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秩序太好了许多行人驻足惊叹：“中国有希望！”。好些当地居民对我们说：“我们在这里生活了一辈子，什么样的人我们都见过，有哭的、喊的、闹的、打的、往里冲的，从来没见过你们这样的。看到这样的场面，这辈子真是没白活”；还有的当时索要《转法轮》。警察也消除了对我们的戒备心理，有的和功友们亲切地攀谈起来，赞不绝口，说我们是真正的好人！有的告诉我们他自已家里人也在学大法。

　　中南海红墙对面的府右街上里三层外三层密密麻麻的全是学员。大家一直用期盼的眼光看着对面的红墙和中南海的大门。后排的学员虽然看不见也没有一个往前面挤。到了8点多钟，我突然听见前排传来雷鸣般的掌声。原来朱镕基总理一行人从国务院正门（西门）出来走过马路来到上访学员的面前。朱镕基问：“你们干什么来了？谁叫你们来的？”有许多学员说：“我们来反映法轮功的问题，没有人组织。”朱总理又问：“为什么不写信上访？怎么这么多人都在这儿？”很多学员都在回答，我听到有学员说：“信都写的成麻袋了，还没得到回应。”朱总理说：“我对你们的问题有批复，你们收到没有？”学员说：“我们没有收到”。后来听说是罗干扣压了朱镕基的批示。朱镕基总理让选几个代表进去进一步说明情况，大家纷纷举手，总理在举手的人中随机指了几个人进入国务院。

　　因为谁也代表不了法轮功，谁也不可能把问题讲得非常全面。这批学员出来后，国务院的工作人员，又到人群中随机点了几批学员进中南海里谈。还有一些工作员到人群中散发中南海里印的传单，传单上讲：中国公民有信仰自由；有炼功的自由也有不炼功的自由，有选择所炼功法的自由，政府不会干涉。传单还要求大家回去。

　　可已发生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大家谁也不愿意走。

　　到中午时分，在国务院的要求下，法轮大法研究会的李昌、王治文和北京大学郝嘉凤教授等五人作为法轮功学员正式代表进入国务院同政府官员会谈，申诉了我们的要求：释放天津被抓的法轮功学员；给法轮功修炼群众一个宽松的修炼环境； 允许出版法轮功书籍。

　　这时我们在外面开始吃盒饭或自带食物，一些衣着整洁的学员，自愿四处收集垃圾。他们连警察扔的烟头都捡到了小推车上。大约下午两点多，何祚庥坐出租车来到中南海西门。大概是中南海里面要他来和我们的学员对质。因为还要登记等中南海里面通知才能进中南海，他一开始还进不去，只好到门口来回晃荡。手里拿着一块他事先制作好的大展板，大概又是污蔑中伤法轮功学员的。他离我们只有二十多米远。这是对我们的一个考验。何祚庥的言行深深地伤害了在场的每一位学员，天津的抓人、打人完全是他一手挑起的，要是在常人面前何祚庥的下场可想而知，他肯定会被打成肉酱。而我们是修炼的人，在完全用善的一面向国务院反映真实情况，他的出现没有引起功友们的任何暴力倾向。

　　99年4月25日当晚大约八点多钟，李昌、王治文等从中南海里出来。虽然没有任何结果，但他们出于对政府的信任，相信问题以后能解决，就劝说我们先回去。我们虽然很不情愿，但既然他们是政府认可的法轮功代表，我们也就只好听从了。队伍散去之前为了不给政府工作人员增加工作量，我们把地面打扫的干干净净。没想到这竟成了以后给王治文、李昌等定罪的罪状。这事被说成：法轮功有严密的组织，政府都不能说服这么多人回去，他们几个人一声招呼，就全回去了，地上连一个纸片都找不到。

　　同样是在当晚，在我们心中对政府充满着期盼和信任而散去的同时，江泽民以中共总书记的身份，给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关的领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江泽民指控“4.25上访事件”有“幕后”高手在“策划指挥”（ 中办发电[1999]14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江泽民同志给政治局常委及其他有关领导同志的信》的通知”）。

　　 4月25日以后，气氛一天比一天紧张。一开始是各单位开始摸底调查法轮功学员，然后是派出所的警察早上来炼功点偷偷拍照，便衣来参加我们的学法活动，并开始限制我们一些学员的活动范围。我们当时都抱着对政府极大的信任，让他们随便看、随便查，因为我们本来就没有政治目的嘛。有趣的是有的来调查我们的人，被我们的真诚所打动，有的人还真是得了法。自99年5月下旬开始，全国许多地区法轮功学员的日常炼功活动受到城管、公安部门的驱散。一些地区公安用高压水龙头驱赶炼功人群，并用高音喇叭干扰炼功。各地法轮功辅导站负责人被单位和公安找去谈话、盘查，受到监视、跟踪和电话监听，并被规定不得离开当地。

