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十年代以来，随着中共的经济改革，电影界也尝试引入企业管理和竞争模式。目前中共大陆上映的国产影片中，大约25％是所谓“主旋律”影片，70％是娱乐片，5％为艺术片。然而，电影的宣传功能并没有被削弱，它只不过采取了更为复杂精致的形式。

首先，主旋律电影仍然承负重要的灌输党文化的职能。中共政策保证了主旋律电影的高投入、大制作、红头文件发行，各级组织观看。《大决战》投资数千万元，拍摄地区涉及十三个省，参拍群众多达十五万余人次，中共对此的重视可见一斑。中宣部、中组部、国家教委、广播电影电视部、文化部、全国总工会、全国妇联、共青团中央等单位多次就主旋律影片的发行放映发出联合通知，要求各级单位组
织观看。《开国大典》、《焦裕禄》、《毛泽东和他的儿子》等影片的观众数量都相当巨大。

其次，主旋律电影向高科技化、精致化、人情化发展。八十年代以后，由于国门打开，观众的辨别力加强，中共从前编造的赤裸裸的谎言行不通了。中共的御用电影人揣摩观众心理，发展出一套复杂的主旋律策略。在所谓“革命历史题材”的影片里，创作者刻意制造出记录片的假相，把具有倾向性的对历史的陈述假扮成客观的历史。战争影片注重大场面的表现，以逼真的战争幻像冲击观众的理性判断，使其不愿去分辨历史与叙事。影片中的“革命领袖”被塑造成有血有肉的个人，以对他们的亲情、爱情、友情等的呈现，拉近与观众的距离。“党的敌人”也不复是以前电影中那副庸碌无能的模样，他们被表现为有一定才华和人格高度的人物，但在历史的较量中，败在中共手下，以此烘托中共领导人的棋高一招。

《江泽民其人》中记录了一件事，可以佐证中共主旋律电影手法的精致。江泽民曾应邀观看电影《开国大典》。影片中的一些镜头让他十分好奇，因为看起来像是极为珍贵的记录片。江泽民问导演那些镜头是从哪里找到的。导演回答说，那些镜头根本就不是找的，而是他们刚刚拍摄的，经过特殊技术处理后，看起来就像记录片一样。江十分满意，看完电影后总结说：“真的和假的糅合在一起——我都被骗过去了。”

中共的经典宣传片的基调是伟光正、人物形象高大全。随着它历史上越来越多的罪恶被揭露出来，并且陷入一个又一个现实的困境，中共必须采取不同的宣传策略为自己辩护。在有些影片中，中共领袖被塑造成虽具有崇高人格、但在无情而必然的历史进程面前也无能为力的悲剧型人物，以求得观众对他们在历史上犯下的罪行的谅解，同时使观众体会到普通人的快乐，从而更安于现存的社会秩序。

另外一个被广泛采用的手段是“煽情”。电影《邓小平》的导演声称：“我们必须把邓小平的一系列伟大革命创举，变成巨大的情感冲击波，把一切理性的事件化为感性的情绪！”《焦裕禄》和《孔繁森》中都有大段的群众性葬礼场面，用荧幕上群众的哀哭感染剧院中的观众，使观众在被影片主人翁的“高尚道德”感动之余，认同他们所代表的“党”的形象。

第三，娱乐片也同样承担着灌输党文化的职能。《电影通讯》1991年第五期评论员文章说：“作为一种创作精神，它（主旋律）不是一个量的概念，不是指多数作品与少数作品的关系，不是指这一题材与那一题材的关系，不仅不排斥任何创作，反而要求渗透于一切作品的创作指导之中。”

一些影片因为有娱乐片的外包装，其中的党文化非常隐蔽，观众在欣赏历史传奇、爱情故事、或感叹视觉奇观时，不知不觉地被灌输了党文化的观念和趣味。电影《英雄》耗资2.5亿人民币，以美轮美奂的电影语言，讴歌独裁强权和暴力征服；《漂亮妈妈》把下岗工人的悲惨遭遇归咎于生理原因（女主人翁的儿子耳聋），间接掩盖了中共政策失当造成城市工人大面积失业的事实；更多的影片编造故事，替中共煽动民族主义情绪。

