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乔：大家好！

石涛：大家好！

李岩：今天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按照当地的时间是6月4日的晚上，那么按照中国大陆的时间，已经到了6月5日。但是，6月4日这个时间是在19年前一直到今天，仍然引起全世界人民的关注，尤其是中国人。

在19年前发生了天安门惨案，时至今日在世界各地仍然有许多的纪念活动，那我们今天刚刚收到的消息，香港时间6月4日的晚上，在香港有5万多人参加了纪念六四的悼念活动。

我们就六四的悼念活动采访了香港支联会的主席，前立法会委员司徒华先生。听众朋友，让我们先来听一下这段采访录音。

路乔：司徒华先生，首先非常谢谢您接受我们的访问。今年已经是六四19年了，中国在这19年里也有满大的变化，您觉得就体制各方面来讲，中国有没有任何的改变呢？

司徒华：要分两方面来说，在政治方面是没有进步的还有后退；在经济方面是有发展的，从共产党自己的理论来说，经济是一个社会的基础，政治是上层建筑要配合，假如长期都不配合的话呢？就影响到社会的稳定。

我们从政治上来看，贪污腐败不是89年那个时候所反对的官倒厉害得千倍万倍吗？我们再看那个言论自由、新闻自由方面也是倒退得很厉害，在19年前六四的时候，报纸上是可以报导的。

我们看早前那个西藏的问题，它把国外的记者全部都赶走了。直到最近四川大地震才有比较好的改变，开放访问。另外再看国民道德方面，不是比那个时候下降得很厉害吗？那个时候在89年北京能参加游行，但是连扒手、小偷都没有了，那是因为社会的正气受到打击，那个邪气开始上升，而且在贫富悬殊方面成长，我们看这方面是比19年前还是倒退的。

路乔：今年19年刚好就遇到了四川大地震，也死去了很多的学生，这些学生的死亡跟19年前学生的死亡，是很不一样。就在今年纪念六四的时候，您对四川的小孩子有什么话要讲的呢？

司徒华：从表面上来说，大地震是一个天灾，六四事件是一个人祸，好像没有什么关系的。但是你思考一下，里面还是有连系的，比如说四川大地震倒了那么多的学校，压死了那么多的小学生、中学生，是什么人…是“豆腐渣工程”里面存在贪污的问题嘛！

89年学生也是反对贪污的，但是反贪污的人受到镇压，所以贪污越来越利害，今天这个贪污程度可以说是中国历史上最厉害的。四川大地震当中，我们单单从小学生，中学生被压死的情况来看，都看到贪污腐败，这个是人祸嘛！

我们应该从天灾当中看到其中人祸的因素，要把这个人祸因素完全消除。大家可以在报纸上看到一张照片，就是那些死掉孩子的父母手里拿着他们孩子的遗像，坐在倒塌学校的瓦砾当中。

他们拉了一个大布条，上面写着什么字呢？就是“天灾不可违，人祸最可恨”，这就是他们的控诉！所以我们看到在这个天灾当中发现出来的人祸，这是跟六四事件有关系的。

路乔：现在很多的中国的年轻人，你要问他们知不知道赵紫阳是谁？六四发生了什么事情？很多年轻人都说他们不清楚。那您对这有什么想法呢？

司徒华：在中国大陆没有言论自由、新闻自由、出版自由，现在连电脑网络上面连“六四”两个字也不能够出现，在这样的封锁底下，你叫他们怎么了解19年前的事情呢？但是还是有一些人知道的，特别是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曾经经历过19年前的事情的。

路乔：六四已经过了19年，每年都在纪念，特别是香港，在海外也有很多人还是对这件事情是念念不忘的。您觉得在19年后，中共没有什么改变，它对六四态度也是没有什么改变，整个纪念六四的意义在哪里呢？

司徒华：我们就是坚持有错误的必须要改变，我觉得平反六四就是中国走向进步、走向民主的第一步；假如这一点做不到的话，在政治上不会有进步的。整个人类都是走向民主、自由、人权、法治，不管多少时候，六四一定会平反的，我们有这样的信念。

