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话不是停止不变的。人们形成的党文化思维就像是加工厂，机器和流程都是现成的，来的新信息和社会现象经过党文化思维的加工就成了新的党话。它们属于党的系统，具有党要的内涵，但是又因为不是赤裸裸的党的意识形态内的词汇，所以更不好分辨。

当今网络上流行一个字母缩写“FB”，这两个字母原本是腐败的拼音字头，一般代表吃饭聚聚，也有些人就直截了当说，“今天去腐败一下”。这个词诞生于民间，本身不是中共造出来的，但它是在党文化思想的影响下造出来的。它把本来属于负面的腐败行为正规化，弱化了社会对腐败行为的道德压力，实际上也认可了腐败现象无处不在，暗示中共的腐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这好比人们若习惯把日常的正常行为称做偷窃，则真正的偷窃者就不再会感到自己的行为可耻。

“弱势群体”一词，也是产生于民间，随着频繁使用，2002年开始在中共正式文件中也出现了。这个词通常指不适应社会变革的“大潮流”而被弱化的人群，如从原国有企业失者，农民工等等。在党文化弱肉强食、适者生存的邪说影响下，人们往往以为这个群体在“生存竞争”中处于劣势，因而是不适应社会体制的变革而被淘汰的人群。这从根本上掩盖了“弱势”其实是由中共非人性的专制制度造成的这样一个事实。这个群体其实是被中共专制制度压迫和剥夺权益的群体。以中国最大的“弱势群体”——农民为例，中国农民在政治和经济上长期地位低下，这完全是中共的歧视政策造成的。这种歧视可以和恶名昭著的前南非种族政策相比。这里引一段中共四十年前编写的小学地理课本对南非的概况描述，读者不妨对比一下中国农民和非洲黑人的境况：“南非联邦政府先后颁布了‘通行证法’、‘种族隔离法’、‘奴役法’等七十多种种族歧视和压迫的法令，每一个法令就是一道枷锁，非洲人的权利和自由被剥夺干净。拿“通行证法”来说，这项法令规定年满十六岁的非洲人必须携带‘身份证’‘迁移证’‘寻职证’‘纳税收据’‘居住证’等二十多种，以备警察检查。如果证件不全或者忘记携带，就要作为‘无业游民’遭到逮捕。根据南非联邦警察局的报告，仅在 1958年，就有将近六十万的非洲人由于违反‘通行证法’和‘检查法’而被逮捕。”但在党文化的洗脑下，清醒认识到中共的歧视政策并对此进行合法抗争的人并不多。

这些年很多有代表性的新词，比如 “中国特色”、“四个现代化”、“初级阶段”、“小康社会”、“下岗”、“待业”、“非公有制经济”、“思想道德建设”、“扶贫”、“三讲”、“三个代表”、“以德治国”、“与时俱进”、“不健康内容”、“有害信息”、“和平崛起”、“崇尚科学”、“科学发展观”、“和谐社会”、“提高执政能力”等等。这些新词也都是党文化的产物，被中共赋予了特定的内涵，用这些词语来为维护中共的统治，信息有没有害不是对人民而言，而是对中共有没有“危害”，高唱“崛起”是给人们弄一个民族主义的画饼，让人们忘掉社会的危机而去拥护中共。中共继“三个代表”之后，又搞了“八荣八耻”，其实，里面的每一条内容都是在党文化的范围中讲的：什么是封建迷信，什么是尊重科学？什么是爱国主义？完全是中共党文化的定义。符合共产党的就是“尊重科学”，拥护共产党的就是“爱国”的主义。

党文化的斗争意识成为人们的生活习惯

传统中国人的思维里，儒家讲爱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佛家讲与人为善，道家讲顺其自然。然而今天的大多数中国人，却在相当程度上认同中共把中华五千年辉煌的文明历史说成是阶级之间争权夺利的斗争历史。在今天的许多中国人眼里，甚至在很多知识份子看来，中国的煌煌二十四史，只不过是一部充满勾心斗角，尔虞我诈、权势倾轧等等厚黑诡谋的争斗史。中国人都相信读史可以使人明志、可以明理、可以增进智慧，可是如果中国历史真的如中共描绘的是充满奸诈、一片黑暗，人们又何从明志、明理？这样一个黑暗愚昧的民族又怎么可能曾经创造出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

人所看到的外部世界，其实恰恰是自己内心的世界的映射，所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从党文化的斗争意识“武装”大脑的人，看到的中国历史自然也就是争斗与厮杀，而看不到唐尧禅让的美德、大禹治水之无私、将相和之宽容大度、看不到屈原的刚直不阿，也看不到苏武的不屈气节、文天祥的一片丹心、岳飞的精忠报国。

今天的中共虽然不再“以阶级斗争为纲”，可是人们的思想仍然受“阶级分析”的影响，“怀疑一切”、“深挖思想动机”，迄今仍然是许多人判断事物时的第一反应：分析中共六四镇压学生，因为学生领袖的动机不纯，所以他们应当负担一切责任，开枪杀人的中共反倒没有什么罪责了；海外有人揭露中共对中国人民犯下的罪恶，其动机一定是为了“抹黑中国”，中共的罪恶是否属实反倒不重要了；农民工辛苦一年却薪水被骗，不得已采用自焚、跳楼等极端方式讨薪，其动机是为了“作秀”，所以要立法惩治，而拖欠薪水的当事人和造成惨剧的社会制度反倒没有法律责任了；中共发动“大跃进”活活饿死四千万中国百姓，因为其动机据说是为了“赶英超美”，所以中共的罪行反倒是可原谅的了。

中国人的思维受党文化影响，受党文化支撑，其中唯物辩证法讲阶级斗争，进化论讲弱肉强食，简单的把中国历史看成血雨腥风的斗争史，这些都给中国人加深了斗的意识。中共反反覆覆种植暴力为核心的共产文化，把几代人造就成满怀仇恨、向往冲杀的“无产阶级战士”、“社会主义新人”、“党的驯服工具”。中国人的斗已经在思维里起主导作用，中国人喜欢内斗已经成为我们公认的事实。互相拆台，争斗得你死我活，中国人的生活规则变成了麻将规则──防住上家，看住下家，自己和不了，也不让别人和。有人有了成就，往往被排挤、诋毁，别人不是见贤思齐，而是妒火中烧。于是台上手握手，台下使绊子。斗还不光为了利益，而是以摧毁对方人格为目标，使用的手段也集中国人不好的智慧之大成，无所不用其极，不理会任何规则。

这种党文化的非正常思维在解决事情时，往往第一念头就是整人、斗人、治人，把人家压服，气势上胜过对方，掌握“主动权”，强制对方按自己的意愿行事。体现在言语上就是语言中带有斗的意识，已经超越正常人的范畴，整个的语言系统的主导因素就是斗。语气带有质问，反问，挑衅的意味，说出的话刺人。如果说不通，往往胡搅蛮缠，不讲道理，无理辩三分。

有人做过一个小测验，问来自台湾和大陆的学生，如果到一间教室里觉得很热，要打开窗户的时候会怎么说。来自台湾的学生多倾向于：“太热了，我把窗子打开，你介意吗？”而来自大陆的学生则倾向于说：“这么热，怎么还不开窗？”两句话的意思相似，但反诘句使对方陷入被动，似乎没开窗是不正常、不应该的。后面这句话的说话者其实往往是无心的。这是因为党文化的争斗之心已经深入人们的话语习惯，人们都已经习焉不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