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是人类用以储存记忆、交换信息、传递经验、教化后代的工具。作为一个民族的灵魂和记忆，语言凝摄着该民族的终极关怀、价值观念、历史智慧、思维方式、审美趣味、社会风俗，反映了该民族与宇宙的关系、在世界中的定位、整体的生存方式和发展的走向。语言既是文化的一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是文化大系统中最重要的子系统。

据《易．系词下》记载：古代伏羲氏治理天下的时候，他抬头观察天上日月星辰的现象。俯身观察地上山川河流等变化规律，观察鸟兽皮毛文采与地上适宜生长的植物，近则取法于人身，远则取法于各物象，于是开始创作八卦，用来与神明的德性相贯通，用来表征万事万物的情状（“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

这段话虽然是讲八卦的起源，但我们几乎可以把它移用来概括中国语言的起源。先民们把自然界和人类自身的形象提取出来，制成半抽像半具体的符号，用来表征天地万物，并且与神明沟通——这就是汉语的来源。汉语的起源决定了其字形和语音与宇宙有着巧妙的连带关系，语言成为沟通天、地、人三者的桥梁。

语言塑造了一个民族的独特精神风貌。由于人类一切精神和物质活动都以语言为中介，因此可以说，一个文化的形态就是该民族语言的形态。在一定意义上，创造文化，就是创造一种独特的语言；毁灭文化，就是毁灭承载这种文化的语言。

古人云，言为心声，文以载道。古人以虔敬的心情，珍重上天赐予他们的语言文字。从存世的典籍我们可以约略看出先民的语言风貌和精神风貌。从深奥精微的《周易》，到简括透辟的《老子》；从温柔敦厚的《诗经》，到瑰丽高洁的《离骚》；从微言大义的《春秋》，到雄深雅健的《史记》；从质直少文的汉译佛经，到恢弘华美的唐诗、绮丽婉约的宋词、酣畅淋漓的元曲，汉语记录了中华民族的高度智慧、博大的内心世界和不懈的精神追求。

一个自尊的民族必然尊重自己的语言，一个自爱的民族必然爱护自己的语言，一个自强不息的民族必然善用自己的语言。

可是，由于近代中国在文明进程中遭遇种种内忧外患和屈辱，一次次军事和外交的挫败使很多人渐渐丧失了对古国文明的自信，也丧失了对中国语言的自信。白话文运动，世界语运动、废除汉字、线装书扔茅厕……知识份子提出一个比一个更激进的方案。危机意识深重的民众不暇深思，一些方案于是在社会上赢得了相当程度的赞同，汉语的纯正性开始被缓慢侵蚀。虽然如此，这些局部的对语言文字的摧残和变异，由于没有政权的大规模介入，并没有对语言造成致命性的打击。

中共夺取政权以后，视正统中华文化为其专制统治的最大障碍。面对人口众多的中华古国，中共无法完全撇开传统另搞一套，因此它选择了借体寄生、从内部毁灭民族文化的做法。它对汉语的态度也不是连根拔起，而是继承表面形式，输入党文化内容，使党文化的毒素附着在民族语言的肌体上。这种做法，对于中共来说，可谓“成本最小，收益最大”。中共利用其掌控的宣传部门、文化部门、教育部门，报纸、广播、电影电视、文艺团体，没完没了的会议、堆积如山的文件、不间断的狂暴政治运动，创造了数量巨大的党文化新词和特殊的表达方式，再用字典、词典、各种工具书、教材、语言规划部门的文件把它们固定下来。简化字的颁行使年轻一代无法阅读古籍，中共的御用文人鼓吹其党魁创造了新的语言规范和美学标准，大、中、小学一以贯之的党文化教育使学生们把邪恶僵化丑陋虚伪的党话当成理所当然。时至今日，同志、宣传、贯彻、执行、斗争、劳模、代表、会议精神、路线、认识、领导、上级、号召、奋斗、委员会、思想汇报、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等党八股词充斥在文件、报刊、书籍和人们的日常生活里，铺天盖地的党话成了十几亿中国人的语言现实。人们每时每刻都生活在中共刻意营造的语言空间中却冥然不觉，以为现在使用的语言是民族语言自然发展的结果，以为天下所有正常人都这么说话。离开了党八股，人们真的不知道该如何说话了。

中共盗用国家政权对民族文化和语言的深刻伤害，可以说前无古人。语言是思维的工具。被党文化严重污染的语言，严重地损害了人们反思中共、反思党文化、构思民族未来的能力。很多人都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人们用中共制造的语言批判中共，愤怒声讨中共的文章仍然称中共建政为“解放”，有人在“退党声明”中仍然说“我是‘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让人简直难以分辨他到底是要唾弃中共，还是要感激中共。在中共政权摇摇欲坠、人民亟待回归正常人类文化的今天，认清附着在民族语言上的党话，清除党话，已经成为刻不容缓的任务。

1．相互叫“同志”

中国人最熟悉的党话要算“同志”了：张同志，王同志，老同志，小同志，男同志，女同志，好同志，新同志，家长同志，领导同志，司机同志，局长同志，甚至主席同志……更有影视作品中的经典台词和生活中的习惯用语：“同志，我可找到你了！”，“同志们，冲啊！”，“一条战线的革命同志”，“同一个战壕的革命同志”，“向某某同志学习”，“向某某同志致敬”，“同志们辛苦了”……“同志”一词的使用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都不觉得它是共产党的词了。