路乔：我们《全球论坛》是对中国的民众直接转播的，您对我们在中国大陆的同胞有什么话要讲吗？

司徒华：我希望他们不要忘记六四事件，特别是一些年纪比较大的人，他们曾经经过六四事件的，要把当时的情况、要把这个事件告诉一些比较年轻的一代。

路乔：今年香港的情况是怎么样呢？您能不能给我们的听众报导一下？

司徒华：我们今天晚上8点钟，还是和过去一样在维多利亚公园举行烛光悼念晚会。但是今年有几个特点：第一，我们不单是悼念六四的死难同胞，同时也悼念四川大地震死难的同胞，两个悼念一起举行。

第二，我们把今天晚上所有收到的捐款都捐去救灾；第三，今年是奥运在北京举行，奥运的口号就是“同一世界，同一梦想”，我们提出的口号是“同一世界，同一人权；同一梦想，平反六四”，所以我们不计较有多少人，重要的还是我们能够坚持我们要做的事情。

路乔：谢谢您！华叔。

司徒华：谢谢！

李岩：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本台记者采访香港支联会的主席，前立法会委员司徒华先生，谈香港人对待六四的态度。

那么石涛，我知道您是北京人，提到六四，19年前经历这场事件的人仍然是记忆犹新，当年的那种惨烈的程度丝毫不亚于今天的四川地震，我相信您好像也是身经此事的人，还有什么感想要跟听众朋友分享？

石涛：比如说我今天就注意看了一下英国的BBC网站，我注意到三篇文章，一个题目是“‘六四’仍然是中国的禁区”；第二个是采访马建的，他讲“遗忘六四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死亡”；另外一个就是“‘六四’：十九年的坚持与遗忘”。其实大家通篇文章里都提到一个中心的意思，就是我们能不能始终记得这一天，我们是不能够忘记的。

就在节目开始的时间，刚才主持人您提到，说现在是北京的6月5日的早晨，我想说四川大地震刚完了之后的第二天是下大雨，我不知道这个天…人们说天灾人祸，现代人都给分开。我觉得有些事是无法分开的，大地震之后都是下大雨，76年唐山大地震我经历过，第二天也是下大雨。

这次5月12日地震完了以后，第二天（5月13日）也是下大雨。六四发生之后，6月5日的早晨下大雨，就在我们节目开始的这个时间再往前一点点。

我们刚才说这个题目是“不能忘记”，就在那个时间的6月5日的早晨8点钟左右，下着大雨（我在其他节目当中提到过），我拿了个雨伞，北京人说穿了踏拉板儿（就是拖鞋），穿了一个裤头，穿了个背心，我就上了三环桥上。

我的位置是在三环桥上，下面是机场路，通首都机场的。我记得雨非常大，马路上一个人都没有，死静死静的。当我看着机场路的方向，说实话当时我是找坦克，我在想会不会有坦克，因为人们概念当中机场路一定是最关键的地方。

坦克我没看到，从下面上来一辆军用敞蓬吉普车，就是北京吉普，上面坐了一个军官，四个当兵的。四个当兵的拿着枪都冲着我，他从桥下往上走。所有到过北京的知道三环桥，就是这个位置。

他从往上转，我站在桥的中间那个位置，当我看见枪的时候，我就不敢动了。你能想像的出来，下着大雨，死静死静的一个人都没有，你正在没注意的时候，四个当兵的拿着枪就缓缓的冲着你过来了。

然后我看着他们，他们5个人看着我。转上来的时候，因为他们是从下面往上转，大概前后有270度左右，我也没敢动，因为我手里拿了把雨伞。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理解那种心情，我真的不知道怎么讲，但是今天19年之后，我记得非常清楚。

车转上来以后，它顺着三环奔国际展览中心的方向走了，离开了。当它到我的背后的时候，我就缓缓的往下走，我家是在另外一个方向。在往下走的时候，我又不敢跑，又不敢快步，还要若无其事。

心里的想法在一瞬间各种的猜测…就是会不会后头打我一枪啊？我要跑快了会怎么样？我不知道大家能不能想像得出来。等我下了桥一点，我估磨着它看不见我的时候，北京话撒丫子就跑了。

李岩：挺佩服你还能跑的动！是不是有一种转世为人的感觉？

石涛：那时候是满脑子空白。

路乔：您当时为什么在6月5日一早要去看有没有坦克？您怎么胆子那么大！

石涛：其实头一天我已经经历了，原来在节目中说过，在6月4的的晚上7点多，我从复兴门父母家那边过来，就是广电部的后面，复兴门是开枪非常厉害的一个地方。

我过来的时候，当时大概是晚上7点半，南礼士路的入口大概挡了10辆军车，应该是有些群众在跟他们讲这个、那个的。说实话，在我自己的心目当中，我就跟我太太说：这事咱不管（这是我当时的心情），咱也管不了，别凑热闹，一定会出麻烦的。

