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不定期的发动各种政治运动。每一次运动，都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些运动能够发动得起来，与人们放弃自己的判断、使用“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思维方式是分不开的。“党叫干啥就干啥”意味着死心塌地追随中共的斗争哲学，极大程度地增强了中共与天地人奋斗的能量，成全了中共的各种统治目的。

人们跟着中共杀人，于是几百万的“地主”、“资本家”、“知识分子”人头落地；人们跟着中共搞大跃进，几千万人死于饥荒；人们跟着搞文化大革命，中国社会由此经历了一场前所未有的文化破坏和人性魔变；人们附和取缔法轮功，于是中华民族上演了一场有史以来最惨烈的信仰迫害。

从地富及其子女可以斩草除根，挖心吃肉，张志新被割喉管，国家主席刘少奇在没有正式法律手续前就关押迫害致死，到法轮功学员被活体摘取器官，还需要多少教训来让人们从中共的“党叫干啥就干啥”的洗脑奴役中走出来，不再跟从中共作恶？

在“党叫干啥就干啥”的奴役中，中国社会人人都是受害者，那些越是紧跟中共的人，受害越深。

中共称呼贫困地区为“老、少、边、穷”，老就是指中共曾经建立过的所谓“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共能得到政权，很大程度上靠农民出人出钱出粮出命。陈毅曾说：“淮海战役的胜利是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来的。”中共建政后，不但没有知恩图报，努力帮助当地农民变富裕，对农民乱收费却从来没有手软过。不但用户口制度把农民捆在土地上，现在还强征属于祖辈的土地，再高价出售给房地产商。目前的中国，大部分贫困地区都曾经是“革命老区”，几十年过去了，可这些地方变得比中共建政以前还穷。

陕北是中共的“革命老区”，陕北的小米救了中国共产党。中共中央在陕北居住达十年之久。树被砍尽，草被挖尽，米被吃尽，人被用尽，陕北百姓为中共做出了巨大牺牲。“改革开放”后，陕北刚刚发现大储量能源，中共又打着“国家开采”的幌子，大规模开采，资源被调拨到其它地方，资源卖的钱，都归了中央企业，让当地继续受着中共的盘剥。

中共自称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夺权时利用工人搞工人运动，武装斗争；反右时让“工人说话了”，充当“反右派”的坚强后盾。文革时组织“工宣队”，让工人收拾武斗的烂摊子，镇压“四五运动”靠工人当“工人纠察队”。1989年的学生运动中又拉拢工人，让工人置身事外维护中共统治。

中共建政以后，为了能够让工人跟党走，做斗争工具，可以为党劳动，曾经给过中国工人“铁饭碗”、福利保障和社会政治地位。然而“改革开放”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指的是太子党、官员、白领、骨干、精英。中共自己的官方研究机构披露：在金融、外贸、国土开发、大型工程、证券五大领域中，担任主要职务的基本上都是高干子弟。中国的亿万富豪，九成以上是高干子女，其中有二千九百多名高干子女，共拥有资产二万亿。 而那些曾经“党叫干啥就干啥”、把汗水和青春都奉献给了党的工人们，原以为一辈子都可以捧着铁饭碗，却被党毫不留情地抛弃，还送了一个好听的名词——“下岗”。国有企业数千万工人失业，工人在丢掉工作的同时也失去了单位提供的一切社会保障，包括住房、教育、医疗保健、退休金等等。不但如此，工人对下一代的希望也被无情地击破，大学的学费工人家庭无法负担，就算是好不容易供到毕业，工人的子女没有靠山，也很难找到好工作。

军队是中共的命脉，党指挥枪，党指到哪就打到哪。对于每个士兵和军官而言，党叫干啥就干啥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中共军队的退伍军人条例和待遇规定都是由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以政策条文发布，随时可以变。一无国家法律明文规定的保障，二无统管全国退伍军人的部门或机构，中共用完后撒手扔回社会，士兵退伍“从哪里来，回哪里去”，基本上没有后续的福利待遇。伤残军人更是无依无靠，找党中央去上访也无济于事， 给北京的申诉信被上级转发下来以后，地方官员不屑一顾地说“是一堆废纸”，“告到联合国也没用” 。

