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戏曲对忠孝节义等美好情操进行形象化解说，对于维系社会的道德水准起到了极大的作用。二十世纪以来，激进知识份子对所谓“封建礼教”横加批判，传统戏曲也被大加挞伐。鲁迅在论及戏曲改革时说：“（改革）不久也就沉寂，戏剧还是那样旧，旧垒还是那样坚。”这恰恰从反面说明，戏曲的形式和内容是一个整体，是传统社会的有机组成部分，如果大肆改动，也就不是戏曲了。

1949年以后，中共 “改制、改人、改戏”， 戏曲界被摧残得百花凋零。才子佳人、帝王将相、因果报应被批判，只有经过改编、能够承载起中共灌输党文化的职能的戏剧，才被允许存在。剧作家吴祖光愤而指出，中共“把拥有几万出戏的古典戏曲生生挤兑得只剩寥寥几出戏在舞台上苟延残喘”，“党趁早别领导艺术工作。”文革中推出的“样板戏”是中共利用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的登峰造极之作。

样板戏一般是指现代京剧《红灯记》、《沙家滨》、《智取威虎山》、《奇袭白虎团》、《海港》和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以及钢琴伴唱《红灯记》、钢琴协奏曲《黄河》、交响音乐《沙家滨》。这些京剧和舞剧，有些在文革前就被创作出来了。在江青直接指挥下，以“三突出”（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为指导原则，把这些戏剧改造提纯，使之更符合中共意识形态需要。文革中，绝大部分电影和戏曲作品被作为毒草禁映禁演，样板戏和样板戏拍成的电影几乎是仅有的合法文艺形式。十年中它们反复上演、播出，强制性地让群众收听观看。今天四十岁以上的中国人，对样板戏都有刻骨铭心的记忆。

样板戏从创作到演出集中了当时戏剧界最优秀的人才，在技术上的确有可圈可点之处。可是，样板戏大肆篡改历史、渲染暴力、歌颂仇恨、颠覆传统价值观、对中共领袖和所谓“英雄人物”进行无限神化和吹捧，这一切都说明它们是为了一个邪恶的目的服务。那么，其技术越精良，危害就越大。

文革后，样板戏在舞台上消失了一段时间。可是，听惯了样板戏的八亿人民为样板戏的复活提供了土壤。时至今日，样板戏中的某些唱段仍然为人津津乐道，某些样板戏被吹捧为“经典”，重新走上舞台，或者被改编成电视剧公开放映。可见样板戏的阴魂不散，样板戏灌输的党文化也已经在几代中国人的心里生根发芽了。

今天的人们可能会觉得样板戏这种宣传方式，非常简单粗陋，人人都能一眼识破，因此不会对人的心理造成很大的影响。可是，中共的宣传也是量体裁衣的。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人，生活和思想都相对简单，也许绝大部分人都能意识到杨子荣、阿庆嫂、李玉和、柯湘等人的形象经过了艺术夸张，但却多半不会想到，他们反映的，是完全颠倒、扭曲了的历史。

文革以后，戏曲人才和戏曲观众纷纷老去。随着新的媒体形式和审美习惯的兴起，戏曲逐渐被边缘化，中共宣传部门对戏曲也不再像以往那么重视了。

（3）审美习惯具有滞后性

人的审美习惯具有滞后性，也就是说，形成或者改变一种审美习惯，往往比形成或者改变一种理性思维更加困难。因此，中共利用文艺形式灌输党文化虽然似乎见效比较慢，不像杀人、搞政治运动那样能够立杆见影地制造出恐怖气氛，也不像舆论宣传那样能够迅速达到统一思想的目的，但文艺宣传诉诸人的感情，培养一种独特的审美习惯，入人心深、危害隐蔽而持久。

2004年“七一”之前，中共在全国各地推出了一系列所谓“红色经典”演出，节目包括歌剧《洪湖赤卫队》“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歌剧《江姐》及歌舞等。据说“很受群众欢迎”，“票房很好”。一位观众在接受采访时说，“这部作品曾经伴随我们走过了人生最重要的年代，我们是唱着‘洪湖水浪打浪’的歌声走过来的，在七一这样特殊的日子，重看这样的经典歌剧让我似乎回到从前。”
这位观众也许并没有说假话。可是，艺术和审美并不是存在在真空之中。在共产中国这样一个高度政治化的社会里，大量的歌曲都带有强烈的党文化色彩，否则就难以理解为什么“党”那么热衷于在各种节日、纪念日办“歌咏比赛”和“文艺汇演”。