所以到了那天晚上，在我从南礼士路骑车到三环桥的时候，在桥的另一面，刚才我讲的这个故事是我在桥上，这次我从桥下过来往三环桥上走的时候，那是晚上9点多，一卡车军车，一排一侧面拿着枪对着我和我太太，我们俩骑着自行车。我自己当时的体会是：一定要出事！

李岩：听众朋友，这里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全球论坛》节目，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李岩。一起在直播室的是我们的时事评论员路乔和我们的特约嘉宾著名的时事评论家石涛先生。如果您有任何问题或想发表意见的话，欢迎您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热线号码是650-988-8805。

石涛，刚才您谈到了您死里逃生的经过，可以这么说，我相信许多人是有这样的经历的。19年前的六四运动，许多人把它称作是我们中国近代史上一个伟大的民主运动，非常伟大的民主运动，给它极高的评价。

那么我就想起前段时间在全世界各地，好像也有许多学生是以爱国的名义聚在一起从事一些事情，能不能谈一谈这两方面的对比，有没有可比性？

石涛：其实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讲，完全有可比性。我们可以算，这是两代人啦，完全是两代人。那后来的学生…我们说最近的学生，在前面几次节目当中也提到，我应该怎么说呢？被共产党忽悠，完全给忽悠了！从他的思想、眼光和敏锐度来讲，已经谈不上“眼光”来了；但是唯一我记得，那时节目提到过一个女孩－王千源。

我想这应该不只是让我，也让世界所有人都为之惊叹，就是在中国人当中还是不乏有人才的。无论中共想以什么角度、什么方式扼杀人性的这一点，但是在这样残酷的环境下，依然有人保持中国人固有中华传统精髓的这一面。

我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一直认为19年前的六四，它的枪声扼杀掉中国人后来仅存的那种精神。今天我们大多谈到的就是中国强大了，就像在BBC网站上提到马建的一个采访，就说“六四是中国人文精神的死亡”。为什么这么说呢？是因为前两年他在一次演讲会上，有一个二十来岁的中国女留学生问他：“6月4日这个日子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吗？”，她问了马建。

李岩：她是故意问的，还是真的不知道？

石涛：她真的不知道。当时就引起在场听众的喧哗，而且接下来，当时她那种给马建自己的触动非常大。据说明年马建推出一本书，书的名字叫《北京植物人》，就是说在89六四时，有一个学生中枪之后成为植物人，躺了10年。10年之后，当他苏醒之后，他发觉世界全变了。

路乔：我今天看了一下网上有香港的一些消息，说昨天晚上他们有近5万的人出来。最令我感慨的是我看到很多小孩子、很多的年轻人是爸爸妈妈带着去的。这些小孩子告诉记者，他们不是从书上知道六四的，而是他们的爸爸妈妈告诉他们。

当然香港跟北京当然是很不一样，北京是亲历的，像石涛当时是在场，而香港人是从电视上看。可是香港人那时候的反应也是非常…我觉得在历史上可能也会永远记上这一笔。当时来讲，有1百万人…当时香港就有6百万人，1百万人上街去抗议。

当时我们记得所有的人在车上都是穿的很素很素，没有一个笑容。你从来没有看见香港所有人他们当时的那种样子，是那么严肃、那么肃穆的。那我是香港人，石涛是北京人，六四这件事情，不管华人在哪一个地方，其实对我们的影响都是非常非常大，所以这件事情是不容易忘记的。

李岩：那可不可以这么说，虽然在中国大陆由于新闻封锁、媒体封锁，许多人他从媒体上不知道这件事情，但是从香港人身上我们看到了。我们都知道香港好像一直以来经济是比较发达，人们似乎说是拜金主义。对其他事情似乎是漠不关心，但是对六四这件事情上却表现出异乎寻常的，这么多年，19年以来一直是非常让人感动。

路乔：我觉得这个其实就跟中国文化有关系。就说香港是一半一半，也是受到很多的西方的一些教育，可是始终是中国人。我记得我们中学时是要读孔子的《论语》，就是所有的古文我们都要背、要念的。我想在非常关键时刻的时候，中国人那种传统价值出来，就说悲天悯人，对不平的事情的那种“不平则鸣”的感觉就出来。

