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视中共党文学，还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中共建政后的党文学，可以以文革为界划分为两个阶段。前一个阶段从1949年到文革；后一个阶段从文革结束到现在。前一个阶段“党”上足了发条，拚命革文化的命，专文艺的政，紧箍越箍越紧，圈子越划越小，是一个“收”的过程。而文革之后，“文学为阶级斗争服务”的口号弃置不用，“突破禁区”、“解放思想”，束缚作家创作的条条框框越来越少，似乎是一个放的过程。现在的中国文坛，美女作家、“痞子文学”、“下半身写作”，光怪陆离，真是“解放”得够可以的了，在这种情况下，怎么理解中共对文学的操控利用呢？

人口学上一般把二十五年左右当作一代人的时间。从1949年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一共二十九年。1920年代以前出生的人，即在1949年中共建政以前30岁以上、世界观已经形成的人，到1978年的时候已经60岁或更老，过了退休年龄。那时候活跃在各行各业的人，基本上是喝中共毒汁长大的；换句话说，到1970年代末的时候，党文化已经基本确立了。于是中共变换策略，从一些领域做有限度的撤退，从以前那个无所不在的“看得见的黑手”变成幕后的“看不见的黑手”，在整体上“宏观调控”党文化对民众进行回流灌溉。（当然，如果有需要，“黑手”可以随时伸出来。）

党文化确立的证据就是：不待“党”的直接领导，经过“思想解放”，“放”出来的文学，仍然完全符合中共的政治需要。文革后有名的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对文革的解释和中共政策如出一辙——犯错误的是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党”还是伟光正的，不光勇于承认错误，还善于改正错误。

寻根寻出来的是“党”按照进化论那一套推出来的不存在的蛮荒时代，诱导人们把“党的错误”归结为“封建遗毒沉渣泛起”；“意识流”流动的是打散重排的“向党交心”和忆苦思甜；写实写的是市井小民的卑微生活，替“党”告诉大家：“人生就是烦恼、命运不可捉摸”，所以不要再对“党”说三道四、吹毛求疵了，大家都不容易，“活着确实不容易”，“活着就好”，“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大好局面”；以调侃和嘲讽为能事的文学作品实际上是在用另一种语言垃圾反对党语言的垃圾，暗示如果不和“党”同流合污，就只能用玩世不恭确证个体价值；与各种性乱现象一起造成性伦理在中国的全面失控的色情文学，则给人以“党天下”言论自由的假相。

今天中国的文化生态，呈现出极端复杂的面貌。只有真正认清中共的真实面目，才能以简驭繁，不为各种假相所迷惑。中共为了维护自身的存在，无所不用而又毫无底线。它可以“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反对，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拥护”，但它也可以反对敌人反对的，拥护敌人拥护的，只要“敌人”不反对它的存在。它可以豪言壮语、粗言恶语、也可以温言软语、甜言蜜语。一边是主旋律，一边是多样化；一边是“四个坚持”，一边是“双百方针”。“一切依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列宁语）登上权力颠峰时，它说：“胜利者不应被谴责。”（斯大林）在惴惴不安中苟延残喘时，它又会说：“面对强大的敌手，明知不敌也要毅然亮剑。即使倒下，也要成为一座山，一道岭”，把自己打扮成具有崇高动机的悲剧英雄。

“我必须对历史负责……我承认，对手可能比我强大得多，可对方已经宝剑出鞘了，我能不亮剑吗？我想试试运气，就算属于我的那个时代已经结束，但总要由我去画个句号吧？”（《亮剑》）

“生存是什么？生存就是不择手段地活着。你可以卑鄙，你可以无耻，你还可以下流。只要能在这个世界上活下去就好。……吃草的未必是仁慈，吃肉的未必是残忍。我是一只狼，注定了是一只狼，一只锋牙利爪的狼，鲜血与死亡是我生命的源泉。”（《狼》）

