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评之一》指出：“所有的非共产党政权社会，无论其如何专制和极权，社会都有一部分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共产党政权中，所有这些自发组织和自主成分被彻底铲除，取而代之的是彻底的自上而下的集权结构。”共产党极端严厉的社会管制造成的后果之一是独立的知识份子阶层的消失。中共把一部分知识份子在肉体上消灭，把其他人编进各种各样的“单位”之中。单位实际上是中共在城市对人民进行全方位管制的基本组织形式。知识份子丧失了不受政权控制的谋生方式和自由言论空间，无奈地沦为中共的附庸，在强大压力下和走投无路中，他们中的大部分不得不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从各个角度、以各种方式歌颂邪党，来保全性命并且养家糊口。中国社会素有“尊师重道”的传统，中共政权利用民众对文化人的信任和敬重，通过文人的著作和言论间接向民众灌输党文化，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建立并维持一个“伪知识份子”阶层一方面使中共摆脱了“清议”和舆论的制约，另一方面使它能够随时随地伪造出貌似公允的“科研成果”和“社会舆论”，为其邪恶统治辩护。

中共收编文人的主要方式包括：直接吸收他们入党并加入政权（政府、人大、政协），比如郭沫若曾任中共国务院副总理，历史学家吴晗曾任北京市政协副主席、北京市副市长；把他们安置在民主党派内；把他们安置在科学院（社科院）、大学或文史馆等机构，或者安置在作家协会、戏剧家协会、文联等部门。在文革中和妻子双双自杀的翻译家傅雷是中共建政以后极少数不属于任何“单位”的自由职业者之一。

为便于意识形态掌控，中共于五十年代进行高等院校的“院系调整”，把很多学校的哲学系合并一处。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类学等被称为资产阶级学科，被彻底取消，直到八十年代才逐渐恢复。从中央到地方的党校、社科院、大专院校机构臃肿，人员众多，打着“科学研究”的幌子，千方百计地替中共论证合法性。

经过组织收编、思想改造、暴力震慑、利益引诱、逆向淘汰（“反右”流放百万敢言知识份子）等步骤，中共把所有知识份子攥在手掌心，少数正直而清醒的最多做到敢怒不敢言，胆小懦弱的只好随风倒，奸佞谄媚的便主动投怀送抱，充当邪党的爪牙和羽翼。

中共在哲学界、史学界、文学界、科学界、宗教界内都栽培了一些主要的代理人和吹鼓手。这些人平时装模作样，炮制出一篇篇文章、一本本“著作”，论证“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的科学”、“社会发展五阶段是普遍真理”、“自然科学具有阶级性”、“宗教是真理，社会主义也是真理”，充实党文化的基本武库。运动来了，这些人就如鱼得水，用紧跟形势向“党”表忠心，用胡编乱造歌功恶党、用断章取义、深文罗织、无限上纲打击中共的“敌人”，靠出卖人格从党主子那里讨一点残羹剩饭。文化大革命中的梁效（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学者组成的写作班子）、八九民运后的何新、镇压法轮功中的何祚庥、于光远、潘家铮等人，皆属此类。

邪党文人的代表，前有郭沫若，后有何祚庥。
被中共称为“文化旗手”的风派文人郭沫若比变色龙还善于变化。中共让他检讨他就检讨，让他批武训、批胡适、批胡风，他就批得比谁都起劲，让他给哪个历史人物翻案就给哪个历史人物翻案。然而，原则立场不断变化的中共让郭沫若都觉得无所适从。文革初，郭沫若嗅出风向的变化，马上检讨说：“拿今天的标准来讲，我以前写的东西，严格地说，应该全部把它烧掉，没有一点价值。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没有学好毛泽东思想，没有用毛泽东思想来武装自己。”
“政治院士”何祚庥，文革中为了谄媚毛泽东和共产党，提出“毛子”和“无子”的概念，2001年又提出“量子力学的规律符合江泽民的三个代表精神”。就这样一个科学痞子，成为中共打击法轮功的主要“理论来源”。

正信、真理、和人类正统的道德体系都有稳定不变的特点。可以随世俗权力起舞的道德根本就不配称为道德，不断“与时俱进”的真理从来不曾有资格被称为真理，对一个不断变化的东西的信念根本就不是信念。邪党文人的朝三暮四、出尔反尔必然会破坏掉人们残存的对人性和美德的最后一点信心，鼓励人们抛弃一切道德准则，以中共的好恶为好恶，把维护中共政权的存在当作第一需要。

本书一二章已经对学术界、宗教界、科学界的党文人做了相当的揭露，我们在本节将重点剖析文学领域的邪党文人是怎么歌功恶党、改变中国人的善恶标准的。

广义的文学包括各种文献和著述，也包括狭义的文学作品。由于语言在人类文化系统里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各大正统文化对语言和作为语言艺术的文学历来非常重视。

中国文化是一种半神文化。古人相信，文章来源于至高无上的天道，因此说“文以载道”；文学可以提高道德、涵养性情，因此说“修辞立其诚”、“诗者持也，持人情志”。历代的文人墨客，把文学创作当作“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以庄重诚敬的心态，创作了大量的优秀文学作品，这些作品其实正是他们清静高尚的内心世界的反映。

中共作为一个控制人思想的邪教，对意识形态的重视，超越于往古来今一切政权之上。中共邪灵入侵之后，文学不幸沦为中共制造党文化、灌输党文化的可耻工具。肯对中共俯首听命的无行文人飞黄腾达，不愿放弃自己人格尊严的作家诗人即使免遭迫害，也被剥夺了写作或发表的机会，只能在社会边缘郁郁而终。

共产党的文艺思想，由马恩开其端，列宁承其绪，毛泽东总其成。毛泽东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公开宣称：共产党“就是要使文艺很好地成为整个革命机器的一个组成部分，作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的武器”。这段杀气腾腾的讲话，拉开了中共利用其文人建立党文化、操控中国人精神世界的序幕。从此，“政治标准第一，文学标准第二”，“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全党办文艺，全民办文艺”，“主题先行”等等，成为中共御用作家创作的指导原则。

1）用文学作品图解中共的理论和政策

纵观中国现当代史，不难发现，几乎每一次中共发动的政治运动，都从批判某一部文艺作品或某一个文艺思潮开始。

四十年代的整风运动从王实味的《野百合花》开刀，五十年代一系列思想改造运动，从批判电影《武训传》、“红楼梦研究”和所谓“胡风集团”开始，文化大革命用吴晗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祭旗，而批判电视片《河殇》则是“六四”镇压后的思想整肃的重要步骤。
另一方面，中共麾下的文人随着中共的指挥棒翩翩起舞，用文艺作品图解和吹捧中共的理论和政策，满足不同时期中共的政治需要。

为了适应中共“土地改革”（剥夺地主土地）和后来的“合作化运动”（剥夺所有农民土地）的需要，文人们创作了《暴风骤雨》、《三里湾》、《创业史》，替中共掩盖其在政治运动中残酷的杀人整人、明火执仗的抄家和抢劫行为；为了丑化国民党，把中共发起的内战装扮成“解放战争”，文人们创作了《林海雪原》、《保卫延安》、《红岩》；中共需要美化“抗美援朝”，文人就写《谁是最可爱的人》；中共需要图解对资本家的“和平”改造，文人就创作《上海的早晨》；中共需要渲染中国人民“选择”了共产党，文人就创作《红旗谱》；中共需要引导“小资产阶级的知识份子”成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文人就创作《青春之歌》；中共要讴歌“大跃进”，全国就跃进出数以百万计的伪民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