李岩：对，或者说中国人真的是没有忘记六四。好，我们在线上有一位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是从三藩市打来的吴女士，那我们给你1分钟时间。

三藩市吴女士：对还有些坐在牢里还没有放出来的家庭致与最大的慰问，其实我们在世界各地有很多中国人，还没有忘记这件事情。

我记得三藩市在89年六四以后，就争取做自由神像放在我们三藩市中国城花园里面，我还记得我参加那个会议，很多中国人都支持放那个自由神像在中国城，还好我们都成功了。

所以每一年我们在湾区都有一些人每年六四都在那里献花，我想只要我们每年坚持纪念这段历史，我相信总有一天会还他们一个公道。因为毕竟就是他们19年前那批学生都是知道中国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贪污。

你看看现在四川那个惨剧、那个学校豆腐渣工程，真的我们很多学生，小朋友都没有了宝贵的生命，还有家庭受了这样大的伤害，我觉得如果中国还是一党专政没有改变，法律还是人治，只要共产党这样统治，中国就算再怎么上空下地都是没用的。所以我希望我们海外有机会一定要多一点这种声音。

李岩：好，谢谢吴女士打电话进来，那么这位也是一个对于六四不能忘怀的人。

石涛：对，我刚才听到了以后，我满有感触的。为什么这么讲？在随着吴女士说的时候，我突然有一个想法出来，包括刚才华叔也提到，就说六四要平反。其实我想说大家还是对共产党抱有希望，它们没有资格平反，是它开的枪，是它为了维护它的统治。

我想借助今天中华民国总统马英九的话：“拥有绝对的权力的时候，它一定是绝对的腐败”。19年前天安门广场的枪声，使得今天的中共拥有了绝对的权力，它打折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脊梁，不敢说话、不敢出声，所以从19年前造成世界对它的封锁之后，可是在中国出现了另外一个状况，就是所谓“改革开放”。

经济放宽了，但是人的精神完全成为了撒哈拉沙漠；当人们的精神成为撒哈拉沙漠之后，从另外一点放纵了人们的物欲享受，把很多在这个圈子里的人们，完全集中在物质上。

所以我想说在这种情况下，大家今天在地震的场面当中，说共产党如何如何，大家知道我们看到了比如像都江堰聚源镇的聚源中学，那些孩子的尸体躺在操场上；我还看到在新建小学里面把孩子的尸体放在乒乓球台上。

那你知道吗？就在19年前的今天我住在复兴门的广播电视部那个地方，开枪之后就在复兴门的复兴医院，它的院子里和急诊室里面躺着的学生，就像今天在聚源中学或者新建小学躺着的孩子是一样的，都是那样的，完全是一个样子。

鲜血…人已经不成样了，打得什么样的都有。所以我想今天人们说国难当头，大家尽一下爱心。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拥有爱心，但我们的爱心被共产党利用了，被共产党忽悠了，所以大家捐了很多钱，做这样的事、做那样的事，那是我们人好啊！

但是共产党从来没有改变，所以我今天引用马英九的话：“绝对的权力，拥有绝对的腐败”，你豆腐渣工程也好、什么样工程也好，我觉得大家只是看到它一个表面。

今天在四川有这么多豆腐渣工程，那我想说北从哈尔滨、南到广州、深圳有多少学校，现在孩子正在上学、正在里面读书的，这样的教室跟已经倒塌的四川地震的那些教室是一样的，甚至不如他们的呢！

大家谁管过他们，大家有能力去管他们吗？没有的。所以我想说这种绝对权力的时候，我们是没有办法的。在这样大的背景下，你想依靠这样一个政权，给予人们说“平反”，平什么反，它根本就不是一个合法的政府！

我们屈从于它的武力、屈从于它的暴虐，对它寄与希望，是因为我们心中还对它抱有恐惧心理的时候，所以你才说要平反。“平反”的意思就是它还可以生存下去，作为这种暴力的政权，它还可以存在下去，这个我觉得是不应该接受的。

路乔：另外香港立法会议员梁国雄他今天讲了一句话，他说这次四川死了几万人，中共就把这几万人的死亡当作它的政治筹码，它觉得现在那么多人死了，大家的那种民族感情也起来了。

它是利用这次死几万人，去挑起中国人的那种爱国情绪。然后比如说去打击法轮功像法拉盛事件，或续继去打击其它的异见人士。他说这种情况其实是在发死人财，就是中共现在利用十几万人来给自己党一些力量。

