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对社会控制极端严密，在正常社会里由伦理道德、社会习俗等规范制约的领域，也一样伸进了中共的黑手。因此，在共产党统治下，中国人的私人生活中充斥着大量的党话。正常人的话一旦被“党”看中使用，就被污染成党话；而党话肆无忌惮地渗透、挤压、改变和侵吞正常人的话语体系。

传统社会对有婚姻关系的人的称呼是“夫妻”、“夫妇”，“相公”、“内人”，近代以来称为“先生”、“太太”，文气一点的称“外子”、“内子”，通俗一点的称“老公”、“老婆”。不管怎么称呼，这些词都能反映出男女的差别，其中暗含着尊重不同性别的特点、进而做到两性和谐共处的意思。

中共统治下，人们称自己的配偶为“爱人”。“爱人”原来是相互爱慕的人之间的称呼，意思和“恋人”差不多，还有很多国家是指情人，特别是非婚姻关系、不伦关系。在中共“根据地”，这个词被广泛用来指“配偶”，把妻子和丈夫都统称为“爱人”，据说“反映了妇女地位的提高和家庭结构的变革”。历史学家吴晗初到“解放区”，听人介绍吴玉章的太太时说：“这是吴老的爱人。”吴晗吓了一跳，心想，吴玉章这么大岁数了怎么还在谈恋爱？

“爱人”这个词虽然没有“同志”那么重的肃杀气息，可是任何一个词的背后总是含有一种人生态度和生活方式。中共宣扬所谓的“平等主义”，试图抹平人与人之间在道德品质、文化教养、社会地位、财富和性别等方面的一切差别。“爱人”这个词的使用反映了中共鼓吹的“男女都一样”、“女人半边天”等观念（于下章深入剖析），变异了男女两性的关系，颠覆了传统的家庭结构，最终造成了复杂难解的社会问题。人本来有男有女，男人跟女人有各自角色和义务，阴阳调谐才有和谐的家庭。中共却要人们不分男女，要女人干男人的事情，甚至要女人也参与暴力、“革命”行动，这样的女人不但不温柔，而且和男人一样阳刚，家庭中也出现了斗争和“革命激情”的碰撞，这样怎么会有和谐生活？在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破产的今天，“同志”一词越来越受到冷落，不知从何时起，很多人将同性恋者称作了“同志”。但人们还没有意识到“爱人”这个词的党文化含义，“爱人”仍然是中国人称呼配偶的常用方式之一。

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充斥着大量的党话。比如，形容一个人心绪烦躁，人们会说他“满脑门子阶级斗争”；说一个人德才兼备，人们会说他“又红又专”；形容一个人勤俭持家，人们会说“艰苦奋斗”或者“艰苦朴素”。有人伤心欲绝，别人会安慰他，要“化悲痛为力量”；有人做出成绩，别人会告诫他，要“戒骄戒躁”，“这才仅仅是万里长征第一步” 。

一个人从一出生，就被党话包围了。哪家生了小孩，同事会说：“你们家有革命接班人了。”起名字叫“向东”、“卫东”、“建军”。上学以后很快戴上“红领巾”（中共血旗的一角），小学时学习好要被评为“优秀少先队员”，中学时学习好要被评为“优秀共青团员”。高中分文理科，一定有人告诉他“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因为在中共统治下，文科因为跟意识形态离得太近，被人视为畏途。每学期末的操行评语第一句必然是“该生政治上要求进步，积极靠拢党（团）组织”。填履历表，必填“家庭出身”和“本人成分”。上大学以后免不了和“党总支”、“团总支”、“政治辅导员”打交道。交朋友时说“我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同一个革命目标，走到一起来”。好不容易找到工作，要说自己“参加工作”了。“参加工作”的意思是：只有一种工作，那就是中共的“革命工作”，现在我被接纳为其中一员了。“参加工作”意味着这个人有了“单位”、找到了“组织”，每周必须参加半天的“政治学习”，雷打不动。结婚要“单位”开“介绍信”，生孩子要有“指标”。这样干了几十年，到了退休年龄，要按照中共官僚体系规则论功行赏，某年以前参加“革命”的叫“离休干部”，某年以后参加“革命”的叫“退休干部”，再年轻一点，就没有“离退休”的份了，只好“下岗”、“内退”，被“组织”一脚踢开，去“自谋生路”。有些人不愿意受这份窝囊气，就主动“下海”、“停薪留职”、“买断工龄”。如果不幸去世，讣告中的最高评价是“忠于革命，忠于党”、“×××同志的逝世是我党、我军和我国各族人民的重大损失”，追悼会上少不了要列举哪些党政干部在此人病危期间看望了他。
党话大举入侵私人空间的结果是：正常的社会结构、家庭生活、思想感情全部被党文化污染，人们失去了据以评判中共政权的重要参照体系。