任何时代的文学都以或直接或曲折的方式反映着那个时代。这两短中国大陆畅销小说中的话，一段抢占“失败英雄”这一最后的宣传制高点，另一段做赤裸裸的权力宣示。这些现象表明，党文学不但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反而扩散到种类繁多的作品当中，更加难以辨别，难以抵御。

经过几十年中共恶党控制的文人的灌输，中国人接受了中共的那一套价值观，仇恨变成了崇高，杀人放火变成了正义，暴君、小人、流寇和暴徒成了崇拜对象，残忍的党性代替了人与人互相关爱的善良本性，敬天信神成了迷信愚昧……善恶的标准被颠倒了，文学丧失了陶冶情操的功用，变成了中共可以肆意美化自己罪行、掩盖罪恶的遮羞布。从这种意义上说，邪党的文人无疑是中共杀人的同谋和帮凶。

4．利用教科书灌输党文化

一个人对事物的判断主要由两个因素决定：一个是他掌握的信息，另一个是处理信息的方式，即思维方式。对于现代人来说，新闻媒体是最重要的信息来源，学校教育是塑造思维方式的最主要力量。因此，中共灌输党文化，必然极端重视新闻媒体和学生的教科书。前者我们在第一节已经谈到，这里重点谈中共教科书的灌输作用。

1949年以前的中国教育，包括国立、私立和教会办三种模式。1949年以后，所有学校被收归国有，中共当局通过“党委负责制”、制订法规、行政命令等方式掌握学校权力，通过组织清理、思想改造的方式驯服教职员工，用教科书给刚刚成长起来的青少年系统洗脑。毛泽东说，“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图画。”中共在青少年的心灵上恣意涂抹，教育成了中共灌输党文化的重要阵地。

从所谓“解放区”教育开始，中共就开始建立系统的政治课程。取得政权以后，中共教育部门逐渐将政治教育法规化，强制各级学校实行。50年代高校设立的政治课程包括：“马列主义基础”、“社会发展史”、“中国革命史”、“政治经济学基础”等等。在非运动时期，这类课程可以占到大学授课总时数的十分之一到五分之一。政治运动到来之际，这种按部就班的讲授就显然达不到要求了。反右、四清中，各种运动、政治学习、听报告、军训、学工学农等形形色色的政治教育，加上课堂讲授，几乎吞噬了学生一大半的在校时间。饶是如此，毛泽东仍然认为，1966年以前“资产阶级知识份子统治了我们的学校”。1967年，中共中央《关于小学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通知（草案）》提出：小学一至四年级学生只要求学习毛主席语录，兼学识字，学唱革命歌曲，学习一些算术和科学常识。五、六年级学习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学习“十六条”，学唱革命歌曲。这还只是这场被称为“教育革命”的闹剧的小小一部分。

这场历时十年以上的全民强化洗脑在社会道德和民族心理上留下了巨大的恶果。现在我们再来看看，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正常时期”，中共是怎么向学生灌输党文化的。

1）政治课：骗你没商量

（1）课程多、课时长、覆盖面宽、要求严

古时候的学童，开蒙学习的是洒扫应对进退的礼节、礼乐射御书数的常识，用的教材里面本身就包涵着做人的道理。西方近代以来，儿童除文化课以外，还上公民课，学习内容是民主社会公民的权利和义务。可是中共把教育当作阶级斗争的工具，教育的目的不是培养人格健全的个人或理性负责的公民，而是“听党的话，跟党走”的接班人。教学目的不同决定了教学手段和内容都不同。

从小学到大学（这是概括的说法，其实灌输从幼儿园就开始了，一直到博士班），中国的学生一直要上一门政治课，课时之长，课程之多，要求之严，古今中外仅见。

在不同的阶段，这门课有不同的名称和侧重点。小学时叫“思想品德”，初中叫“思想政治”、“社会发展史”、“国情教育”、高中叫“青少年修养”、“哲学常识”、“经济常识”、“形势任务”，大学里叫“马克思主义哲学”、“革命史”、“社会主义建设”、“法律常识”等等。这些课程，虽然名称不同，但宗旨只有一个，那就是证明“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 这些课程估计占学生总上课时数的近五分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