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在七处，我被和众多的死刑犯、重刑犯们关押在阴暗、潮湿、拥挤的囚室里。一进去犯人们就警告我：进到这里来就别以为自已还是博士，也别再把自已当人。从那以后，我经常被囚犯们欺凌，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囚室里人均面积不到一平米，吃喝拉撒全在里面。气味非常难闻，各种疾病蔓延。在最初的几十天里，我被夜以继日地诱供、逼供，审讯次数让那些大案要案的重刑犯们吃惊。在一次审讯中，我把在号里挨打的事向北京市国保总队的人反映，把衣服脱下来给他们看我身上的青紫。他们脸上笑开了花，有的还说：再过一个月王斌就该“熟”了（像鸭子被煮熟了的意思）。预审员们有时晚上9点开始提审我，凌晨4点或2点把我放回号子里，等我刚一合眼，他们又开始了白天对我新一轮的审讯。有时，他们白天提审我，晚上我被放回号子后又被犯人罚站“值班”。不一会儿他们又开始把我从号子里拉出去审讯。并逼里面所有认识我的大法学员来揭发检举我。这样的审讯让人感到你随时随地会被审讯，任何问题或个人隐私都有可能会被问到。北京市国保总队的预审员和他们的主子们还经常“提醒”我：“知道这是哪儿吗？这是七处！” ；“从我们手里写了态度不好的没有几个能活着出去的……，你认为你这样的人还能活着出去吗？！”凭着北京市国保总队多年整人的经验，他们深知这样的审讯最容易让人精神崩溃。在被抓后的头四十天我都基本没能睡过什么觉。我的一个朋友，99年10月28日新闻发布会的参与者，原航天部二院的硕士荆宝钟，就是在这样的审讯下精神完全崩溃了，成了精神病后被释放，再也没恢复。

　　因为从我这里他们得不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他们对我的刑讯逼供就更加变本加厉。记得一天深夜，两个预审员，和他们头子，及指挥抓捕我们的那个狠毒的抓捕队长一齐赤膊上阵。凌晨两三点钟还得不到任何东西，北京市国保总队那个预审头子，胖墩墩的，圆脸、戴眼镜和那个满脸横肉的抓捕队长多次威逼我，要我出卖功友，要我拿出“诚意”来。达不到目地他就恶狠狠的警告我：“你这样的背景正好用来作反面教材！你们家要是历来就反对共产党呢，我们对你还讲点统战。你们家是共产党内部的人，共产党是历来绝不会手软的，坚决要严酷打击。整的就是你这样的” 。我听了这话真是又好气又好笑，谁叫我爷爷跟贺龙、任弼时一起当过老字号的共匪（“老红军”）呢。还有一次，审案警察杀气腾腾的宣称：“… … 中科院算什么, 十个XX大学算什么？ 共产党的天下是两千万颗人头换来的, 杀你一百个科学家算什么。阿我们只对江办负责，大脑袋们（江泽民、罗干等）的面子最重要……。”

　　其实，即使是按照中共他们自已的 “法律”也早该放我了。中国的法律规定讯问最长只能延长到48小时，找不到什么犯罪的证据就应当放人。我3月15日被抓，第二天就被改成刑事拘留。在拘留证上的盖章的是当时的北京市政法委书记、公安局局长强卫。他们疯狂审了我二十天都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还不放人，这在他们自已的法律体系内也是犯罪。我跟大纪元的一些瓜葛是他们二十天以后才查到的。为了掩盖这一点时间差，他们就伪造了所谓我的“3月16日”口供。不过即便是这样也叫人好笑，介绍了一些人认识，在一起吃了顿饭，便被判刑，这是哪门子法律啊！

　　通常审讯过后放回号子又是体罚，长时间地坐板。坐板是一种很痛苦的折磨，必须双手抱腿，身体坐直，坐在一板很硬的大板子上。时间一长屁股尖着板部份就像针扎一样痛。这样的体罚往往对法轮功学员要求更严。记得我有好几次双腿放松一点，就被后排的犯人一阵拳打脚踢，“不听政府的是吧？！又在炼功怎么着？！放老实点！”。看守所不准我们有近视眼的带眼镜，在号里光线又昏暗，除了生活上极不方便外不说，有时几个犯人一起上，拳打脚踢，谁动手打了你都看不清，更说不出名字来。最难受的是炎热的夏季时，因号子里的人太多，我呼吸都困难，就像鱼缺氧一样。因长期坐板，接触板面的皮肤都溃烂了。这样的环境让常让我感到生不如死。有一次一个犯人长叹道：这里养猪都活不了。另一个犯人就纠正他说：你说错了，这里是养鱼都活不了。

