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则被绑在一个椅子上，这个椅子两个椅子腿被绑上两根电棍，然后把我的腿绑上，椅子靠背绑上三根电棍，然后用绳子把我紧紧绑在靠背上，头上一个犯人提着一根电棍，6根电棍一起放电，我当时全身痉挛，生不如死，绝望的惨叫声充斥整个楼，二楼、三楼有很多法轮功学员，据说他们当时听到我的惨叫时都哭了。这样大约持续了一个多小时，我和刘永来调换位置，他去坐电椅，我来到了草甸子上，这种六根电棍同时放电，又大约持续了一个小时，我觉得自己要撑不住了，但是就是死我也不愿背叛我的信仰，违背良心骂师父和大法，于是我开始用头撞击地面，以求撞昏，我什么都不知道，每一次的同时放电都犹万箭同时穿心。我觉得自己死过多回，没电又换来新的电棍、电击强度越来越强，我开始变的恐惧，最后我屈服了，一会刘永来也承受不住，屈服了。带领犯人对我们实行电击得警察是：乔伟、朱凤山、景殿科等，犯人我都不记得了，后来得知：黄文忠当时被电击，满脸是血，曲飞脸被板鞋打得脸肿得像个馒头。下来后，我们写了保证书。回到班里之后，从此每天都要写三句话，内容是骂李老师，骂大法，骂法轮功，写满一张纸。同时每天还要喊三句话，这对于我来说，无异于扼杀灵魂，它给我带来的痛苦远胜于肉体的摧残。如果反抗和拒绝，就会被带到四楼进行电击，时间长度不等，直到屈服。后来3班一位姓李的法轮功学员不堪忍受这种精神上的折磨，选择了上吊自杀，被救下。那时侯的每一天我都不想活，太屈辱，但我不愿再承受一次电击，我怕自己承受不住，可我不能在这做着罪恶的事情，有一次我和刘永来交流：如果有学员敢于献出生命，他们就不敢这样迫害我们了。他说，为了大家他想先走一步。有一次到户外打扫卫生，刘永来从楼后的台阶走上了三楼，从三楼头朝下跳下，当场死亡。不久很多法轮功学员写了声明，声明在强制迫害下所写、所说的一切违背良知、违背事实的话作废，并且坚定的维护信仰和真理。于是他们就把这些写了声明的学员聚到一个班，强制劳动，早五点起床，干到晚上十一点，同时他们9个学员送到关山教养院，进行新一轮迫害。我意识到不能再配合他们的迫害，于是我开始不穿囚服，不走步，不唱歌。绝食抗议对我的迫害。马上我们班全部绝食抗议迫害。后来我们被分开，我被分到3大队，在3大队我继续绝食，当一个检察长和我谈话时，问我为什么要绝食，我说：我没有别的办法，因为没有人敢接受我的诉讼，到处都是江泽民的法官、法院，没有人敢替我们说话，我只能用我的生命进行抗议，抗议对我本人的迫害，抗议江泽民和政府对法轮大法的迫害。我有儿子，当将来我儿子问我时：在那场最严厉的对正义迫害中，你做了什么，我不想告诉他：我屈服了。我想做一个宁为玉碎，不为瓦全的生命。在我绝食的第十五天，他们怕我死在教养院，10月24日以保外就医的名义释放了我。”

我们窒息般地听取了一个个在这场迫害中死里逃生，有的是多次从死里逃生的受害同胞口述真相的过程，其情其景，纵使魔鬼亦会为之动容。旷古、旷世的血腥场面，凶残的人性，惨绝人寰的折磨手段。面对一个个平静述说他（她）们被野蛮迫害过程的同胞，我们不禁要质问：那些头顶国徽，身着制服的人，在六年里，在近六十年里，你们究竟见证并掩盖了多少起这样的灭绝人性的真实？我们的制度，为什么竟能培育出这样一群对居住在自己周围的、并且是养活了自己的、同样具有自己的父母、妻儿、子女、兄弟姊妹的同胞如此凶残、如此缺乏人情、缺乏道德的公职人员！那些同胞的悲惨经历表明，在我们的社会里，一群具有公职身份者，长期地是如此令人毛骨悚然的惘顾人类社会的基本道德共识，持续地以完全远离人类道德及人性的方式，干着几乎是彻底摧毁人性，摧毁基本道德、摧毁人类善良及良知的肮脏勾当。含胡、温二位在内的所有同胞必须承认，至少是我们任何人都无法否认，我们的制度在持续的，以积极的行为制造着这种令文明社会不耻的存在，同时它又持续地昭示着我们制度的彻底的不道德性。

胡、温及全体中国同胞，是到了我们民族成员全体必须反思的时候啦！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国家的人民，为了心灵中的信仰，会在有政府的和平时期经历着如此规模的、如此持久的、如此惨烈的灾难。这种仍在继续着的和平的今天的灾难，使数以千计的无辜同胞丧失了宝贵的生命，数以十万计的人民被剥夺了自由。我们看到的真相表明，所有被非法剥夺自由期间的同胞，都遭到了令文明社会难以置信的对肉体的摧残过程和对精神的野蛮杀戮煎熬。这场完全丧失人的理性的迫害过程，还使的一亿多的法轮功信仰者，一亿多个家庭的数亿人遭受了传讯和恐吓，剥夺就业资格、工作机会、收入，被抢劫财产的不同程度的、不同性质的迫害和打压，这是多么的愚蠢、危险和不道德的恶举。这是在持续地与全体中国人民、与人性文明及整个社会的道德基础为敌啊！这个制度怎么会需要这样的价值呢！我们还有何理由、有何道德条件拒绝反思呢？

