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批判对神的信仰，灌输无神论

无神论是中共思想的基础，而各大正统文化都相信神的存在，很多深刻、杰出的文学作品都是描写神、讴歌神、追寻神的，像希腊罗马神话、但丁《神曲》、弥尔顿《失乐园》、班扬的《天路历程》、中国的《西游记》等等。因此，中共一方面操控文人写崇拜物质、崇拜暴力的文学作品，另一方面操控御用学者篡改、阉割、曲解有神论文学。于是，宗教成为“精神鸦片”，天堂地狱变成“封建迷信”，神话传说成为原始社会生产力不发达时期人们对自然力的恐惧的形象反映，孙悟空和《失乐园》里的撒旦变成了无产阶级和受压迫者的代表。

（2）破除传统观念，灌输阶级仇恨

中国传统的诗教讲究“怨而不怒，哀而不伤”，即使在哀怨伤感的时候，还要控制自己的情绪，使其归于平和中正。中国古典文学里，充满了描写忠孝节义、美好的亲情友情的作品。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认为悲剧的作用是宣泄和净化，古罗马文学家贺拉斯则认为文学的功用在于教育和娱乐。世界各国的文学作品即使写到仇恨，也多是从惩恶劝善的角度写，描写和煽动仇恨和传统文学的特点是不相容的。
然而，按照中共的理解，“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阶级斗争是历史发展的真正动力”，“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因此，灌输和煽动阶级仇恨就成了中共党文艺的首要任务。仇恨，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成为一个具有正面意义的词语。

“这个十八岁的女奴，一双黑亮、火辣辣的大眼睛里燃烧着刻骨的仇恨！”
这是电影剧本《红色娘子军》的开篇。在此剧本基础上改编的舞剧剧本变本加厉，对仇恨的渲染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她昂首挺胸，双眼迸射着仇恨的烈火”，“她们紧握双拳，倾诉着满腔愤恨”，“心中燃起了强烈的阶级仇恨”，“军事操练在充满阶级仇恨的刺杀声中结束”，“苦大仇深”，“血海深仇”，“报仇雪恨”……舞剧的主人公大多是二十岁不到的花季少女，就这样被描写成了毫无人性的杀人机器。

更可怕的是，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中国人的精神生活极度匮乏，这些人物是少男少女们群起效仿的偶像。文革中的女中学生能够把老师用皮带活活抽死，在广西大地上“阶级敌人”被剖心挖肝吃掉而吃人者毫无罪恶感，很大程度上就是拜了这种仇恨文学之赐。

（3）美化历史上的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

共产党要把自己粉饰成“历史发展的必然产物”、“中国人民的必然选择”，就需要全面篡改历史，把历史上的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打扮成“历史前进的动力”。于是，中国历史上有定评的大奸大恶之人，被中共恭恭敬敬地捧上神坛。暴虐的商纣王、秦始皇、刻薄寡恩的商鞅，都成了中共歌功颂德的对象。中共奉农民战争头领为先驱，残忍嗜杀、暴虐无度的黄巢、张献忠、洪秀全成为中共文学殿堂里的正面形象。这里仅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明末匪首之一张献忠嗜杀成性，当时的四川一省人口几乎被他以各种方式屠戮殆尽，富庶的天府之国变成人间地狱。
获1982年茅盾文学奖的长篇历史小说《李自成》第一卷下册开篇，以田园诗般的优雅笔调写道：“不断遭受战乱的谷城一带，自从张献忠的农民军驻扎在这里以后，稍稍有一些太平气象。”
当然，美化这些历史人物不是目的。美化完这些历史人物之后，中共就开始堂而皇之地美化自己了。

（4）贬低人性，歌颂党性

阅读中共的文艺理论著作，会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那就是“人性”一词被当作贬义词来使用。一部作品如果表现了“人性”，那就是一部失败的、甚至是反动的作品；反之，一部作品如果表现了阶级性（对阶级敌人的仇恨、对阶级兄弟的友爱），那就是好的、进步的作品。表现父子之情、母子之情、爱情、友情、同情心、普遍的“人类之爱”的作品被贬斥，而表现党性战胜人性、“无产阶级觉悟”的作品被表彰。