　　除了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和审案警察的折磨，每天我都要默默的忍受重刑犯们不知何时就会施加到我头上的凌辱。记得有一次，有一个犯人几巴掌将我打倒在便坑旁，把我的头使劲往下按，逼我舔便坑。我当然不会去添了，无非是再多挨点打。还有一次，一个体重240多斤的黑社会成员把我打倒在地上，仰面朝上，然后跳起来一屁股坐在我的肚子上，我听见肋骨和胸骨嘎嘎直响。原以为全断了，没想到，等他一起来，我除了痛了一阵外，一点事都没有，真是命大。还有一次好几犯人把我按在地上，几个人抓住四肢，一个死刑犯人，用他脚上的脚镣缠住我的脖子，然后大家一齐往反方向拉。我眼冒金星都快没有知觉了他们才放。这样的常规的折磨方式在号子太常见了。

　　这些牢头狱霸们整天在号里没事就是想各种“新招”来玩人。如他们把一跟长线拴在人的生殖器上，像牵牲口一样，他们用力一拽，你就要到他们面前去，一放松你就要离开。这叫“放风筝”。让人全身贴墙，四肢伸展贴着墙，舌头也伸出来顶墙，单腿长时间立着，这叫“壁虎游墙”。把人的两根手指紧紧的捏着，往指缝里插进一支牙刷，捏紧后用力一转，这叫“开锁”。还有的刑罚连他们自已都叫不上名字。如用两个可乐瓶装满水，用细绳绑好，拴在人的两个乳头上吊着。因为法轮功学员，是受到中共敌视的，所这些各种整人的刑罚就会很自然的施加给他们。在狱中对法轮功学员进行严厉打击和管制就是他们讨好中共以换取各种优待条件的一种捷径。当然不可能所有的酷刑和“新招”都施加到一个人身上，也没有人能受得了所有的“招”。但我想法轮功学员加起来一定受尽了人间所有的酷刑和凌辱。

　　2001年9月，我和法轮功学员原中科院感光所硕士时绍平、原中科院发育生育所硕士曹凯、原中科院李晓东和中国预防科学研究院的硕士研究生某某一起被押送到北京市公安局海淀看守所关押。这个地方的邪恶和黑暗比起北京市第一看守所（七处），在有些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

　　当今中国官场中流行这样一首诗：“当官不怕赴宴难，万杯千盏只等闲。五粮茅台腾细浪，乌龟王八滚鱼丸。卡拉欧凯全身暖，桑拿驱散五更寒。更喜小姐白如雪，三陪过后尽开颜。” 其实中国社会的黑暗和腐败是全社会性，已不只是局限于官场，很大一部份共产党或政府的工作人员只要稍有一点权力都要滥加利用。这种现象在政法系统最为严重。人们常说：以前土匪在深山，如今土匪在公安；公、检、法三条狼，工商、税务是流氓。人们对他们的痛恨早已是怨声载道。上梁不正下梁歪，罗干作为中共政法系统的最高掌门罪责难逃。那么这种司法系统的腐败在北京各区的看守所更是体现的淋漓尽致，到了赤裸裸的地步。

　　海淀区看守所位于清河镇龙岗路25号。这里关押大多是流氓、地痞、无赖，很大比例的人吸毒。所有北京的看守所中吸毒犯人的比例都很高，而他们大多数都不是因为吸毒而被抓，因为吸毒目前在中国太普遍了，仅仅只是吸毒的话，连警察都不当回事了。这里是以不同的筒道来分区关押犯人，每个筒道有十几个号，由数名看守警察来负责管理。每个号子，约二十平米一般要关押的二十多个犯人，有时达三十人。其实往往每个筒道的还有些空号，看守人员宁愿让其他号子非常拥挤，也不会分一些人员去空号住，除非人太多了装不下。这是因为：一是为了省事少管几个号子；二是有些号子可以留给家里有钱、有关系、有背景的犯人。他们从中可以获取不少好处。这些犯人进来后往往需要特殊照顾，住得要宽敞，还要有其他犯人侍候。当然是否能全部享受这些优待要根据犯人的背景关系和所给的好处而定。

　　我们这几个个研究生，被押送到海淀看守所之后，首先看守们就令犯人将我们搜查一遍，全身扒了个一丝不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