被摧残而无话语空间诉说。由于我们全面接受谎言的潜规则，独裁者才显得道貌岸然。由于我们在谎言前面全面退让，专制政权才显得稳定强大，我们的精神王国由于失去真话的保卫而沦陷了，深深地沦陷了。”

对我们这样一个迷失已久的民族来讲，或许在对真实的理解上也都存在着一定的误区与差异。那么这里杨先生所说的真话又有着怎样的一种涵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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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作为已经将虚假当成习惯的现今的中国人来说，也许说真话真的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这其中也有对中共暴政的深刻的恐惧。所以这样的一个民众的运动将会是一个长期的行为。杨先生在他的倡议书的结尾中提到说：在共产党的专制政权的长期统治下，我们中国人失去的太多了。我们甚至失去了话语权、失去了自由言说的能力。我们要不断持续地努力说真话，夺回我们的话语权，恢复我们自由言说的能力。对于一个个人来说，在中国说真话，是心灵的自我拯救，“身体上，这是困难的举动，但是灵魂上，这是唯一的选择。”对于整个民族，建立民主制度的目标要求我们从整体上清理专制政权统治长期恶质化的以谎言盛行为标志的政治文化环境。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就是真话不断战胜谎言的历史。让我们用公开的自主言说克服我们对专制政权的恐惧，用持续的说真话运动聚孤胆为群胆，恢复公民的尊严和自信，光复我们沦陷已久的精神王国，为未来全面建设民主社会准备必要的干净的公民文化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