第四，中共利用电影贬低传统文化和传统人物。经过长时间的党文化宣传灌输，绝大多数中国人已经不知道传统文化和传统社会的本来面目。八十年代以来，很多电影人虽然力图反抗党文化，但因为他们本身在就是在共产党的统治下长大，因此只能用党文化的逻辑推想传统社会的真实样貌，因此很多影片中的传统中国社会集封闭、压抑、野蛮于一身，似乎还没有中共统治之后的社会开化、进步。其实，这也是按照进化论那套逻辑推出来的，是在用另一种方式重复党文化。
第五，无所不在的党文化成为电影的审美风格元素，渗透于一切影视作品之中，利用观众的怀旧情绪，巩固党文化对人心灵的桎梏。

与其他艺术式样相比，电影有自己的特点。比如，文学、美术、音乐表现什么、不表现什么，有很大的自由空间，而电影必须全面表现故事发生时的物质环境。因此电影画面的背景和道具，都要经过精心布置，使它们能再现故事发生年代的典型环境。比如，表现文革时期的环境，要有毛像、大字报、绿军装、红宝书等。1949年以后的中国，是共产党一党的天下。要想表现这一时期的典型环境，只能使用带有浓重党文化色彩的物品、声音和场面。这些场景往往唤起观众的怀旧情绪，使观众觉得虽然那个时代有很多缺点，但毕竟自己曾经拚搏过一回，就像普希金说的，“那过去了的，就会成为美好的回忆”，过去的日子不管多么痛苦和荒谬，但人们那时还年轻，现在回想起来不免有一种浪漫的感觉。

充满说教意味的影片在今天一般会招致反感，所以这种“顺手捎带”的方式，就成了影视作品在客观上帮助中共灌输党文化的主要形式之一。这种勾起人怀旧情绪的电影元素往往是电影要表现的故事的背景；惟其如此，这些符号携带的信息才不会引起人们的警戒心理，畅通无阻地进入观众的头脑之中。

影视（《激情燃烧的岁月》）、歌舞、文学、时尚、甚至广告（北京中关村曾经有一个巨型广告，仿照文革宣传画风格，上书“Internet就一定要实现”）、旅游（“红色旅游”）等等都在加入这个“怀旧情绪”的大合奏，其实都是在帮助中共巩固党文化对中国人心灵的桎梏。

2）利用戏剧、歌舞、曲艺等多种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

中共的文艺宣传形式，很多是从苏联生搬硬套来的。但是，因为灌输党文化的对象是所有中国人，中共必然利用一切民族文化资源，以适应不同人群的口味，使灌输效果最大化。歌舞、京剧、话剧、评剧、豫剧、吕剧、越剧、粤剧、秦腔、秧歌、黄梅戏、花鼓戏、二人转、京韵大鼓、河北梆子、山东快书、相声、评书，中共无所不盗，党文化附体在这些传统文艺形式上，流毒可谓广而且深。我们这里重点探讨几个相关的问题。

（1）附体在民族文化之上

既然中共给人民带来了那么多的灾难，为什么有那么多“民歌”歌颂共产党、毛泽东？这难道不是中共得民心的体现吗？其实不然。
“芝麻油，白菜心，要吃豆角嘛抽筋筋。三天不见想死个人，呼儿嗨哟，哎呀我的三哥哥。”
1943年，这首陕北高原上传唱数百年的情歌被重新填词改编成《东方红》，芝麻、白菜和豆角被置换成了东方、太阳和毛泽东，从此在中国大地上唱响，成为党文化的“主打歌曲”之一。

类似的“借尸还魂”的例子数不胜数，比较有名的有把惩恶扬善、扶危济困的白毛仙姑变成苦大仇深的白毛女，演绎“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主题。民歌刘三姐中的唱词“塘边洗手鱼也死，路过青山树也枯”原来是讽刺忘恩负义的狠心人，被篡改成“莫夸财主家豪富，财主心肠比蛇毒。塘边洗手鱼也死，路过青山树也枯”，把刘三姐变成阶级斗争的先行者。形形色色的“新编历史剧”利用古人的嘴，宣扬中共的世界观和历史观，如《逼上梁山》，林冲“从恨高俅个人到恨整个剥削阶级”：“要把这世界翻转了，那须得枪对枪来刀对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