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很喜欢用“国情”来作藉口。别人有民主，中国不能有，别人能有言论自由，中国不能有，别人有信仰权利，中国不能有，为什么呢？因为国情不同。但是，如果别人有什么坏事，中共这时就不讲“国情”了，而是强调“普世价值”，告诉人民原来“天下乌鸦一般黑”，然后就要老百姓认可、理解、原谅中共的劣行。

说腐败，它会说哪个国家没有腐败？说镇压民众，它会说美国也对民众开过枪；说民主，它会说印度搞民主，也没搞出什么名堂；说和平演变，它会说俄罗斯演变后是如何糟糕；说选举，它会说台湾的选举是多么混乱；说中国现在资源浪费，贫富差距大，它说那是资本的原始积累，哪个发达国家没有经历过？说没有言论自由，它说西方哪个媒体不是被财团控制？说天安门抓访民，它说你到白宫去抗议试试，看抓不抓你；说中共人权不好，它抓住美军虐囚大作文章，说美国自己都不好，哪有资格说中共？……

这些似是而非的言论有时比那些严肃的说教更有迷惑性。但是，这种类比本身却是错误的，是欺骗误导民众。

首先，人都有人的弱点。所以，哪个国家都有贪污，都有人权问题。我们无意去为其他国家的行为辩护，我们只是要指出中共“因为别人杀了人，所以我就可以杀人”的这种颠倒是非的逻辑。其次，中共在报导宣传那些类比例子时，常常对事情发生的背景、经过和处理方式断章取义，有意隐瞒不利中共的东西。我们知道，出问题是一回事，对问题的反应和处理是另一回事。而中共重在渲染问题的发生，而回避民主国家从政府、媒体到公众反应和处理问题的姿态。

美军虐囚事件一出来，中共就大加炒作，无非是想说，美国人权也好不到哪里去，中共的人权不好有什么关系呢？但是，如果我们对比美国政府和中共在这种事情上的处理态度，就会发现区别很大。事实上，案发之后，美国自己是举国震动，不但美国媒体上大量曝光，就连总统也得马上回应，立即着手调查。中共引用的资料基本上也都是来自美国媒体的公开报导。而中共对自己的人权恶行，却是从上到下地一味掩盖，还不准别人去揭露。

对于中共在天安门抓访民，甚至“六四”屠杀，有个说法，就是你到美国白宫前面抗议看抓不抓你。中共在这里混淆了一个根本区别。中共说是可以申请游行示威，但根本不会批准申请，对申请人还要打击报复，更别提你要申请到天安门示威。而在美国，民众可以很容易地申请去白宫前面抗议，而且有些抗议人士就是故意要让警察抓走制造新闻效应的，美国警察常常会主动问抗议者要不要被逮捕。根本就不是象中共宣传的那样，美国白宫前不容许抗议，要象中共一样抓人什么的。就算抗议者有过激行为，那也是按法律制度来处理。

还有人说美国也对民众开过枪啊。是有，那是1932年美国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退伍军人补贴金事件，一万多名失业的退伍军人在美国国会大厦前集会。当时的胡佛总统下令联邦军队进驻华府，驱散示威民众，造成两名退伍军人死亡，多人受伤。根据美国公开出版的百科全书、记录片、历史书、回忆录等记载，他们并不是死于美国军队，而是被华盛顿的警察误杀。不论这件事本身的是非，我们来看看美国朝野对这件事情的反应。首先，美国政府遭到新闻媒体的无情鞭笞，《纽约时报》以头版头条的长篇通讯报导了事件经过，胡佛总统也向美国人民承认自己的责任。在当年的美国总统大选中，人民更是用选票把胡佛赶下台去。动用军队的教训之深，成为后来美国总统的前车之鉴。1971年在白宫附近发生大规模的反越战示威，尼克松对前来请示的助手说：“让他们在那里好了。”对比之下，至今中共也没有对“六四”事件有一个自我反省的说法，中国立法机构也没有提出过如何接受镇压民众的教训，以及如何避免将来犯类似错误的提案。

