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夏，横贯道州盆地的潇水河上漂浮着一具具浮肿的尸体，河面浮动着一层暗红色的油腻。……到处是“斩尽杀绝黑四类，永保江山万代红”的口号，到处是“贫下中农最高法院”的杀人布告，整个道县以及周边地区完全处于红色恐怖之中。
这是《湖南道县农村大屠杀纪实》一文记述的文革湖南道县大屠杀的惨状。

这场发生在湖南道县农村的大屠杀，在两月有余的时间里，杀害所谓“四类分子”及家属四千余人，全地区杀人达九千以上。被杀者主要是所谓四类分子及其子女，年纪最大的七十八岁，最小的才十天。
十九年后，大屠杀的主要责任人之一、原清塘区武装部长，“红联”（毛泽东思想红战士联合司令部）营江前线指挥部总指挥关有志，在监狱中接受采访时，说了下面这番话：
“我50年当兵，在部队入了党，提了干。58年转业回道县，…… 我从来没受过任何处分，总是党叫干啥就干啥。…… 我天天学的就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听到的都是阶级敌人搞破坏，要变天要复辟，蒋介石要反攻大陆，我这个管枪的，怎么放心得下？文革武斗时，造反派抢了武装部的枪，又听说四类分子要变天，反攻倒算，造红色政权的反，我就自觉地站到‘红联’这一边。”

和关有志一样，很多在中共历次政治运动中杀人、打人、斗人、整人的人，事后不但不忏悔，还往往为自己鸣不平：他们只是“党叫干啥就干啥”而已，自己只是党的一个棋子、工具，并不该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

我们不妨回顾一下，共产党都让人们做什么。事实上，凡是正常的生产生活活动，根本不需要共产党让人们做。在任何一个正常的社会里，人们都要工作、要婚丧嫁娶、要从事科学艺术活动、要进行发明创造，有精神追求，要进行人际交往。也就是说，正常的人类活动，都不需要共产党鼓动人们去做。共产党所大力提倡、宣传鼓动的，可以说没一件好事，没有一样是为了社会的稳定和人民的福祉，都是为了维护它的一党利益。

当年中共宣传只有自己才真抗日，把很多热血青年骗到延安，可是进得去出不来，这些人被迫接受洗脑，后悔晚矣。其实，那时候日军占领大半个中国，国军进行着艰苦卓绝的抵抗，真要抗日的话，根本不需要躲到延安。“解放全中国”是全面发动内战，推翻合法政府，把共产党的极权统治从延安一隅推广到全中国。“抗美援朝”，搭上百万人命和高额军费，几乎拖垮了当时的经济，帮助金家流氓政权苟延残喘，给朝鲜人民带来深重灾难。大跃进，公社化，跑步进入共产主义，造成饿死四千万人的大饥荒。文化大革命，造成全国范围的大混乱，死伤无数,国民经济几乎崩溃，优秀人才花果飘零，传统文化摧残殆尽。“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千万知青失去求学的机会，把大好青春抛掷在农村和边疆。

因为中共宣传的是无神论和唯物论，“党叫干啥就干啥”这句话显得尤其可怕。因为人们不再相信天理，只要能够讨党的欢心，给自己带来好处，就什么坏事都敢干。目前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迫害法轮功。很多警察以迫害政策为借口，说是上头叫干的，因而对法轮功学员大打出手，甚至将人活活折磨致死，还有的跟黑心医生勾结，活体摘取法轮功学员器官。

“包产到户”和“乡镇企业”被称为中国农民的两大创举，其实都是中共在一定程度上放任不管的结果。老百姓自己最知道怎么样管好自己的生活。中共什么也不做的时候是老百姓日子最好过的时候，中共一有所动作，必然给人民带来灾难。过去五十几年的历史，证明的就是这么一个简单的真理。

