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建立的社会具有一个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在这里，“党”的意志至高无上，因此党的政策无需讨论也不能讨论，人们能做的只是“宣传”、“贯彻”、“执行”，而且“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优秀文化的传播靠的是其本身的吸引人之处。中共虽然号称“为人民服务”、“以人为本”，可是并不是真正地为民众谋福利，因此制订的政策往往违背民众的根本利益，所以才需要“宣传”、“号召”人去做这做那。积极响应党的“宣传”、“号召”，没有自己独立思想的人，被称为“劳模”、“标兵”，他们实际上是这个等级社会最底层的“螺丝钉”。中共的“宣传”、“号召”以暴力为后盾、以利益为诱饵、以欺骗为手段。“贯彻、执行”的是中共的意志，跟到底应该怎么做无关。如果有了成绩，那是认真“贯彻、执行”的结果，出现失误、造成事故，则是因为没有认真“贯彻、执行”，或者“把党的方针、政策教条化”的结果，反正党的方针即“真理”。

在“单位”之上有“上级单位”、“领导”之上有“上级领导”，最后一直到“党中央”。“中央”文件、“会议精神”下达到哪一级，哪一级可以接触部分海外资 讯、可以享受什么待遇，都有严格规定。“党中央”是“真理”的化身，而“上级”比“下级”更接近“党中央”，所以也就更接近“真理”。因而“上级”来到 “下级单位”就代表党的意志，叫做“指导”、“视察”、“慰问”，“下级单位”要记录其“讲话精神”，要“请示”、“汇报”。尽管有时“老上级”、“老部下”还可用于表达人与人之间的亲密关系，但这并不消除他们之间的等级差别，而且“上级”、“部下”之间的纽带仍然是高高在上的“党”。

在正常社会，人们通过选举自己的民意代表（比如议员），参与社会管理、发表意见，民众可以随时自由地与民意代表沟通意见。如果选出的代表不能令人满意地履行其职责，民众还可以在其任期到达之前动议罢免。但在中共治下等级森严的社会里，并不是每个人都有机会表达自己的意见，而高高在上的中共大笔一挥：我代表人民群众……可是人民群众并没有让中共代表。中共先把敢于公开表示不同意见的人划到“广大人民群众”之外，作为“一小撮”严厉打击，然后宣称自己代表了“广大人民群众”。中共曾经“代表人民”杀害了上百万“人民”中有财产者（“地主”、“富农”、“资本家”）、也“代表人民”饿死了上千万“人民”中无权无势者（如“大跃进”引发的“大饥荒”）。中国社会也有为中共充门面的“人大代表”，可他们不是民众直接选举产生的，而且其主要职能是“代表”中共而不是代表人民，让他们“举手通过”中共的决策、粉饰中共的极权本质才是他们存在的真正目的。

各色各样的“XXX委员会”、“XXX办公室”是中共等级制度中直接听命于中共高层的特权实体。比如中共的“政法委员会”的职责据说是“对政法工作进行宏观指导和协调 ”，“统一政法各部门的思想和行动，确保政法部门的执法活动坚持正确的政治方向 ”，问题是司法、执法部门本来只要严格按法律规定行动即可，在各法治国家皆如此，何须在法律之外“统一思想”、“坚持方向”？实际上“政法委员会”的职责就是确保当正常的法律活动和“党的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政法部门坚持“党性”而不是坚持法律原则。与此类似，“六一零办公室”的设立，就是为了能够运用超越于法律之外的手段对付法轮功民间信仰团体（不然只要公、检、法就足够了，根本不必成立“六一零办公室”）。再比如各地的“计划生育委员会”、“计划生育办公室”就具有在法律之外抓人、抄家、强行结扎、流产等等权力。

当人们习惯于宣传、贯彻、执行、号召、劳模、上级、代表、委员会等等党话词语的时候，实际上加强了中共建立的这个等级森严的组织结构，更便于这个金字塔结构之巅的“中央”对全社会的控制。

4）奋斗、自我检查、斗争、批评与自我批评——煽动斗争为“党”充电

“运动了！运动了！”电影《芙蓉镇》结尾中，疯了的王秋赦终日敲着破锣发出的嘶哑叫喊令人心悸。从“肃AB团”、“延安整风”、“镇反”、“三反”、“五反”、“肃反”、“反右”、“四清运动”、“文化大革命”、“尊法批儒”、“批林批孔”、“反击右倾翻案风”、“反精神污染”、“反资产阶级自由化”，到“镇压反革命暴乱”、“反法轮功”……从中共诞生之日起，“运动”不曾停过、斗争不曾断过。斗争哲学是中共夺取政权的理论基础，也是中共的邪教生存方式，不断斗争可以淘汰异己、培养成员的“党性”，为党充电、补充能量。人们习惯的党话包括，阶级斗争、路线斗争、思想斗争、斗争精神、你死我活的斗争、对敌斗争、一场……的斗争、斗争的依靠力量、斗争的打击对像、“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毛泽东语）。

受党话影响，在现代中国人的语汇里，人们已经不自觉地把斗争当作生活常态。比如人们要努力去做某件事情的时候，往往习惯性地会用“奋斗”这个词。“为……而奋斗”，“经过多年的奋斗，我终于……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正常人干什么事只需要努力即可，为什么要去斗呢？又比如在很多中国人的用语中，“妥协”被视为贬义词，它往往和“投降”联系在一起。可是“妥协”这个词本来是中性的。政治、经济生活中的谈判，最终往往是参与各方做出让步、妥协，才能够达成谈判结果。在国际社会中，发生冲突的双方互不相让的结果往往是战争、流血，所以首先承诺放弃武力、主动做出让步、妥协并促成冲突缓解甚至和解的一方往往被提名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但在党文化中，斗争被视为“历史发展的动力”，而“妥协”是缓和矛盾，“阻碍”历史进步，所以就成了贬义词。

“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是中共开展斗争的手段。需要指出的是，中共党文化中的“自我检查”、“自我批评”和传统文化中的“内省”截然不同。后者是内心的自觉修正过程，其参照标准是传统的道德规范（实际上也是普世的价值规范），如“仁义礼智信”，目的是达到精神的升华、内心的纯净，放弃低俗的欲望和追求；而中共的“自我批评”或“自我检查”则是斗争手段，其目的是“统一思想”、开展斗争、清除异己，参照标准是中共的教条，但是由于中共的教条是不断变化的，“昨天坚持的原则今天放弃，而明天又再改变的事情比比皆是”（《九评共产党》），所以这个参照标准实际上成了对党的忠心程度，前提是“党总是对的，错的总是自己”。所以“自我检查”者要扭曲自己的观察，通过自我检查，给自己强加一个罪名，以此表示对党的毫无保留、一片忠心。“自我检查”、“自我批评”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自觉净化自己的心灵，而是为了某种政治或物质利益被迫扭曲自己的心灵，以期通过“党的考察、考验”。

另一方面，实际生活中的“自我批评”往往还是为了“批评”。绝大部分中国人都熟悉这样的场景：在“党的组织生活会”上，某党员先说几句自己“性格急躁，工作方法需要改进”之类的话，然后话锋一转，开始连篇累牍地批评、攻击别人。其特点是向外找，鼓动人与人互相攻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