有人从中国古籍中或者成语中找到几丝“同志”的踪迹，但应该说被共产党流行起来的“同志”一词并非中国古已有之，而是一个外来词。考证起来，“同志”来源于英文单词comrade，常见于十九世纪的社会主义者之间。日本人最先用“同志”来翻译comrade，后来引入中国，作为对于志同道合（特别是指在政治方面）的人的称呼。十九世纪末，清光绪皇帝在筹划“戊戌变法”的时候，就对变法派的大臣采用了“同志”这一称呼。在同盟会以及以之为基础而创立的国民党内，“同志”一词的使用已经比较普遍。但是“同志”在国民党内使用的时候，更像是一个普通名词而非称谓用词。在使用称谓时，依然采用“先生”、“女士”、“小姐”等。例如：“张先生是我们忠实可靠的同志”。

1920年，毛泽东、罗学瓒等人在通信时，也开始引用“同志”一词。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中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中国共产党在正式文件中最早使用“同志”一词，并赋予其新的涵义。1923年以后，在中共内部以及与外国共产党及工人组织之间，互称“同志”也多了起来。

中共夺取政权之后，“同志”一词在中国大陆地区普及到社会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中共头目在1959年还专门指示，要大家互称“同志”。1965年12月14日，中共中央专门发出通知，要求在其党内一律称“同志”。实际上，同志的外延早就扩大了，使得这一称呼并非仅仅在党内使用，而是成为公民彼此之间的一般称呼了，并习惯将这一称呼放在对方姓名之后，甚至放在职称之后，成为一种最经常使用的称谓。例如：“张同志是忠实可靠的”，“部长同志”，“工人同志”，“妇女同志”等等。

中国传统社会流传下来的人际交往时的称谓消失了，都被“同志”了，但是，“同”的是党的“志”。“同志”抽掉了人的自然属性，赋予人“集团”、“党派”、“帮派”的性质。这个称谓具有鲜明的选择意味，认同中共的意识形态，遵从中共的“革命”目标，服从党的领导的就是同志，背后掩盖的是对所有人自由的剥夺。人们天真地以为，彼此称“同志”反映了“革命队伍”中的平等和亲切。恰恰相反，“同志”让人失去自由意志而成为党的驯服工具，这个词表面的平等背后是森严的等级差别。“毛泽东同志”反映的是绝对权威，“小平同志”表现的是领导一切的地位，“江泽民同志”显示的是阴谋家的火箭窜升。什么时候中共干部把治下的老百姓看成过平等的“同志”？

中国自古对于称谓是很有讲究的。《论语．颜渊》记载，齐景公向孔子问为政之道，孔子说：“君要象君的样子，臣要象臣的样子，父要象父的样子，子要象子的样子（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论语．子路》记载，子路一次问孔子：“如果卫君有意让您来主政（卫君待子而为政），您将从何处下手呢？”孔子说：“那一定要从‘正名’开始吧（必也正名乎）！”“如果名不正，说起来便不顺；说起来不顺，就做不成事；做不成事，便不能兴礼乐；礼乐不兴，那么刑罚也不能中肯；刑罚不中肯，民众将会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啊（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在传统观念中，制订并使用恰当的命名是“为政”（治理国家和社会）的出发点。恰当的称谓（五伦：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把人置于一个自然形成的社会关系网络当中，使人的行为有所依据。

语言不仅仅是思想的外衣，语言也能创造出物质现实。中共就是这样在废除传统社会以天然伦理为基础的称谓系统的同时，废除了传统宗法制度，把社会中原本定位有序的个人变成了无序无位的帮派教派成员。

把丰富的称谓简单化为“同志”，其实是共产党斗争哲学的需要。“同志”一词也确实只是在搞暴力革命的共产党国家成为主流称谓。这一称谓在社会学上的特征为：（1）个体独立性差；（2）群体封闭性强；（3）社会包容性差；（4）较高不安全感。在中共的字典里，不是“同志”，就是“敌人”，就是另类，就成为“人民民主专政”的对象。中共发行的毛选开篇即是“谁是我们的朋友，谁是我们的敌人，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中共树立的几大“民主党派”人士，是中共政治上的“亲密朋友”，中共也都称他们为“同志”。“对同志要象春天般温暖，对敌人要象严冬般冷酷。” “同志”这个称谓所具有的肃杀政治气味，人们也早已习以为常。凡是在中国生活过的人，都知道被中共定性为敌人是什么样的情形。在上个世纪中期，若你“成分高”（出身于“地主”、“富农”或“资本家”家庭）或有点儿历史问题什么的，长期蔑视你的人称呼你一声“同志”，你能激动得浑身发抖。

在政治斗争中，失败的一方可能会面临着失去“同志”资格的危险。如果胜利的一方认为对方仅仅是犯了错误，哪怕是严重的错误，失败的一方通常还可以保留党籍，并且尽管很少再有机会出现在官方文件中，但是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例如讣告），官方文件依然会称他们为“同志”。如果胜利的一方认为对方的性质比犯错误更严重，失败的一方通常会被打成“反革命”、开除党籍，今后的官方文件也不会再称之为“同志”了。同样，在共产党的国际政治中，是否使用“同志”这一称呼，也反映了两国是否还属于同一阵营。

典型的“同志”既无个体意识，也无社会公民意识，承担不了正常社会中公民应负担的责任，剩下的仅仅是对上级帮派组织中共的服从。众多“同志”不能构成正常意义的社会，仅能构成团体和宗教。这个团体采用控制的方式拢住人心，并执掌国家政权，把社会变成邪教式的封闭体系。这样，人们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中共历史上，众人在挤进“同志”行列的同时，不惜把他人打成敌人，以至人人为敌。
这个称谓通过千百万次的“称呼－应答”的实践，具有强烈的暗示诱导作用，使人们加深对中共集团的认同感。《九评共产党》揭示出中共是一个害人的邪教，“同志”的称呼就是这个邪教团体对其信徒的召唤和控制。每次你对“同志”的称呼做出无所谓的应答，就是承认了你的在教身份，就加强了邪灵控制你的那个无形的纽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