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文化在生活中造就了一个“场”，只要顺着党文化去说话去思维就如同“顺水推舟”，“如鱼得水”，显得格外“自然”和“理直气壮”。相反，想要去澄清党文化的变异思维，反而显得如“逆水行舟”。越如此，人们就越迷恋于党文化，越难跳出党文化。

一个常见的现象就是，人们不但用对共产党的“爱”来为共产党找藉口，同时，还用对共产党的“恨”来为共产党辩护——他可以用“经济的表面发展”来给中共涂脂抹粉，他也可以用“中共是强权，杀人不眨眼”来抵触揭露中共恶行的努力，认为“没有用”，从而继续维护中共的统治。他一方面说：“多党制是人们私下的共识，很多党员都意识到这个问题，中共会走到这一天的。”用正面期望来歌功中共。另一方面，针对人民组建民主党派，他会说“那是胡闹！共产党是强权，怎容得了你？”以此作为反面认识来维持中共的现状。对中共的爱可以在党文化中找到共鸣，对中共的恨可以在党文化中得到宣泄，于是，党文化就成为了一个封闭系统，完全可以满足人们对共产党的“爱恨情仇”，让人不想离开了。

举一个简单的问题，“共产党杀了八千万中国人，该不该清算？”如果按照正常的思维逻辑，杀人偿命，这是很容易回答的，当然应该被清算。可是，今天的很多中国人，他回答不出这个简单的问题。他会转弯抹角的把问题弄得很复杂。他会问，“你怎么知道有八千万？你亲眼看到饿死了四千万人吗？” 你说中共自己内部都发表透露出这么大的死亡人数。假设你把材料给他看了，他还会说，“你这不是以牙还牙吗？你总得给人犯错误的机会吧？”你说杀人犯在法庭上能为自己开脱，要求一个犯错误的机会吗？他还会说，“总不能都是共产党的错吧？”“非洲还有国家也搞大屠杀呢！”“共产党现在变了，干吗揪住过去不放？”“共产党是什么？谁敢清算共产党？整死你！” 你盯住他，就要他回答一个正常思维的人的简单答案：该还是不该。逼急了，他会告诉你，“跟共产党作对，有什么用处？”“你这个问题没有意义”。总而言之，共产党杀了多少人，都是没有必要追究的。中共由此可以胡作非为，逍遥法外。

我们看到，当要他去掉党文化来回答一个简单问题时，他就以“没有意义”来应付了。离开党文化，他真不知道如何思维了，共产党成了他的思维底线，任何“没有共产党”或“清算共产党”的思维对他来讲，既是恐怖的，也是不可想像的。他就此打住，是因为他不敢触及自己内心深处对中共的恐惧，更不敢正视自身的党文化因素。

再比如，人们常用这样的话来表达对中共政策的认同：“我要是邓小平，我六四也会开枪”，“我要是江泽民，我也要镇压法轮功”，“我要是共产党，我也会搞独裁专制”，等等。人们这么说会觉得很自然，感到很安全。“我要是某某某”， 本来是用于衡量一件事情“该不该”，把本来不是自己的事情，设身处地地假设一下，用这种方式来重点突出“我”的态度。但是，当用于中共的时候，“我要是某某某”就变成了用“别人（共产党）该不该”来代替“我该不该”了，重点不是“我”的态度，而是去表达中共的态度，“我”被藏起来了，从而默认、怂恿中共的恶行。追问一下，他本人到底是什么态度？他会说，我的态度不重要，“没有意义”。就是说，要他回到正常思维时，他又觉得“没有意义”了。其实，人们应该向好人看齐，把自己比作历史上的正义之士，看看在遇到中共迫害人民时，应该如何。就算胆小，不敢说“我要是高智晟律师，我也要如何帮助被中共迫害的人们维权”，也决不应当非要把自己比作强奸犯、杀人犯或是独裁者啊，这不是个很可耻的比方么？