按照这种逻辑塑造出来的英雄人物普遍“高”、“大”、“全”（有一部作品的主人公就叫“高大泉”），形象高大，智勇双全，不食人间烟火，对党忠心耿耿，对敌人刻骨仇恨。而反面人物形象猥琐，凶残狡诈。正面人物要姓“高”、“梁”，反面人物要姓“刁”。
一篇短篇小说，描写某地区严重缺盐。年轻的母亲为了把咸菜当作“党费”交给地下党，把瘦得“细长的脖子挑着瘦脑袋”的妞儿（小女孩）手里的一根腌豆角拿走，把孩子弄得哇地哭了。这位母亲把“党”置于家庭和亲情之上，于是获得了党文学的肯定。

中共文学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往往毫无性别特点，苦大仇深、意志如钢。爱情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在中共的文学作品里或者完全缺席，或者经过处理，被用来衬托“革命事业”的“壮丽和伟大”。如果男（女）主人公爱情萌动，另一方往往要壮烈牺牲，于是主人公化悲愤为力量，继续投身革命的“滚滚洪流”。主人公因爱而结合是革命文学作品的大忌，因为一旦组成家庭，琐碎的日常生活就会“腐蚀革命者的斗志”，中共也就无法“继续革命”、“不断革命”了。
因为中共的御用文人信奉“主题先行”的创作原则，所以每次中共有什么新的需要，应景的文学作品就会被批量生产出来。以上只是举了几个小小的例子。

3）中共利用党文学进行灌输的几个特点

党文化是附着在中国文化之上的一种附体文化。中共极善于利用传统文化、民间文化的形式和元素，达到增强宣传效果的目的。

（1）全方位盗用民族文化形式

中共对人类文化的态度从来是为我所用，只要对其统治有利，就一概拿来，决不手软，亦不吝惜。在文学方面，旧体诗词、白话诗、各体民歌、中短篇小说，长篇小说、章回体小说、散文、话剧、戏曲等等，全部被用来承载党文化的内容，美其名曰“旧瓶装新酒”，“民族形式，社会主义内容”。

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的。人的审美心理就有一定的稳定性。经过长期积淀而形成的审美习惯不会轻易改变，那么与其另起炉灶用新瓶装新酒，就不如利用人们固有的审美习惯，把党文化的内容偷偷夹带进去。这种承载了党文化内容的民族形式，既给人亲切感，又给人新奇感，最大限度地达到了中共的宣传效果。于是，人们在吟咏诗词、哼唱小调、读小说、看话剧的时候，不知不觉地成了党文化的俘虏。

（2）善于利用文学技巧

虽然“党”几乎是文化的反义词，几乎等于“武化”、“粗鄙野蛮化”、“反文化”，可是另一方面，“党”又非常善于利用文化，“党”是利用文化反文化。

中共的御用文人，为了更好地达到党文学的宣传效果，的确费了一番苦心。白描、衬托、悬念、包袱、呼应、波澜、心理描写、典型性格、个性化的语言……东西方古典文学中成功的技法，几乎都被拿来使用。

因为中共文艺重视“普及”，即主要针对文化不高的工农群众，所以炮制出来的文学作品虽然水平有限，但还是相当成功地达到了灌输党文化的目的。

（3）用禁书加强文化饥渴

对于饥饿的人，随便什么食物都是美味珍馐。中共知道，御用文人们炮制出来的所谓文学，绝无可能和真正高水平的世界文学名著媲美。妒忌的丑女人无法把自己变美，就只好设计害死美丽的白雪公主。中共建政以后，有计划地毁书、禁书。文革中，凡是跟美有关的事物，都被贴上“资产阶级”的标签，中国人的文化饥渴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饥渴难耐之下，人们不得不饮鸩止渴，党文学于是乘虚而入。

（4）用重复增强瘾好效应

人并不需要以酒为生；对于不喝酒的人来说，酒的味道也并不可口。可是为什么就有人嗜酒如命呢？这就是瘾好效应。长期浸泡在一种文化里面，人们会养成一种期待心理。一部作品满足了这种期待，就像搔到痒处一样，使人产生满足感。所谓美感，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就是对瘾好的满足感。懂得了这一点，就不难明白，美感有时候是非理性的，可以被人为地制造出来，而人的审美心理也可能被人操控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