李岩：可以说只要中共存在一天，19年前的悲剧依然会重演。今天四川的地震看起来是天灾，实际上是人祸。死去的19年前是大学生们，19年之后是更多的中小学生。如果中共仍然存在的话，这样的事情还会一次又一次的发生。

石涛：其实已经发生了。我给您举个例子，比如说聚源中学死去孩子的这些父母…我们刚刚听到那个新闻，这些父母要求一个公平，对吧？当这些父母站出来，到法院要控告当地政府的时候，被警察阻拦了。

而报导此事的日本共通社的两位记者，被警察捉起来扣了一个多小时。他们的孩子死了，共产党在利用他们孩子的死，在忽悠我们普通人的爱国情绪，让我们去捐钱，共产党现在就利用死人在做它的事情。

路乔：听说现在“豆腐渣工程”这几个字都已经是禁用词了。

李岩：中共的禁用词未免太多了。好，如果有听众朋友想发表您的意见，请打电话进来，我们的热线号码是650-988-8805，每个人有1分钟的时间。

我们看到石涛先生刚才情绪比较激动，因为做为六四的经历人，那段历史的确是不容遗忘的。我知道在网上有很多回顾当年事件的纪录片还有许多图片展，那么每一次看到都是让人感动，还有一些歌曲今天由于一些原因没有带过来，每次听到它似乎都是回到19年前。

那么我们可以说19年前那个事件，人们所被激发的是一种真正的爱国主义，在前一段时间，还有目前正在发生的一些事件，是在中共有意识的操控之下是一种民族主义，这两种主义之间它的区别到底在哪里？它们之间对于我们中国那一种更是我们需要的呢？

路乔：我觉得谈到19年来的变化，刚才石涛讲的也非常对，他说就是“人”的精神没有了，六四是一个很大的契机，本来中国可以走向另外一条路的，可是后来就走上所谓的经济发展这条路。

就说看现在的年轻人，19岁的年轻人跟当时的19岁的年轻人，可能可以看到一些本质上的不一样吧，就是说这些19岁、20岁、21岁的年轻人是在中国经济比较发展的这段时间成长的，可是他们得到的是什么？就是说他们整个教育，他们整个在社会上所吸取的究竟是些什么？在前一段日子我们看到很多“红海洋”，在国外很多的年轻人他们大概是19岁、20岁、21岁，我不是批评他们，就是说在他们的角度来说也是爱国的，可是他们所展现的那个心胸，就是说对祖国或是对自己国家的那种理想、那种愿望，我想跟19年前那些年轻人他们对普世价值──民主，对全中国那种自由的向往，是有很大的差距的。

李岩：有评论就说，19年前那些人是一场伟大的民主运动，而前一段时间所发生的事情，在全世界各地可以说是一场闹剧，有评论这样指出来。

我们回顾当年在天安门广场也许多镜头是让人历历不忘的，比如说当那些学生节食的时候，他们真的很饿，他们头上戴一个头巾什么的，写着“妈妈，我饿了…”，那种情景真的是让人非常的感动。这样的一种感情完全是没有任何自身功利的考虑，他的出发点真的是最单纯最朴实的那种爱国热情。

时至今日我们看到这些学生，更多的在他们背后是有功利的色彩，也许出发点也是一种纯朴的爱国主义，可是在被利用了之后，更多的是一种功利主义。比如说这些外国的留学生们，他能够听命于或者说配合中共在海外的领馆、使馆的行为，这本身就是一种功利主义的表现，因为他们是有利益和领馆、使馆连系在一起的。

所以说这两者之间是有天壤之别，但是人家说国家希望是在年轻一代，我相信年轻一代只要他能够得知19年前那一代人到底做出了什么，我相信是能够感动他们，而且他们也会为中国真正的奉献出自己真正的爱国主义。

我们看到有一位王先生在线上，王先生您有一分钟的时间，王先生您好！

王先生：您好！

李岩：我们听到了，您讲！

王先生：我非常爱听石涛先生的讲话，非常爱听石涛先生的广播，祝您身体健康。谢谢石涛，我希望天天听您的讲话，我才高兴了。

石涛：谢谢！

李岩：谢谢王先生。石涛！您给我们听众再说几句话吧，受到这么大的鼓励。

石涛：不敢当，我不知道应该怎么来讲，但是我非常感谢这位王先生能够打电话来，能够喜欢我们《希望之声》的节目。其实我们整个节目作为《希望之声》来讲，真的他其实最大的一个理念，第一我们有自由表达自己的思想，第二我们真正表达出每一个人真正内心的感受，我觉得这个对于我们每一个人来讲，我觉得感受是最好的。

