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这二十多年来，全世界都在面对一个全球人口增长的问题，而人口的增加又使得专家们考虑到这个地球能否承受的问题，也就是说自然环境与资源究竟能够养活多少人口。几年前人口专家报出了在二零三零年，世界人口将达到九十亿这个数字。很多国家的政府先后开始了研究本国的实际状况和人口增长的趋势，作出了经济、环境、资源等等方面的重大调整。每个人都要吃饭，这就是个再实际不过的问题了，土地、农业和粮食就成为了一个越来越受到特别重视的大事情。

根据古籍考证，距今一万年前，整个地球上的人口大约不过两百多万。一万年后的今天呢，全球人口已经是六十六亿了，而且二十二年后将成为九十亿。在中国，以两千两百年前的汉朝初期为例，那时的中国人口仅有一千一百万。到了三百多年前的清朝中期，中国的人口已经发展到了三亿八千万。有数据显示，在乾隆、康熙年间的太平盛世，清朝的GDP曾经占到全球GDP总量的百分之五十左右。而一百多年后的清朝末期，中国的人口就增至到了四亿四千万。全国经济的增长部份呢，完全被增长的人口数量抵消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没有所提高。

清朝灭亡以后呢，在中华民国的三十八年间，首先那就是长达十几年的军阀割据和军阀混战，而北阀的成功统一了中国。刚刚平静了三年的中国，日本就又占领了东北，共党又在江西立国。至今许多人说是八年抗战，实际上中国人民是用了十四年的时间抗战，而后八年是指全面抗战的八年。仅在这全面抗战的八年中，中国人牺牲了两千三百万生命，阵亡的抗战将士们是七百万。

抗战胜利后呢，共党为了复辟独裁、专制的统制，又发动了长达四年的全面内战。死于内战的军民至少两千多万，也有人说应该在三千万人以上。经过了这整个战乱的三十八年，中国的人口不减反增。

在一九四九年的时候，中国的人口就达到了四亿五千万，也有人说应该在四亿六千万。在一九五五年，中国的人口已经突破了五亿。而当时的北京大学的校长，著名的世界级人口专家马寅初教授曾经对毛泽东提出过要控制生育，人口要作到有计划的增长。但被毛泽东的一句“人多好办事”驳回了，为此马寅初教授戴上了二十多年的右派份子的帽子。

进入六十年代，中国人口达到六亿多。到了七十年代初，人口超过了八亿。八十年代末，共党说中国的人口是十亿七千万。实际上专家学者们计算，那时的中国人口至少在十二亿四千万到十二亿七千万之间。几年前共党又对外宣布说：中国的人口十三亿。似乎是共党在控制人口的增长上作出了好大的成绩。但是二零零七年六月，一份由中共中央和国务院流露出来的人口数字则是十五亿两千万。

两千两百年，中国的人口就从汉朝初年的一千一百万，增加到了今天的十五亿两千万。从一九四九年的四亿五千万，经过了五十八年到了今天，人口就增加了十亿七千万，增长了二点四倍。

由于人口的基数庞大，所以人口增长的数字也是巨大的。中国现在的人口总数比二十年前就增长出两亿五千万到两亿八千万。

同样是二十年，日本的人口从九千多万增长到现在的一亿多；印度从八亿多人口到现在超过了十亿；而美国是从两亿四千万增加到了现在的两亿九千万；而加拿大是从两千九百万增加到现在的三千两百万。但是美国与加拿大都是移民国家，二十年间的移民人口占了人口增长的很大比例。

从现在到二零三零年的二十二年里，中国的人口还将增加三亿八千万，达到十九亿。这就是我今天要谈的问题：十九亿人民吃什么？

由于共党控制的很严，我们只能从其它的途径得来的几个数字加以分析和研究，进行推断。一九五九年中国的人口六亿，中国便开始了向世界购买粮食，而且购买粮食的数量随着中国人口的攀升一年比一年大。在二零零六年和二零零七年这两年，每年购买粮食的数量都在六千多万吨到七千多万吨左右，相当于中国人口的四分之一是靠从世界买粮食来吃饭的。

