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有一些朋友就更惨。比如赵昕，北京工商大学经济学院教师。2000年6月在北京海淀区看守所被殴打成颈椎粉碎性骨折了，受了半年的病痛的折磨后于去世。航天部二院硕士荆宝钟，因参加99年10月新闻发布会，被北京市国保大队刑讯逼供致疯。

　　江氏流氓集团和中共除了对我们这些年青的知识份子进行灭绝人性的迫害外，对年老的也毫不手软。李宝庆，中国科学院地理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政府特殊津贴获得者，曾被评为中国科学院“七五”重大科研任务先进工作者），67岁高龄还被拘留4次。刘静航，65岁，李宝庆的妻子，中国科学院遥感应用研究所的副研究员，曾三次荣获中国科学院科技成果二等奖。被劳教3年。孔繁芬, 63岁, 中国科学院化工冶金研究所研究员, 被拘留4 次，强制劳动教养一年。北京大学研究生部老师袁林被判刑八年。中关村中学优秀物理教师李淑英阿姨被判刑三年。余本兰阿姨61岁，原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技术员，两次被劳教。

　　还有许许多多的同修,我只知道被判了刑，好几年了，至今还在被 “改造”。但被判了多长时间，被弄到哪里“改造”，近况如何，都不得知了。

讲到共产党的“改造”，我必须讲一讲他们是如何对人进行改造的，我被判三年，辗转关押过很多地方，无论到哪一个号，哪一个监房都只见人变得越来越坏、思想越来越复杂，却从没见人真正变好。表面上看是：犯人的恶习在互相熏染，有些本来是偷东西进来的，出去后学会吸毒、贩毒了；有些非法经营进来的，出去后学会金融诈骗了；行贿进来的出去后知道如何行贿才能符合党的要求了。其实说到根源上是：共产党对人的“思想改造”的一贯手法就是政治挂帅，以“党性”去抹杀人性造成的。

　　在关押场所里，在押人员也是经常性的受到为共产党歌功颂德的灌输，出的墙报，贴的标语全是宣传共产党是如何伟大、光荣、正确，犯人们被要求唱的歌曲，看的宣传片也无一例外。一个人不由自主的就会哼起“共产党好”、“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这类歌。但在这些地方却从没有人致力于如何提高犯人的道德水准，真正的要他们去做一个好人。在这里是否符合党，党的下属机关或者党的干部、看守们的利益成了衡量是非曲直的唯一的、绝对的官方标准。如果大家都变成讲真话、办真事的好人了，他们的现实利益就保不住了。

　　举几个具体例子吧，现在各收押场所都在搞创收，抓经济效益。只有这样，看守、狱警们才能有利可图，才能有奖金，给共产党干活才能卖力。现在，中国大陆淫秽书刊卖得很好，很畅销。这种书如果在社会上老百姓去做就很危险，一旦被查抄之后就会判刑。但在戒备森严的关押场所由政府机构去做就很安全。因为，在戒备森严的关押场所里，外人根本进不去。而政府部门又是相互维护的，谁也不会自已去揭自已的短。其中我呆过的有一个关押场所就曾负责装订、制作过这种淫秽书刊，每个犯人还下了较重的生产任务，做不完的话挨打挨骂是少不了。一个犯人本来在社会上就是因为做淫秽书刊入狱的，看着面前一大堆完不成的“改造任务”，他长叹一声道：“唉！我在外面就是做这个的，进来以后还要做这个，早知道这样我和这里搞联营就好了。”

　　还有个监区是替社会上的个体户加工一种袋装食品“玉带豆”，这种食品在社会上销量很大，人们都很爱吃，却不知道它是怎么做出来的。这种食品的加工原材料是蚕豆。个体户不停的用大货车一车车的将原材料蚕豆运进监区。监区里有许许多多的大桶，先用大桶将蚕豆泡胀，泡了十来个时后，就必须换水重新泡，否则就会发酵臭不可闻。大桶的蚕豆要两个人抬，换水很麻烦。在押人员又大都有生产任务，那里离厕所很近，所以就把大桶的蚕豆往厕所里放着，有时为了图方便，换水的时候，把满桶的蚕豆往很脏的小便池子里一倒，再往桶里放自来水，然后把蚕豆放进去。蚕豆泡胀后就大家就开始剥，每人面前都摆了一组平行刀片，拿起一颗蚕豆，在平行刀片上一滚，将两端的皮撕下来，就剩下了中间一根“玉带”。很好看，但泥糊糊的很脏。然后往蓝子里一丢就算完事，一天至少要剥上万颗这样的蚕豆才能完成中共下的任务。有时犯人们手忙脚乱，鼻涕、痰也往里弄。看守只关心产量不会关心那看不见、摸不着的卫生。这些成品一会儿便被用大麻袋装起来，运到个体户那里油炸后，分装在漂亮的包装袋里，在社会上卖。销量非常大，利润也很高，人们也吃得津津有味，可是他们并不知道这种豆是在那么肮脏的环境中生产出来的。这类食品给个体户和中共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我坐牢的那段时间，正是全国学习江泽民“三个代表”的高潮，后来“三个代表”还被写进了宪法。那段时间“三个代表”在政治敏感的政法系统成了口头禅。什么都要跟“三个代表”挂钩。今天某犯人做“淫秽书刊”超了产说自已是在“三个代表”的指导下才有那么大的干劲。明天某犯人小便池子里泡蚕豆泡得顺当了，当天任务完成的好，也是“三个代表”的功劳。连监狱当官的讲话也是：咱们XX看守所、XX监狱在“三个代表”的指导会越办越好，越来越兴旺。这话倒是没错，在 “三个代表”的指导下抓了那么多人进来，拘留所、看守所、劳教所、监狱都人满为患，他们能不“兴旺发达”吗？！如果再信江泽民的“三个代表”，关起来的人还会越来越多。真正的太平盛世如唐朝的“开元”、“天宝”年间，大理寺（相当于现在的司法部、最高法院）前经常门可罗雀，因为无案可审，有时全国的案件一年不到几十例，而现在一个小乡镇的案件都比那要多。

投奔自由

　　我因拒不 “认罪”和“悔过”，一直服刑到三年期满才释放。释放后回原籍，在湖南省610办的指令下，继续受当地政府的管制。因不肯转化，所以即没有工作又没有自由。湖南省610办和湖南省高校工作委员会610办公室又三番五次“指示”我父母所在的单位吉首大学将我送到“学习班”进行再度强制洗脑，每月还要收取 “学习费”9800元人民币。一般情况下610办会首先把这笔钱摊派给单位。单位哪来钱，还不是纳税人的钱。真不知道单位拿不出钱的人家怎么办。我们那里有个中山大学毕业的青年教师，也是法轮功学员，原来曾被送到精神病院“治疗”，后来又被送去省会长沙参加了两期这样的洗脑班，单位前前后后花了几万元钱。

　　就这样我被他们一步一步的逼得走投无路，只好冒着再次坐牢的危险，瞒着亲朋好友离家出走，逃往海外。在这里我又从新获得了人格的尊严，但那些心灵的创伤却是永远也难以恢复的。我真是不愿去想，不愿意再有从前的记忆。每回忆一次，又要将心灵上的那些深深的创口翻得鲜血淋漓。但是有幸能从中国大陆逃出来的人实在太少，我必须要站出来为真理作证。在痛苦的煎熬中我慢慢的回想从前，将这段真实经历和体会简要写出来作为历史的见证，以期启悟世人。

　　希望这段邪恶至极的历史千百年、亿万年、永生永世都不要在人类社会重演。