还有一个很流行的讽刺西方言论自由的例子，就是说你写篇文章，看西方报纸是不是给你发表，如果没有发表，那肯定证明言论自由是假的。很多中国人因为这么一个例子，似乎一下就看穿了西方言论自由的虚伪，也就认为中共控制言论也就顺理成章了。这其实是中共给人们制造的歪理。报纸怎么可能来什么都给发表呢？真要如此，那也只能是头几个人有份，版面有限啊。事实上，言论自由并不是说每个媒体都要做到“绝对公正”。每个媒体都有自己的理念，他们后面当然也有自己的政治经济势力，也就是说，媒体作为个体来说，除了职业道德之外，当然有自己的喜好，对稿件和报导角度都有自己的选择，这并不是媒体界要掩盖的什么秘密。言论自由体现在两个层面：一是对媒体本身，它可以自由地发表它想要发表的内容（出格了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二是对读者而言，他的自由体现在可以获得任何意见的媒体，你既可以看反共的报纸，也可以看亲共的报纸，还可以看中共的喉舌报纸，你也有自由去办自己的媒体去发表你的意见，这才是媒体自由的真谛。新闻自由最关键的尺度是权力者有多大权力控制资讯。在美国，政府常常处于媒体的批评之下，即使政府想动用权力制止，也无能为力。但在中国，如果共产党不想民众在媒体上看到什么消息，动不动就给予封杀。把言论自由当作任何媒体都必须发表你的言论，根本就不现实。用西方报纸都有自己的立场来否定言论自由，不过是为中共钳制媒体找藉口。中共自己是知道西方言论自由的妙处的，所以中共才在海外极力渗透、操控，并大肆发展自己的亲共媒体。

海外的民主选举出现的争端，也常常成为中共笑话民主自由、用来劝说人民拥护中共独裁的素材。很多人也由此而相信中共的说法，帮助中共维护一党专制。民主也许不是最好的办法，但是，相比中共的黑箱斗争和可能带来的动乱，民主的透明、媒体的监督和军队的独立毕竟是一种可借鉴的出路。大家都注意到，民主国家不管选举争端多厉害，国家很难陷入动乱和战争，这就是民主对社会的制衡作用，根本不是中共宣传的那样像个洪水猛兽。

俄罗斯和平演变之后，中共就一直害怕俄罗斯好起来，所以总是宣传俄罗斯如何如何惨。俄罗斯固然有其自身的“国情”，问题多多，但是，中共把俄罗斯作为民主化后的反例宣传的确是在误导民众。一些中国人到海外听到俄罗斯的外汇储备跃居世界第三时（2006年7月的报导)，竟大吃一惊，觉得俄国人不是连饭都吃不上吗？印度的民主也一直是中共嘲笑的对象，是民主失败的经典样板。但是，印度自1991年拉奥政府正式开始经济改革至今，其年增长率达7%，这一经济增长率已非常接近中国的水平。印度的金融业和资本市场比较发达，经营效率较高，银行坏账率低于10%。印度的经济结构跟一些发达国家相似，再加上印度有大量优秀且成本低廉的技术人才，因此有人预言印度将在未来成为“世界的办公室”。实际上，印度如今已成为世界的主要研发中心之一。我们无意为俄罗斯和印度说好话，他们都有自己的严重问题和发展变数，但是我们不应该被中共为了维护其既得利益、不愿全面改革所做的片面报导而误导，不加分辨地重复中共的论调，按照中共的说法去思考问题。事实上，共产党在俄罗斯仍然是合法组织，如果俄国人民真喜欢共产党，完全可以在大选中把共产党选回去，人们不走这条路，显然共产党不受欢迎。

对于中国现在遇到的掠夺瓜分社会财富的问题，有人用“资本的原始积累”来形容，意思是西方世界现代化过程中也走过这么一个阶段，所以，也就是正常的了。我们不去说这个原始积累的对和错，我们至少看到西方在原始积累之后，资本很快进入了再生产，同时有产阶级在政治上有了明确诉求，参政，办媒体，搞教育，做慈善等，成为巩固社会秩序的重要力量。而中共治下的原始积累就是捞钱，捞个没完，然后外逃，享乐，根本无意去影响政府和共产党，同西方当时的情况根本不一样，怎么能指望出现“原始积累”后的良性循环呢？
还有一个听起来最彻底的类比：如果你去颠覆国家和政府，你看哪个国家不镇压你？这是一个很“巧妙”的偷换概念的问题，很有迷惑性。其实，这个说法本身就是中共反复宣传灌输造成的概念混淆的典型表现。“煽动和颠覆国家罪”是中共继过去的“反革命罪”以后的替代罪名，这个罪名把普通的人权和言论自由有关的活动归到“煽动和颠覆国家”，本身就是对人权的侵犯。被中共称为“煽动和颠覆国家”、“泄漏国家机密”等等的许多行动，在西方民主国家根本就是受到宪法保障的基本权利，民主政府怎么会镇压呢？办报骂政府，在中国，这就是颠覆国家的“惊天大案”，而在西方是很正常的事，同颠覆国家根本无关，除非是囤积武器或者搞恐怖主义暴动。

对于一些少数极端宗教组织在世界上引起的恐怖和战乱作为，也是中共用来否定宗教自由，为中共的无神论开路的反面教材。而对世界上作为主流的那么多的正教正信带来的对社会道德和人性的正面意义，中共却尽力回避。很多不明就里的人，因此而跟着中共对信仰一概进行批判，排斥别人争取信仰自由的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