党文化对中国人思维的局限，也贯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以无神论为基础的党文化中，没有超阶级的普世价值，就如毛所说的，“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过去中共不承认自由、人权等普世价值的办法是给它们一概加上定语“资产阶级的”，所以是“虚伪的”，“无产阶级”不需要；今天则换上“中国的国情特殊”的藉口加以拒绝。受党文化这种狭隘思维左右，特别是当整个社会都已陷入道德冷漠、出现诚信危机、当善恶有报被贬成“骗人的迷信”之时，很多人也不再相信良知、道义了。

中共通过长期赤裸裸的宣传或半遮半掩的暗示烘托其“中央领导人”的伟大，从昔日的宣传马恩列毛之“伟大”、歌功“红太阳”，到今日的吹捧“改革开放的设计师”、“继往开来的领路人”，造成很多中国人以宗教的虔诚信任“中央领导”。许多人都很清楚自己身边中共地方官员的腐化堕落，但这并不影响人们对“中央领导”的良好印象。尽管大家都知道今天中共的“中央领导”都是从地方官员一步步攀升上来的，但人们并不去琢磨为何贪腐的地方官员一旦进入“中央领导”阶层就会变得“英明”起来。所以坏事都是地方官员瞒着“中央”干的，重大问题只要“惊动了中央”，或“中央来人了”，就感到有希望解决了；面对中共几十年来造成关系国计民生的诸多社会问题，很多民众宁愿一厢情愿地相信“中央领导”总是有办法解决的，而不是如自由国家民众那样，对于国家和社会独立思考并提出自己的见解。中共镇压法轮功，很多人虽然不解中共为何对一个民间气功团体如此小题大作，但第一反应往往是，“中央这么做必定有它的道理”，用“党中央”的大脑代替自己思考，而不是理性地去思考“法轮功群众到底有没有违法”，“中共这么做到底合不合法”；中共的三峡工程上马后，有海外专家指出其可行性论证中有重大漏洞。有网友马上振振有词地质疑海外专家的水平，并说：“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真的从中央到地方不是傻瓜就是疯子，否则怎么会让这样愚蠢的工程上马呢？”言外之意，“英明领袖”们不可能干傻事，不可能有私心，所以“愚民百姓”不必瞎操心。

正是因为人们跳不出党文化，才使得中共调动、控制人民的思想和行为变得易如反掌。中共就像快死的人一样，靠的就是不断的打强心针——面子工程，三峡大坝，神五神六，争办奥运等等。我们看到无数的国人跟着中共一起振奋，一起高呼。在这危机四伏的多事之秋，我们看不到人们的清醒和理性，看到的只是在盲目的喧闹中感受党文化酝酿出的扬眉吐气和得意忘形。中共大把烧钱搞面子工程，而不关心对老百姓生死攸关的事情，要的就是为摇摇欲坠的统治“涂脂抹粉”，欺骗人心。

大家都知道，教育和医疗的保障是一个国家生活水平的重要标志。教育是关系国计民生特别是民族未来的大事，不过，因为不是中共的利益所在，所以长期以来中共对教育的资本投入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例只有2%-4%不到，甚至低于世界上排名一百的非洲小国乌干达。中国的医疗制度更是造成老百姓看不起病。过去是广大的农民没有医疗保障，现在是许多城镇人口也有病看不起。为什么中国人的储蓄率居高不下，就是对未来没有安定感，有钱不敢花。西方媒体常问这样一个问题：中共一面为了当世界强国而到处招摇，另一方面对于真正让中国强大的基础问题却长期忽略。让他们感到困惑不解的是，中共领导到底想干什么呢？