人民吃饭是大事，靠吃进口粮是不行的，世界粮食市场供应不起，中国也没有那么多的外汇去买。共党自称是在搞市场经济，但是又不承认价值规律。尤其奇怪的是共党中许多的党老板和许多的干部们都是农家出身，但却一生都在干着破坏农业基础和农村结构的勾当。

近三百多年来，如果我们抛开政治制度这个问题不谈的话，那么中国经济的发展始终面对着就是一个人口高速增长的问题，人口的增长抵消了经济的增长部份。但是由于我们有稳定的农业社会的基础，所以在中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吃饭的问题。

而共党建政仅仅十年，人民吃饭就成为了一个大问题，一场人为的大饥荒剥夺走了当时人口十分之一的生命。而近五十年来中国经济始终面对着两个实际问题：一是人口，二是农业。

共党建政初期的计划经济，是对农业破坏的开始，同时也是最彻底的破坏。计划经济搞出了个城乡分制的格局，至今没有改变。共党强制将中国人划分为城市市民和农村的农民，又用户口制度把人分成城市人口和农业人口，把当时的四亿多农民拒于城市之外。接下来共党又用统购统派的制度，把人们吃的粮食也划分为农业粮和商品粮。再用劳动制度把人划分为工人和农民，农民就被拒于工厂之外了。最后用工资和福利制度再次的把中国人划分为有权享受和无权享受的两种人，彻底的把农民拒之于一切的社会保障制度之外。

这种对城市和市民，农村和农民的城乡分制的作法，其实就是对同样的中国人实行“一国两制”的政治制度，使中国农民无论在教育、医疗、就业、保险、养老、福利等等的社会待遇上，还是在流通、交换、分配、就业、赋税等等经济方面都严重的失衡。成为当时几亿农民无法逾越的鸿沟，更使得每个农民从一出娘胎，就注定了成为共党制下社会的二等公民，二等奴隶。

在一九五二年，当时的政务院却发出了《关于劳动就业问题的决定》。在这份决定中明确的说明，劳动用工制度原则上只是负责非农业人口在城市的就业安置，不允许农业人口进入城市寻找职业。并且提到了必须要作好农民的说服工作。

五年后的一九五七年，国务院又发出了《关于各单位从农村中招用临时工的暂行规定》。这其中明确的提到：各单位一律不得私自从农村中招工，和私自录用盲目流入城市的农民。农民们一切进入城市的通道就被完全切断了。同时“盲流”这个带有污辱性和歧视性的词就是这样被共党创造出来了。

一九五三年，粮食的统购、统销政策出台后，表明了粮、油计划供应制度形成了。接着就又是一个《粮食市场管理的暂行办法》，接着就发布了《市镇粮食定量供应的暂行办法》。在这些办法中就是排除农民们在城市获得粮食的可能性。

到了一九五八年的一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九十一次会议上，又通过了《户口登记条例》。户口制度形成，从此把中国的农民永久性的排除于城市之外，并且固定在了农村。城乡的差距从此开始了，即便是改革开放近三十年了，这种差距不但没有减少，反而是更加扩大。

以一九七八年为例，城乡居民实际收入的差距为二点三六倍；到一九七八年扩大到了二点三八倍；到了一九九五年为三点二倍；二零零零年为四倍以上。可实际上上述这几个数字是出于共党公布的数字，可信度是极低的。这几年的城乡收入差距，至少应该是在八倍到十倍之间。

我们仍然用一九七八年和一九九九年官方数字来说话：一九七八年城市职工平均工资为六百一十五元，农民的人均收入为一百三十四元，这个差距就已经是四点五倍了；到了一九九年，城市职工的平均工资为八千三百四十六元，农民的人均收入为两千两百一十元。由于通货膨胀的因素，一九七八年的一百元到了一九九九年就只等于二十二块六毛钱了。货币贬值率达到百分之七十七以上，年贬值率为百分之七点一。这样计算下来，一九九九年中国农民的人均收入只相当于一九七八年的九十七块七毛八，比一九七八年人均收入的一百三十四元，反而减少了三十六块多钱的收入。

