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历了历次政治运动和灌输，现在的中国人似乎对中共有一种本能的恐惧，习惯于听党的话，跟党走，很多人还以“跟共产党作对绝没有好下场”来告诫别人。那么，“听党的话，跟党走”到底给人们带来了什么呢？

听党的话，剥夺了人们的独立思考权利，十几亿中国人变得只有一个“党大脑”。党说什么就是什么，党决定了什么就执行什么。独立思考精神是一个民族繁荣发展的重要条件，一个只会“听党的话”的民族又能够走多远？

问题的更可怕之处在于，中共不是一个通常意义的政党，中共是一个以斗争为乐，以战天斗地、整人杀人为乐的黑帮邪教集团。它根本不讲任何规则，没有任何道德底线，翻手为云，覆手为雨，在中共周期性的政治迫害面前，即使它自己最忠实的党徒也无法幸免。

刘少奇是中共七大确立的党内第二号人物，在延安第一个提出“毛泽东思想”这一名词，是四十年代帮助毛泽东打垮政敌的重要助手，文革发动时的国家主席。文革中被打成“叛徒、内奸、工贼”，惨遭迫害三年后悲惨地死去，死时已没有人形，蓬乱的白发有二尺长。

1955年中共授衔的所谓“十大元帅”，除朱德年事较高、1949年以后不太过问政事、因此在政治斗争中得以保全，还有罗荣桓死得早以外，其余八个都没有在政治斗争中幸免。彭德怀被打成“反革命军事集团”首领，文革发动以后到1971年之间，遭到200多次批判，死时在骨灰盒上写着“王川，男”三个字；陈毅、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被指控图谋“二月兵变”；贺龙被斗死；林彪政变不成，驾机出逃，摔死在温都尔汗，死后还受到大规模声讨。

文化大革命开始时“革命”最彻底的“红卫兵小将们”，两年后失去利用价值，被骗去“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林彪的“五七一工程纪要”一语道破：“青年知识分子上山下乡，等于是变相劳改。”

在历次政治运动中被中共摧残迫害的群体，有哪个是真正“反党”的呢？

1957年反右中被批判、流放的知识分子，很多在中共建政以前是左派文人，很多人同情中共、支持中共、甚至为中共夺权立下了汗马功劳。讽刺的是，这些当年对共产党抱有无限希望，并曾在国统区冒着危险为之奔走呼号出力最多的人，恰恰正是57年最先倒霉的右派份子，而且出力越多，受害越烈。

民主党派的章乃器、章伯钧、罗隆基、储安平、王造时，教育家蒋南翔、江隆基，作家巴金、艾青、田汉、丁玲、赵树理、罗广斌、康濯、杨沫，学者杨献珍、翦伯赞、吕振羽、梁思成，演艺界马连良、奚啸伯、周信芳、尚小云、严凤英等均遭迫害。这些人或者自己是共产党员，或者早就经过思想改造，对共产党宣誓效忠，并且已经为中共政权作了巨大贡献，仍然被迫害得死的死、残的残，少数幸存下来，但身心都留下了无法平复的创痛。

1956年11月，文化部和中国剧协在上海联合举办“盖叫天舞台生活六十年纪念会”。田汉代表文化部授予盖叫天荣誉奖状，并作了《向卓越的表演艺术家盖叫天先生学习》的发言。盖叫天在致答辞中，激动地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共产党！”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盖叫天被一群暴徒拖去游街示众时先被打断了腿，然后又被扔到粪车上继续游斗。其时已经年近花甲的盖叫天不堪受辱，几次挣扎着从粪车里爬出来，每次都被暴徒们硬塞回去。红遍大江南北的名武生就这样在光天化日之下被活活折磨死了。