　　5月16日，清华、北大、中科院的学员在中关村大操场举行了1300多人的集体大炼功弘法活动。这被中共高层说成是自425以后法轮功最大规模的聚集。主办单位中科院的学员立刻受到了警方严密调查。令人颀慰的是，有一些人在这次炼功弘法活动中真正得了法。

　　6月伊始，中国大陆开始出现了黑云压城的势态。不点名的污蔑法轮功的文章大量出现在各大媒体上，有经验的人已经知道共产党准备开始镇压了。6月7日，江泽民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讲话，声称“‘法轮功’问题有很深的政治社会背景乃至复杂的国际背景。”“是1989年那场政治风波以来最严重的一次事件。”该文件于6月13日在中共内部各单位秘密传达。（中办发电[1999]30号“中共中央办公厅关于印发《江泽民同志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抓紧处理和解决“法轮功”问题的讲话》的通知”）。两三个月后，我在中科院做我们“洗脑、转化工作”的人手上见到了这份文件，他是这些人手中的“尚方宝剑”。

　　99年4.25以后到1999年7月我们给中共高层领导、政府有关部门写去了大量的信反映真实情况，光是我们中科院学员写出的信都有上百封。

7月中旬，北京的各大高校开始放暑假，大学生们纷纷离校。有丰富镇压经验的中共看准了这个时机，他们害怕大学生们也起来反镇压。99年7月21日清晨我们从网上突然得知，全国各地大批老学员已被抓。我非常痛心，立刻打车就和一些中科院学员等去中南海上访, 那里早已戒备森严。出租车根本就不能开到府右街，只能在前两个路口停下，我们再往里走。这时看到到处都是大公共汽车，到处都是警察。有的在盘查路人，有的手持警棍猛击学员，有的踢打学员把学员往大公共汽车上塞。有学员被打得满脸是血。我们大声喊“不许打人！”，于是也被警察拧着骼膊塞到了大公共汽车上。我们先被关押在丰台体育场、后转押往石景山体育场、海淀区公安分局，最后被关押到中关村派出所进行“洗脑”。两天后释放，由本单位继续“洗脑”。接下来几个月的时间被大大小小“洗脑”上百次，均未达到“转化”目的。所谓的洗脑主要是先停止你的正常工作, 让人不停的找你谈话, 或给你反覆述说无数的那些事先已经编造好的谎言，或以各种你赖以生存的东西如学籍和工作等来胁迫你，同时还常用“放大镜”找你或其他法轮功学员身上的缺点，不停的进行讽刺挖苦打击以瓦解你对自已和大法的信心；或强制你反覆观看中共制造的电视节目。我经常每天被这样子“洗脑”达十个小时以上。

　　那时批判法轮功的节目和各种宣传铺天盖地的遍及每一条大街小巷。在痛苦的折磨下一些老学员或辅导站的负责人受不了，也开始在电视节目中附和邪恶，批判大法。那时李老师在静观世人，没有任何发言或讲话，该怎么做就全靠大家自己去悟了。一开始大家都很迷茫，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做。几乎全国各地的法轮功学员都来北京寻求答案。

　　8月以后的北京，每天都有大批的外地学员汇集。他们是摆脱了围追堵截，穿过重重关卡来的。有的甚至走了几百里，上千里地来到北京。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每天在北京的外地学员人数大概不下几十万。很多人在北京举目无亲，他们有的露宿街头；有的住在地铁站通道里；有的干脆睡的公园的；有的家庭条件挺好，在单位当处长局长什么的，费尽艰辛来到北京上访只好睡在瓜地里，还要时刻提防警察的抓捕。天安门广场周边地区的学员非常多，他们和大量外地游客渗杂在一起。但学员真诚、纯朴、善良和不愿意说谎使得他们非常容易识别。那时天安门地区的公安抓捕法轮功学员的一个最准确、高效的办法就是：拦住人就要他（或她）骂李老师，骂法轮功。骂得越脏越难听他们就放得越快，不肯骂的就直接往警车里塞。

　　为了堵住上访大潮，北京市公安局还专门下了个文给北京市各房屋出租户，严禁他们出租房屋给法轮功学员。各派出所的警察经常挨户去检查，看是否有法轮功学员入住。每天都有大量的学员被抓，每天又有大量的外地学员涌入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