这种二元结构的社会最大的不公正之处就在于：同是中国人，却在经济、文化各个方面不能整体的均衡发展。一部份的国人接触到了一点点的现代化，而绝大多数的民众却与现代化是根本无缘。一边是庞大的工业产品严重过剩和积压，而另一边则是贫困的十亿农民根本买不起工业产品。而这个现象早在人均GDP七百美元时就已经出现了，这也正是共党叹息和喊叫了好几年的内需带动不起来的原因。

每当通货膨胀率大幅攀升，人民币贬值，共党便要大声喊叫宏观调控，而宏观调控的手段之一，便是大幅压低粮食和农副产品的收购价格。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统计显示：仅从一九九七年到二零零零年的四年间，中国农民的实际收入总共减少了一万六千亿以上。人均无端损失一千六百多块钱，更加拉大了城乡收入的差距。以敲骨抽髓的办法，加大了农民的负担，强迫十亿农民作为牺牲品的这种发展，这能叫作经济腾飞吗？发展经济的目地又是什么呢？难道仅仅是为了少数的赃官、奸商们进入现代化？难道是仅仅为了修建几个橱窗式的城市让外国人看？或者是为了装备军队搞军事对抗？

全国人民的衣食父母那就是我们的农业，破坏了农业，农民吃不饱吃不好，全国人民都挨饿。共党实行了三十多年的限量供应，但那个时候城市居民一个人一天不足一斤粮食，一个月只有半斤肉，二两糖，四两油，半斤豆腐，一块豆腐干，二两饼干，一两粉丝的日子有如昨天。发不完的票，排不完的队，早就把人民心中所谓的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洗刷的一干二净。

一九七八年所谓的农村改革，其实是共党贪天之功据为己有。那时安徽小岗村的农民实在穷的过不下去了，于是二十二个农民冒着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名，偷偷的签下了分田到户单干的协议，当年就提高了各家的收入。分田单干的做法开始流传开了。共党不爱听分田单干的说法，认为这是有违社会主义的原则，最后改叫作联产包干制。短短的两、三年间，城市的农副产品的供应就大大的不同了。五分钱、一毛钱一盘的煮花生、炸花生遍布了城市里大大小小的酒馆。喝酒的人结束了用腌白菜帮子下酒的日子。这里丝毫没有表现出共党有任何的治国高招，所谓的改革仅仅不过是共党对人民一点点的松绑，而人民过好日子的愿望便产生了巨大的动力。

改革快三十年了，如果说中国经济有了一点点的发展，有了一些变化的话，共党在其中是只有罪没有功，根本不是共党领导的好，而是共党仍在压制和破坏。从二零零零年，李昌平就提出了“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说法。但是并没有使共党有任何的收敛，而今天的中国农业已是个破产状况。连续几年，每年共党就农业问题发的一号文件，共党一直就是破坏中国农业的罪魁祸首，共党不插手，农业运作的十分好，共党一插手，农业就受到损害，共党一加强领导，农业就破产。

农村改革后续无力的根本原因就是至今共党始终不放弃五十多年前制订的对农作物统购统派的政策，这就从根本上阻碍了农村生产力的发展，破坏了农业的价值规律。

至今在粮食、棉花、油料这是共党向农民必须统购的。除此之外统派的产品说起来那是一长串的名单。共党所要征讨的几乎包括了全部的农副土特产品，却不给中国的农民们留下一点点发展商品生产的余地和空间。

如果仅仅是这样，农民或许不会太苦，农村也不会太穷，农业也不至于破产。造成三农问题的另一个最大的原因是收税、收费。据共党负责监督农民负担的监督管理的机构的资料来看：仅中共制订的与农民有关的收费、集资的项目就高达九十三项之多，涉及到了二十四个部、委、办、局；而到了省级地方政府，制订的收费标准又多达二百六十九项。再下到乡与村两级的政权，搞的那就是：一叫作搭车收费，二是随心所欲的创立名堂收费。