过去的人们一张嘴就是“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烽烟滚滚唱英雄”、“一条大河波浪宽”，现在则是“一位老人在南海边划了一个圈”、“ 继往开来的领路人，带领我们走进新时代”。《东方红》、《歌唱祖国》、《长征组歌》、《唱支山歌给党听》、《党啊，亲爱的妈妈》、《大海航行靠舵手》、《毛主席来到咱农庄》、《太阳最红，毛主席最亲》、《毛主席的话儿记心上》……这些歌大多运用民歌风格，曲调优美上口，使人百唱不厌。对领袖的忠诚、对“党”的热爱，就在人们摇头晃脑之际被悄悄压进了他们的潜意识。就灌输党文化的效果而言，这些歌曲起的作用绝不亚于四卷《毛选》。

有过出国经历的人，只要想一想改变自己的饮食口味多么困难，就知道清除共产党培植的邪恶审美心理有多么不易了。

（4）利用移情作用

“移情作用”，简单地讲，就是爱屋及乌，因为喜爱欣赏事物甲，连带着也喜爱欣赏事物乙丙丁。商业广告经常请娱乐明星推荐某个品牌的商品，追星族们因为崇拜该明星，对他/她推荐的商品也不加别择地接受，这就是移情作用的效果。

“洪湖水，浪打浪，洪湖岸边是家乡。清早船儿去撒网, 晚上回来鱼满舱。四季野鸭和菱藕，秋收满舨稻谷香。

人人都说天堂美，怎比我洪湖鱼米乡！洪湖水，长又长，太阳一出闪金光。共产党的恩情比那东海深，渔民的光景，一年更比一年强。”
中华大地的山川秀丽、物产丰饶跟共产党并没有什么关系，如果有，也是被破坏的关系。可是这么一唱，毫无逻辑关系的两件事物之间被强行了扯上了关系，人们因为热爱祖国的自然风物，好像也对共产党充满了好感和感恩情绪。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

（5）相声、曲艺、小品的独特作用

中共发动政治运动不是从摆事实、讲道理开始（因为如果能够摆出事实、讲出道理的话，它也就不需要发动政治运动了），而是往往首先进行人身攻击，用粗鄙的想像编造迎合人的阴暗心理的妖魔化故事，从而达到挑起仇恨的目的。实践证明，这种栽赃法，十分有效，屡试不爽。

比如文革时，很多人根本不懂得为什么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于是中共散布谣言，说刘的老婆王光美为了自己的皮肤好用牛奶洗澡。在那个物资匮乏的年代，能喝上牛奶都是了不得的，而刘少奇的家属用牛奶洗澡！于是人们根本不需要知道为什么刘少奇是叛徒、内奸、工贼，就可以对他切齿痛恨、鄙夷不屑了。

基于同样的道理，戏曲、相声和小品等文艺形式在贬低传统人物和传统文化、打击中共的敌人方面，发挥了独特的作用。

五十年代的很多相声都是讲破除“封建迷信”的，很多传统文化中的观念和风俗都在被讽刺挖苦之列，比如婚俗、阴阳的观念、宗教信仰等。很多人都会记得，在一个流传极广的相声里，一位老太太请来一尊神像，邻家的小伙子问：“您是多少钱买的？”老太太教训他：“不能用买，要说请。”小伙子改口说，“那您是多少钱请的？”老太太心疼地说，“嗐，就他妈这么个玩意儿，八毛！”善男信女被丑化为庸俗功利的愚夫愚妇。

2001年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上有一个小品《卖拐》，就是间接地诽谤法轮功的。小品演出后，各地报纸纷纷发表文章，藉机打击法轮功。比如《检查日报》上《从春节晚会小品<卖拐>看“法轮功”伎俩》,《云南日报》评论春晚，中间提到《卖拐》，说“鞭笞法轮功，表演很到位”，被大量转载的网络文章《由赵本山<卖拐>看心理暗示》也落脚到揭批法轮功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