中共的改革是跛足改革，但是，从党文化的框框中，就变得格外理解中共，“欣赏”中共。说是因为有意识形态的阻力，中共的改革是“光干不说”，有了效果再上升到理论，从经济改革会一直推演到政治改革。好像有一天中国人民都全民选举选出了总统，有了效果，中共才正式宣布要搞民主一样。其实，中共没有原则，只要有利它的统治，什么都可以做。但是，任何有实质意义的政治体制改革必然导致中共的垮台，所以，中共在经济领域是“光干不说”，大家都去捞钱享乐，而在政治领域，中共却是 “光说不干”。如果在网上搜索“政治体制改革”，你会发现在中共的媒体上这是一个热闹非凡的词：“全面推进经济政治体制改革”，“设立政治体制改革特区”，“全面正确把握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和根本”，“政治体制改革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体制改革破冰启航”，“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巨大成就”，“环境治理与政治体制改革”，“以政治体制改革推进反腐败斗争”，“政治体制改革是中国经济发展的唯一出路”……但是，人们的一切言论都是在党文化的框框中转悠，就好比一栋大楼要塌了，人们想的还是如何装潢房间的事。跳出党文化，就能看清中共改革的底线，中共的改革不过是为了维护其统治的改革。就知道它不愿也不敢退出历史舞台，指望中共从良，无异缘木求鱼。

有人说领导人的更替，新一代上来，总会自由了吧？这是一个很大的误解。如果没有人民的努力，独裁国家不会有真正的民主自由。
大家都注意到一个现象，就是现在年轻一代升任到领导岗位之后，许多人比他们的上一代更大胆。这里的大胆不是民主大胆，而是抓权、抓钱和搞乌七八糟的事更大胆。他们就是在共产党的那个体制中吃透了共产党的那一套钻营上去的，是带着共产党的原罪上去的，他们是没有理想的，心思都在个人的、家族的、集团的利益上，指望他们把权力交给人民，是不可能的，就算有个别人要做，他们面对的却是共产党整个的一部暴力机器和一损俱毁的利益集团。

看到中共现在的领导权交接比较平稳，有人又想了，中共进步了。其实，过去因为党的地位很稳固，权力斗争就表现为个人与个人之间赤裸裸的争斗，他们没有“党要完蛋了”的后顾之忧。而现在，中共的“亡党危机”迫在眉睫，维护党的统治本身就成为中共的“共识”，党的集团利益是个人利益的最佳保护伞。所以，权力斗争就演变为要“维护大局”下的帮派与帮派的“团伙”斗争。表面上好像平静了，实际上，黑箱斗争更激烈了，既要维护党不跨台，又要争权夺利，矛盾更复杂，危机更深重。就像一条街上，过去是两个恶徒老在街上打架，现在是拉帮结伙，转入地下，变成了黑帮组织，这比过去更可怕。中共现在的所谓领导权交接的“制度化”，就是黑箱制度化，团伙化，完全黑社会化。

结语

几十年来中共改造人们思想的努力一直没有变过。激烈的批斗大会、枯燥的政治学习、喜闻乐见的文艺节目，都是中共灌输党文化的有效工具。五千年的文化底蕴，终究敌不过共产党的这种封闭式的舆论宣传。人们的思想真的被改造了。

我们常说中华民族是勤劳勇敢智慧的民族，创造了辉煌的历史文明。在现在所谓的“人口多，底子薄”的国情之下，更需要全民族的智慧和胆识，共襄国事。可是人民的智慧却被党文化所控制，把思考权推给了共产党，在重大国策面前只想党之所想，只做党之所做，智慧被共产党所限制。

共产党把秉承神传文化的炎黄子孙变成了不信神的民族，把敬畏天地神明的善良百姓教唆成天不怕地不怕的狂徒，道德败坏，什么坏事都敢做，满嘴谎言，行为低下，这样的民族如何在世界之林“崛起”？
党文化带给我们民族的灾难是深重的。共产党关心的是自己的个人和集团利益，为自己的恶行制造各种似是而非的藉口，作为一种罪犯心理，这种情况有其必然性。但是不管它们自己怎么想，人民大众除了关心今天的生活，也同样关心国家和民族的长治久安。如果接受共产党以维护它们自己利益为根本目的的思维和逻辑而置民族的未来而不顾，那就非明智之举了。

“给中共时间”，是人们回避中共问题的常用藉口。听起来好像人们有很多种选择，这次先给中共多一点时间试试看。其实，人民根本就没有选择的机会，这么说是给自己找个心理平衡。时间本身不可能改变中国，只有在这段时间内人民的努力才能真正改变中国。解体中共，解体党文化，根除阻碍中国自由发展的根本因素，让人民回归到正常的思维，民族才有重振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