2）“驯服工具”为什么目的服务

中共不单单赤裸裸地号召人们“党叫干啥就干啥”，利用煽动起来的政治狂热和各种封闭式的洗脑，让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自己愚弄、控制和指挥，同时，中共还往往采用欺骗手法，用什么“服从大局”，“为了人民的利益”等等冠冕堂皇的理由让人们相信“党叫干的”并不是龌龊、邪恶的事情，即使是杀人放火，即使是自残自尽，也是为了“党的伟大事业”。

中共的“驯服工具论”的骗人之处在于，中共还同时肯定了大公无私、积极努力、克己奉公、埋头苦干等品质。也正是因为这一点，当有人指出中共破坏了传统道德、造成全民道德大滑坡的时候，很多人表示不解：中共好像也很重视道德建设啊，还提出“社会主义道德”、“共产主义道德”、“共产党员的修养”、“八荣八耻”等一系列的理论，发起“学雷锋”、“学焦裕禄”、“学孔繁森”等名目繁多的运动，这些现象怎么理解呢？

稍加思考，我们不难发现，这种思维方式模糊了道德目标和处事态度之间的界线。如果一件事本身是好的，那么行为者本身的勤劳、忠诚、克己等态度会起到好的作用；反之，如果一件事本身是邪恶的，同样这些品质只会提高做恶的效率。一个勤勤恳恳的窃贼显然比懒懒散散的窃贼更可怕，谦虚好学、因而掌握了高科技的恐怖分子比技术手段平庸的恐怖分子更可怕。当整个社会被裹胁着为着一个邪恶的目标工作时，与其勤劳听话，不如消极怠工。

中共鼓吹，为了“党的利益”，党员要“毫不犹豫地牺牲个人利益，甚至牺牲自己的生命”，“这就是共产主义道德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政党原则性的最高表现，就是无产阶级意识纯洁的最高表现。”“党员不应该有离开党的利益而独立的个人目的。”显而易见，中共提倡的“道德”、“荣辱观”等，只是在表面上与传统伦理有相似之处，骨子里是为维护中共的一党专制服务的。

大家都很熟悉“南辕北辙”的故事。一个人要到楚国去，尽管他有能跑的马，充足的旅费，本领高强的车夫，可是如果他把方向搞错了，永远也不能到达楚国。而且，在这种情况下，他的马越好，旅费越多，车夫驾车的本领越高，只能使他离开楚国越远。当人们听党的话，兢兢业业为党工作的时候；帮着中共去欺骗国人，迫害百姓的时候；为中共歌功颂德、涂脂抹粉的时候，难道不是在大力帮助中共把中国社会拖向万丈深渊吗？

3）“党叫干啥就干啥”的现时表现

现在的中国人变得越来越注重现实，不再相信共产主义，更不愿意为主义或者信仰而付出。于是，中共开始侧重“党叫干啥就干啥”这个口号的另一个方面：党不叫干啥就不干啥。党不叫干啥就不干啥，就是党不喜欢的都不能干。老百姓最常听到的说法是，“这件事中央都定性了，不让干就别干了呗！”

潜移默化中，中共划出了党让人干的界限：“创业”、“赚钱”、“一夜致富”、“炒股”、“美食”、“小资生活”、“时尚”、“白领”、“精英”、“汽车”、“房产”、“娱乐”、“休闲”、“聊天”、“激情视频”、“出轨”“情色诱惑”……物质享受放开，任你放纵欲望，吃喝玩乐嫖赌抽随便来，现在的中国社会在这方面非常“自由”。许多中共干部也是“与时俱进”、“以身作则”。很多人可能纳闷为什么“越反腐败越腐败”，其实从严格意义上讲，腐败恰恰是在“党叫干啥就干啥”的范围里，党要是真的不允许腐败、不给党员和干部好处和特权了，还有谁会给共产党卖命呢？中共自己就没法维持了。但是有一点，胡来可以，党不叫干啥就不能干啥——不能给党提意见，谈政改不能动真格的，不能严肃探讨社会问题，更不能对党的统治有看法。要是退党或者叫别人退党，党就更不叫干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