我的律师事务所及全家正在经历的严酷事态表明，在今天的中国，坚持说出真相者是要付出代价的，国家以持续的公开的恐怖手法警告人们，欲了解真相、说出真相是十分危险的。在制度文明国家里，对一个掌握着政权资源的集团而言，真相就在它的手中。对真相的价值的取舍态度，不仅仅是衡量一个政权的文明程度及有无道德基础的问题。但在我们的社会里，政府获取真实的能力则完全不同。我痛心地看到，与这个体制同时伴生且已完全臻于成熟的则是它掩盖真实的机制，使得体制本身已完全丧失了获取真相的能力，因为它已完全丧失了获取真相的道德条件，这样的条件已被这个体制所完全灭绝，诸如：王玉环等被劳教者在劳教所所亲眼目睹的、一次次的、上级领导来劳教所检查工作时，所有的劳教所铁定的规律是：将仍有类王玉环般可能的讲真相者集中关押在一个领导找不到的处所，其时，还必要做上一顿被关押者想都不敢想的饭菜。每每的规律是：来参观检查的领导心里揣着他们亲眼“看到”、“听到”的真实而去，当检查者离去的铁门被关上时，铁门的背后针对那群无辜同胞的罪恶又迅速复展活力。而事实表明，这是检查者、与被检查者配合较为默契的一套骗术，各自心知肚明且心照不宣。旨在给被迫害者一种影响——这里发生的是瞒着上级的罪恶。也使得为被“瞒着”的上级逃避掉不久即将要到来的历史审判留下可能！

既然政权已完全丧失了获取真相的能力，民间的真相调查行为就完全具有了正当性及必要性，因为真相的价值事涉我们民族的前途问题，与我们每个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生命个体休戚相关。我们有权利了解，这个制度的权力是如何和我们的人民发生着关系？我们有权利知道，这场始于六年前的镇压是怎么发生的？国家为什么会做出这样不道德的决定？六年来，国家在执行这种决定的过程中是怎么做的？做了些什么？六年里，被非法关押在高墙后面的我们的无辜同胞到底有多少？在那高墙的背后到底发生了什么？今天仍在发生着什么？澄清这些问题，是人民针对国家的最低道德要求。在这里我不得不特别强调的是：国家和政府对真相的继续掩盖、隐瞒已完全没有了价值，这不再仅仅是一个不道德的问题。那些见证了真相发生过程者终究是要走入社会的，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已经走在人民中间，已经是在不知疲倦地向人们讲述着那已发生了的真相。因为谁都知道，在那高墙的里面与被迫害者打交道的是只有你政府，那里被高墙隔断的罪恶真相，被一个个有幸能活着走出那里的同胞不断地陈述着，掩盖真相的价值只能加深相互之间的心理隔阂！

中国的政府，你们必须有自己是政府的心态，只有这样，你们才有可能从政府的角度，以政府的心态和政府可有的逻辑思路去面对灾难性的现实问题。才不致会发生像“六、四”屠杀、虐杀自由信仰者的镇压法轮功运动及新近在广州枪杀手无寸铁同胞这样的冷血事件！但我们时常不得不痛苦地面对这样的现实问题，那就是：长久以来，中国的政府，类似这样莫名其妙的针对无辜人民的罪恶屡屡发生，面对灾难中人民绝望的呻吟、呼喊永远是无赖般的沉寂或张牙舞爪施以流氓打压手段。在这里，作为一个不断地纳着税的公民，我再次要求中国的政府回答一个公民的质问：你们承不承认这个制度的完全不道德？承不承认我们的制度已没有了面对并解决这种问题的诚意和能力？何以应对？今天控制着这个政权的这些同胞们，你们承不承认这些问题已到了我们民族必须共同面对的时候啦？当这样的问题实在已发生了时，你们应向全民族明确，或者说你们有没有道德和勇气向全民族保证说：这样的罪恶会立即停止并永远不再发生？你们将何以保证它不再发生？要知道，人民仅仅的是要求政府立即停止犯罪！这实在是人世间最奇特的政府！

我们的调查证明着，现在已有越来越多的真实完全表明，承担具体“转化”任务者面对几乎个个都是“顽固不化”的信仰者时是变得完全地丧失了人性，而对被转化者丧心病狂至无恶不施。而整个体制面对持续了六年疯狂镇压的彻底失败而表现出接近绝望般的疯狂及完全绝望前的最后失态。最近发生在河北涿州市的警察何雪健当着同事的面强奸法轮功女弟子的恶劣事件即是一种最鲜活的例证。
几次的调查我发现，由于变态的镇压需求，致警察可以以任何变态的犯罪手法以达到“转化”目的，对信仰者远离人性的迫害过程产生了这个制度的“正果”，即是中国的警察完全彻底的流氓化，他们不再有任何法律和职业正义意识，视鱼肉人民为当然的工作职责。在他们主导的高墙内，一根黄瓜可以卖到25元，一只烧鸡可以卖几百元，牢房里本属公共资源的睡觉的铺位，在人民警察那里也成了可出售的商品，每个铺位每月售价高达2000元，许多没有钱的被劳教者夜间持续遭受着非人的待遇，中国警察不仅没有了道德，连普通人应有的廉耻也荡然难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