4．党话的建立经过了大规模整肃的过程

语言的形成和发展是一个自然的过程。汉语书写系统的高度稳定性，对于保持华夏文明的稳定与统一，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历史长、传统深厚的国家，语言规范行为的谨慎与适度，就显得尤其重要。

然而中共制订政策的出发点，却不是保持正统文化的完整与纯正。恰恰相反，为了铲除一切妨碍中共建立独裁统治的障碍，中共需要迅速完成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并且给人们灌输无神论、进化论、斗争哲学等等邪说。于是，中共动用国家政权，进行超大规模的语言整肃。以国家机器用一切手段把党话推行到全国，是党话系统建立的根本特点。

1）党话的来源

概括起来，党话主要有六个主要来源：成批翻译、党魁制造、组织伴生、系统编纂、文人帮闲、大众合作。

马列主义是一种外来学说，最初的党话必然以翻译著作为载体。1897出版的严复译《天演论》第一次把社会达尔文主义传入了中国，为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做了铺垫。1919年，《共产党宣言》的第一个完整译本出现在《新青年》杂志上，党话开始在中国落地生根。中共成立以后，把翻译马恩列斯著作和苏共文件当作其基本工作的一部分，专门设立“编译室”、“编译局”等部门。在延安被杀的王实味就曾经在“中共中央马列学院编译室”工作。“共产主义”、“无产阶级”、“唯物史观”、“阶级斗争”等中共意识形态的基本词汇就是从这些翻译著作中来的。

中共党魁是党话的另一个主要制造者。毛泽东声称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从三十年代中期开始有意识地制造有自己鲜明特色的党话。和毛同时或后来的中共党魁如法炮制，试图通过制造“新话”奠定自己理论权威的地位，从而在党内斗争中立于不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继续革命”、“走资派”、 “四个坚持”、“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三讲”、“三个代表”、“和谐社会”、“八荣八耻”等等就是这些党魁制造的新话。需要指出的是，中共作为一个整体需要为自己捏造合法性根据，中共领导人个体同样需要给自己捏造合法性根据。由于几乎每一任中共领导人都留下了血债，因此他们的下任有必要跟前任保持一定距离，但他们又不能突破中共作为一个整体预先设定的底线。华国锋就是没有摆正两者的关系，没有撇清和毛的关系，提出“两个凡是”以后不久就被迫下台。

中共是一个有着严密的组织纪律的列宁主义政党。“组织伴生”的党话是指伴随着中共的组织形式和常规活动而孳生的大量词汇。这些词汇有些是中共生造出来的；有些是汉语词汇或是来自德文、俄文、日文的藉词，但经过中共的长期使用，全部沾染了强烈的党文化气息。因为这些词和中共的组织运作相伴而行，构成了中共组织内部上传下达的文件的坚硬内核，因此可以说是最隐蔽、但却最强有力的党话。
本文上半部分重点剖析的“宣传、贯彻、执行、斗争、劳模、代表、会议精神、路线、认识、领导、上级、号召、奋斗、委员会、思想汇报、自我检查、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就属于这一类党话。

系统编纂。中共控制一切宣传机器、文教部门、科研机构，只要中共党魁或者“党中央”定下所谓“路线、方针、政策”，这些机构就开足马力发挥论证，直到把它们打扮得冠冕堂皇。中国大陆出版的大量《马克思主义XX学》、《毛泽东的XX思想》、《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之类的书，就是把“革命导师”关于某一问题的片言只语收集起来，再由那些“吹喇叭”、“抬轿子”的御用文人铺排加工成厚厚的大部头著作。在这个过程中也制造出大量党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