作家老舍服从政治，一直保持紧跟姿态，1949年以后创作了从《龙须沟》、《春华秋实》到《青年突击队》、《红大院》和《一家代表》等一连串的剧本，为中共政权歌功颂德。1966年8月23日，身为文联主席的老舍被红卫兵揪斗，同时被斗的还有作家萧军、骆宾基、艺术家旬慧生等。他们全部被剃了阴阳头，又被挂上“黑帮分子”、“反动学术权威”、“牛鬼蛇神”的牌子，头上被浇上墨汁。红卫兵勒令他们跪在焚烧戏服、文物、书籍的火堆周围，接受“革命之火”洗礼，同时用道具和铜头皮带抽打。老舍被市文联单独接回，但等待他的是另一轮毒打。老舍高喊自己热爱党，热爱社会主义，换来的却是更加疯狂的毒打。第二天，老舍在太平湖自沉。

八九年的学生打出的口号是“反腐败”、“反官倒”，对当局是不折不扣的合作和诤谏的态度。学生与民众达成共识，坚持“和平、理性、非暴力”的原则，学生代表甚至手捧请愿书在人民大会堂前长跪不起。5月23日，学生纠察队甚至在天安门广场把污损毛像的三君子扭送警局。十天后，中共军队血洗天安门。

在共产党导演的这一出出人间闹剧中间，有两个片断意味十分深长。
反右运动中，知识分子为求自保，拚命表现自己的“积极”、“革命”、“靠拢党”，可是指标已经划定，再怎么表现也无济于事。57年10月11日，北京的青年团中央大会堂举行批斗青年作家的会，另一位作家上台作了一篇有力的批判发言。当他正迈步下台，大厅里响起掌声时，北京市文联秘书长突然大声宣布：“同志们！不要为他鼓掌，不要被他的假象所骗，他——他也被划为右派份子了！”

1967年8月5日，刘少奇遭批斗以后，被押回办公室，他拿出《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抗议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你们怎样对待我个人，这无关紧要，但我要捍卫国家主席的尊严。谁罢免了我国家主席？要审判，也要通过人民代表大会。你们这样做，是在侮辱我们的国家。我个人也是一个公民，为什么不让我讲话？宪法保障每一个公民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的严厉制裁的。”可叹的是刘少奇直到这时才想起来要维护“宪法”。中共在夺取政权后，搞了那么多运动，迫害死那么多人，作为中共二号人物的刘少奇难辞其咎。他“听党的话”打击别人的时候不说要维护法律，自己被批斗了才想起宪法来。

凡是“听党的话，跟党走”的都没有好下场，这种情况有其必然性。
第一，中共靠斗争起家，又靠斗争维持统治，“革命的绞肉机”一旦开启，就无法轻易停下来，在此过程中，每个人都必然成为受害者，只是时间早晚而已。中共惯于挑动群众斗群众，被挑动的团体，说白了只是中共利用的工具，利用完了，中共轻则随手一扔，重则打倒批臭，或者当作替罪羊杀掉以封悠悠众口。因此“以害人始，以害己终”是这些团体的宿命。有一个“作法自毙”的故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在秦国实行变法的商鞅，秦孝公死后被迫逃亡。欲住客店，店主人说，按照商君之法，旅店收留了没有身份证明的客人，主人将受惩罚。商鞅颁行的严刑峻法最终害了自己。中国人常说一句话，“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这就是斗争机制反作用于斗争的发起者的现象。上文提到的两个片断，为这种现象增加了两个生动的例证。

第二，中共需要建立起一党的绝对权威，任何党员的利益、包括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利益，都要服从“党”的利益。因此其打击对像具有随机性，不光任何威胁或被中共认为威胁了其一党专政的个人或团体会遭到整肃；即使没有敌人，每到一定的时间，中共也会制造出一个敌人，藉以唤醒民众的恐怖记忆，从而巩固其权威。在随时可能被党定义成敌人的普遍恐惧中，人们唯一的自保之道是：努力揣摩党的心思和动向，争取比“党”还“党”，让“党性”成为自己的唯一行动指南。我们都知道，人的肉体只是一具躯壳，人的真正生命，在于人的精神和灵性。没有灵魂的肉体和动物无异。在努力和“党”保持一致的过程中，人们恰恰在扼杀自己的精神生命，在和真正的自我为敌。在这个意义上，那些在中共的权力斗争中存活到最后的胜利者，也一样是失败者，因为成功的是党性，而非他们自己的人性，他们真正的自己早已经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