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列举的“同志”只是习惯了的党话的一个例子。今天大陆的中国人大多从小就生活在党文化造就的语言环境里，对党话习以为常、见怪不怪了，根本不觉得这些话有什么不自然的。换句话说，人们还以为所有的正常人都是这么说话的。

可是，事实并非如此。党话是共产党为了建立并维持自己的统治而刻意制造并推广的，因此在非共产党的政治体制里，并没有使用党话的需要；共产党到来之前的中国人也从来不是这么说话的。中共经过几十年的高压统治和封闭灌输，不光改变了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习惯，也强烈地改变了中国人的话语系统。目前中国大陆社会人们讲话的语言中，相当大比例都是被中共改造过或是中共造出来的语言，而且是张口即来。

下面我们将分析一些典型的党八股词。需要强调的是，党话中的词汇、语句并不一定都是共产党造出来的，或者是共产党统治的社会所特有的。凡是在党文化中被加入了特定含义，并服务于共产党统治的词句，都可以归为党话。比如“团结”一词通常表示不同的个体为了共同的目标结合起来，在其他语言中也有意思近似的词。但在党文化的斗争哲学中，“团结”被加入了特定的含义。被宣布为“团结”的对象者，在政治上往往不属于中共定义的“自己人”，但又不属于敌对的一方，比如所谓“民主党派”就是中共“团结”的对象；党文化中常用的“团结大多数”隐含的意思是，“极少数XXX分子”不在被“团结”之列，因为他们是打击、斗争的对象；当中共宣布党的XXX会议是“一个团结的大会”，并不表示会中没有不同意见，而是宣示“以XXX为首的党中央”是这次政治斗争的“胜利者”，与“党中央”不同意见者已遭到整肃，或者至少目前没有机会表达不同意见。也就是说，在党文化中“团结”一词已经被加入了服务于斗争哲学的特定含义，所以称之为党话词语。

1）会议精神、路线、认识、思想汇报——中共邪教的精神控制手段

传达、领会“XXX会议精神”、“统一认识”、“坚持XXX路线”等等用语，对于生活于一个正常社会的人来讲是不可思议的。一个社会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人们的身份地位不同，理想信仰不同，兴趣爱好不同，为什么大家要走同一条路？为什么要统一“认识”、要传达、贯彻XXX精神？中国古代的儒家讲“君子和而不同”，西方谚语说“条条大路通罗马”，都是说要有包容的精神，尊重不同的意见和选择，这样组成的社会才丰富多彩。

中共不断变化自己的立场原则，走的不是直线，而是曲线、圆圈，不断改变方向、甚至多次走回头路，可是在每一个历史时刻，中共总是宣称自己代表了唯一的正确“路线”。中共“路线斗争”往往你死我活、残酷无情、肮脏无耻，“反动路线”的追随者下场悲惨，“正确路线”拥有者趾高气扬、不可一世。

每次中共路线斗争结束，胜利的一方都会宣布落败的一方犯了“XXX主义”的错误，左倾、右倾、左派、右派、形右而实左、形左而实右等等。总之，只有胜利的一方走在了“社会主义的大道上”。对于一般百姓而言，他们的角色是“思想汇报”、“提高认识”——最终放弃自己的独立人格，隐瞒自己的真实想法，承认坚持和追随“路线斗争”中胜利的一方，向党表忠心。

一般的会议都会有一个决议。因为大家对同一件事的认识有分歧，或者什么事需要很多人一起协调去做，才有开会的必要。人们在会上进行沟通，达成共识，形成决议，会议过后按照决议按部就班地做事。如果在会议上意见得不到统一，那么最终往往以投票的方式决定怎么做。通过投票产生的“会议决议”是不同方面意见妥协的结果。虽然可能任何一方都无法完全满意，但这也是民主的议事方式必然要付出的代价，会议的参与者也完全明白这一点。而“会议精神”就不同，它是在开会以前就存在的，代表了“党中央”、“党的上级组织”的意见，跟会议参加者的看法无关。参加会议的人只能“领会”会议精神、“传达”会议精神、“贯彻”、“坚持”会议精神，却决不能质疑会议精神、挑战会议精神、反对会议精神。参加会议的人只不过是被支配的木偶，牵动木偶线的是躲在后面的中共。如果人们有不同的看法，那就需要“提高认识”，最后达到“统一思想”，服从中共的精神控制。