其实刚才主持人提到有关对比这两代人19岁跟前面，我做这么个对比，89六四有一个背景就是76年大地震之后，所谓四人帮倒台之后，经历了十几年的文革之后的缓冲，这个时候大概30、40来岁左右的人，都记得那时候经历了伤痕文学，人们从十年的文革当中喘息下来，人们在回顾、人们在反思自己，这是普遍的中国人当时的一个心态。

即使今天包括当政的这些贪官污吏们，大多掌实权的是77、78、79、80级的大学生，就那批学生确实积累了整个十来年的这种精华，所以在89学生的这种对整个社会的负责任的这种反思他是有这么一个背景的，我说他是一个精神上的背景。

那我刚才讲过，我说89六四的枪声，打断了相当一部分中国人的脊梁，就是把我们精神扼杀掉，一直到今天。而从89之后长到今天的19岁的孩子，是没有了精神，没有了一个精神自由的环境。

我记得我们在上个节目当中，提到加拿大的著名的花样滑冰运动员，他提到一点就是说人们有自由，人们更有讲出他精神的自由的这样的空间和氛围，后来89六四之后没有了。

但其实在这种扼杀到精神之后，人们而放纵到物欲，你说二奶也好呀！腐化也好呀！贪污也好呀！人们完全放纵自己的这个…就是我说的不好听就是动物一面的东西，欲望的东西，而扼杀掉人本该有的精神的一面，所以这十年，在89-99年这样一个大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年轻人是挺可怕的。

其实不是没有机会，大家知道在92年、93年，当89六四造成了海外整个对中共封锁的背景下，国内出现了一个对传统文化的一个空间，我觉得在传统文化的空间当中，比较典型的就是民间的一些东西放松了。

这里头我们应该首先提出就像气功热，在这个整个大背景下，我觉得这是一个人们在探讨民间在探讨这些东西。到了99年，它更大另外一个方子就是镇压法轮功，毛泽东讲了共产党十年一次就要找一个它认为的敌人要干一下，所以它靠杀戮、靠鲜血、靠斗争的脚步，来维持它的生命。

99年镇压迫害法轮功之后，完全扼杀掉中国人文化和精神的层面，我觉得这个是悲哀的。所以从3月份、4月份出来以后的，所谓的爱国情绪一直转变成这种民族情绪，包括海外包括从旧金山到多伦多到纽约，大家可以看看那些摇着国旗呐喊的人，有的可以把国旗扔在地上随便踩，他把他拥有的他不珍惜，他扔掉的他也没当所谓，他的一切一切就是宣泄、发泄自己。所以这种情况就表现出一个人没有一个基本的做人的道德理念和准则的时候，他是因为精神层面空虚所造成的。

李岩：对目前这代人，有评论说是喝狼奶长大的！

石涛：可以这样子说！

路乔∶对，也有一些说40、50岁的，经过六四的，他们有很多人也出来到了国外，当年来讲他们也是经过那段日子，也是曾经是非常热血的爱国青年，可是现在来讲已是中年，他们有一些人我跟他们聊起来，他们说现在什么都不管了，这事情已经过去了，现在最主要就是星期日、星期六到哪里去玩，什么时候买房子、买车，就说也有这种情绪。我想说在这种国外的情况，可能也很能反映到在国内的一些曾经经过六四，19年过去他们也在整个社会的氛围之下，也开始绝望了。

石涛∶我觉得它是有两个背景，这个年龄出来的人，对海外的文化和社会已经无法融入了，共产党的话叫世界观已经形成了，但是他要回去他又回不去了，因为他经历过这样的运动，所以这是麻烦的一代。

李岩：好，我们节目的时间快到了，在节目的最后，我希望以这歌词来结束我们今天的节目，这是有关六四的歌词，是说“闭上眼睛就以为看不见，捂上耳朵就以为听不到，而真理在心中，伤痛在胸口，还要忍多久，还要等多久。”

那么我们相信只要我们这一代人不忘记六四，只要下一代人能够知道六四，六四的精神将永远继续下去，真相大白的那一天是不会再遥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