例如举几个例子说：例如在集资方面：建乡镇办公楼，建党员活动中心，建科技网，建医疗门诊部，建计划生育宣传站，建乡镇的广播站，建乡镇的企业，改造乡镇环境，这都是要集资的。

而管理费的方面又有：乡村办公室的修理，乡村干部的出差费招待费，乡村的党团活动的开支，乡镇党代会、人代会会议的支出，其中支部书记、村长、会计、民兵连长、治安委员、团支部书记、妇女主任、村民小组长等等的误工补贴，兽医、农业技术员、广播员、护林员、邮递员、清洁工、电工、水工、木工、瓦工以及勤杂工的补贴。

在教育方面呢，又有民办教师的工资，公办教师的补贴，校舍的改选，学校的办公费，报刊、图书、资料费，教学仪器费，文体器材设备费。

计划生育方面的支出有：独生子女的保健费，节育手术的营养费，计划生育委员的补贴以及计划生育办公室的办公费。

民兵方面征收的是民兵训练生活补贴，民兵训练误工补贴，看守枪支和值勤补贴。

其它收费方面还有象建敬老院，敬老院工作人员的补贴，军烈属的优待，残废军人的优待，现役军人家属的优待，困难户、五保户的照顾，交通建设的补贴，建文明村的补贴，基建规划费，房屋准建费，种子的检疫费，禽畜的防疫费，架设电线费，统一的灭鼠费，生猪税、屠宰税、增值税、城建税。

甚至结婚登记都要收工本费、介绍信费、公证费、婚前检查费，妇幼保健费，独生子女保证金，婚宴消费税，结婚绿化费，儿童乐园筹建费，晚育保证金。

甚至到了今天各家做饭冒的烟也要交污染排放费。

几年前共党免除了农民的农业税，自以为办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不少人也跟着大唱赞歌。其实这仅不过是在中央一级对农民的九十三项税中减少了十七项而已。而省、市、县的二百六十九项，及乡、村两级的乱收费是照样收，甚至还要多收，农民如何受的了呢？

一九五三年，中国的农村有一亿三千万个家庭，共党为了控制农民，搞起了合作化。到了一九五八年就建成了五万六千个人民公社，农民被彻底的管制了起来。改革开放以后，共党又用了三年的时间叫作撤社建乡，一下子把五万六千个人民公社扩建成了九万两千多个乡和镇，管理着八十二万个村子。

以前一个公社的工作人员不过十几、二十几个。到了乡、镇建成以后，隶属于乡、镇政府的各种机构多如牛毛，基本上是中央政府下设有什么机构，乡镇政府就有什么机构，只是没有一个外交部而已。这就是农民所说的，十几顶大盖帽管着一顶破草帽。

实际情况是中央发放干部的工资，只发到县委和县政府一级的干部。而县委、县政府以下的乡、镇和乡、镇下属的所、站、办和村级的补贴则全由农民来供养。而这支庞大的干部数量的总数为七千多万人，年开支至少需要七千个亿。将这七千亿分摊到每十亿农民的头上，那就是人均七百多块钱，等于每十五个农民供养着一个吃官饭的人。

而可怕的是，这些吃官饭的人并不满足于有工资、有办公费就可以了，他们还要汽车，要手机，要公款吃喝，公款旅游，而且更要贪污。更为不可容忍的是贪污的胃口越来越大。

在人均耕地面积仅有零点八亩的中国，农民承受着不堪想像的巨大负担，农民怎么能不苦？农村怎么能不穷？农业当然是破产了。

等到共党五十八年祸国殃民的罪恶彻底暴露，“经济腾飞与迅猛发展”这个泡沫破裂之后，恢复被共党涂炭了的中国，将是摆在广大中国民众面前的任重而又道远的巨大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