在党文化中，这一组词语的功用是通过反复使用而强行进入人们的习惯语汇，最终在人们潜意识中形成条件反射般的对应行为，从而无法觉察到自己已经被变成失去自由思想的空壳。

2）领导、单位、组织、档案、政审、户口——监控严密的组织形式

时下在年轻人的流行语中，“领导”这一称谓已经被越来越多的用来指称“老婆”。人们常常听到某人拿不定主意的时候称，“这事得回家请示一下领导”。这反映了“领导”在党文化中特殊的广泛意义。在正常社会里也有“领导”——如老板、主管、经理等等，但他们的管辖仅局限于业务范围之内，反对领导最坏的结果也不过就是被“炒鱿鱼”。可是，在党文化里，“领导”管辖的范围大得多——差不多“老婆”能管的事情，“领导”都要插手，老婆想管而管不了的事，“领导”也能管，从评职称、涨工资到结婚、离婚、生孩子、孩子入托等等。反对领导不仅仅是丢饭碗而已，还可能面临“挨整”，要在所有同事面前抬不起头，还可能在档案里被塞进黑材料，走到哪里都摆不脱。

“领导”之所以能无所不管，主要原因是中共治下的社会中，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人们不得不生活在“单位”里。基本上生、老、病、死、衣、食、住、行全部都需要通过“单位”来解决，或需要“单位”出具证明。在“单位”里，每个人都有一本神秘莫测的“善恶簿”，叫做“档案”，其中记载了一个人从学生时代开始大大小小的奖、惩历史，从戴上某政治“帽子”到摘除“帽子”，到某次有“生活作风问题”……几乎事无钜细，全被记录在册。一个人要想“调动”离开某“单位”，需要接收“单位”发“调令”，如果本单位“领导”不同意，可以卡住“档案”不放。最令人恐惧的是，普通人是没有资格看“档案”的，所以这个“档案”永远保持神秘，当事人无从知道“单位领导”把什么材料塞在了里面。还有一个与“档案”紧密相连的过程叫“政审”，这个过程中“领导”可以调阅审查某人过去所有的社会活动记载，需要时还可以动用人力到各“原单位”一一核查，目的是审核某人“对党的忠心”，直接决定其是否能提升或参与“重要工作”。

有了“单位”，党只要保证“单位”的“领导”在自己的控制之下即可轻易控制整个社会的每一个人。

中共派驻“单位”的代理机构是“组织”。“革命历史题材”电影中的角色常常热泪盈眶地说，“终于找到组织了。”现在人开玩笑时也经常这么说。“和组织失去联系”是很可怕的事情。“有事情找组织”是中国人解决问题的思路。“相信组织相信党”，“组织结论”，“组织上会弄清楚的”是中国人自我心灵安慰中常说的话。

“有组织”常和“有计划、有预谋”联系起来。“法轮功有组织”是个罪名。“组织上”表达了至高无上的领导权。“党组织”是对敌斗争的指挥部门，是“坚强的战斗堡垒”。归属感、孤独感、安全感、不安全感、信赖感、绝望感、崇拜感、犯罪感等等，都被党话灌注到“组织”这个词里。构成“组织”的个体是“同志”。“党”把社会划分为“单位”，以便于“组织”全方位地附体在社会的肌体上。

此外，中共还通过“户口”进一步控制社会。“户口”、“暂住证”大概相当于西方国家的“绿卡”、“短期工作签证”之类，只不过限制对象是本国公民。这对于签署了《世界人权宣言》（其中第十三条规定：“人人在各国境内有权自由迁徙和居住”）的中共政权来说，可以说是莫大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