参加过抗美援朝的老兵们，除了能呆在部队的，当了烈士的，家中亲人的生活中共基本不管；伤残活下来的，大多回到了农村，日子都过得穷困潦倒，晚景孤苦凄凉；当过俘虏后归国的，二三十年不能抬头做人。对越作战中，当年的“孤胆英雄”、“一等功臣”现在已经无人问津，死去的士兵和基层军官抚恤金800元到1000元不等，一次了帐，家属日后生活不闻不问。云南麻粟坡烈士陵墓园埋葬着957位老山作战牺牲的士兵，其中300多位的家属二十多年从未来过，大部分是因没有路费而不能前来，有些家属来到陵园竟没有路费回家。

“党叫干啥就干啥”在今天的一个表现是追逐财富，因为中共希望人们追求物质利益而放弃其它的权益。而且共产党也一改以前的“消灭剥削阶级”的政策，连资本家都允许入党了。在平均身价达22亿的中国顶级富豪中，党员比例高达48.5%，近半数顶级富豪为中共党员。然而在做了党的经济工具、为党忠心效劳之后，一旦分赃不均或者某处关节没有打点好，就立即面临牢狱之灾。牟其中、杨斌、周正毅、李经纬、张海等等纷纷锒铛入狱，“中国富豪榜”成为“中国囚犯榜”。利用共产党富起来的人，纷纷把子女财产转移到海外，因为教
训已经太多了。“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当年曾经拥护共产党的“资本家”们被搞得倾家荡产，家破人亡就是明证。

上面谈到的是卸磨杀驴的部分，到了关键时刻，中共为了保护自己，连能用的工具都可以牺牲掉。文革结束时，在全国军管干部中有17人、警察793人共810人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为蒙骗家属给一张“因公殉职”的通知单，以隐瞒内幕，杀人灭口。当时的北京公安局局长刘传新则在追查开始之前就畏罪自杀了。无独有偶，江泽民也曾经通过美国的亲信试探法轮功口风，提出可以像文革一样枪毙一些打死法轮功学员的恶警来偿命，换取法轮功不起诉，还说可以比文革处理得更严厉些，可以死多少法轮功学员就枪毙多少警察。

在每次重大的历史关头，中共都表现出“弃善从恶”的行为特征。然而中共行恶，必然假手党员个体，中共垮台以后，为罪行承担后果的也必然是党员个体，就像当年纳粹德国战败，纽伦堡审判的对象是纳粹党徒一样。也就是说，那些“党叫干啥就干啥”，以“执行命令”、“执行公务”为由，帮助中共作恶的人，也许现在可以依赖中共政权的保护伞，暂时逃过正义的审判，可是中共垮台以后，每个人都将面对法律的制裁和正义的审判。那时，就再也没有中共的保护伞可以依赖了。

不仅如此。人间的法庭之上，还有天理的法庭。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规律。在中国的传统文化里，道家讲“祸福无门，惟人自召”。佛家讲因果关系，“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人做了什么自己都得去承受后果。老百姓说：“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古今中外善恶有报的例子多得数不胜数。从历史来看，那些做了中共工具的人，不管当时如何风光，下场都是很凄凉的。这又何尝不是天理报应的体现？

人性中善恶同在，面对大的选择，心里常会有善恶交战。而在共产党员身上，情形要更复杂一些，因为党员都有“党性”和“人性”的双重人格。“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号召的是压抑、灭杀人性，为了中共的独裁利益而行恶。在共产党恶贯满盈、迅速走向覆亡的今天，固执地“听党的话，跟党走”，“党叫干啥就干啥”，其实是对自己最不负责任的表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